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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柯斯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和谁一起到这里来的？”陀丽一边说，一边把黄瓜和蜂蜜分给孩子们，“和符朗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
“对，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是自己出资带上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做法，”列文说，“可是难道志愿兵还在不断出发？”他瞧了一眼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一把小钝刀子小心翼翼地把还活着的蜜蜂，从一个盛着白色蜂蜜的杯子里剔出来。
“是啊，而且还能怎样呢！如果您看到昨天车站上的情景！”卡塔瓦索夫咬着黄瓜咯吱吱响地说。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看在基督的分上，您给我解释一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些个志愿兵开到哪里去，他们和谁打仗？”老公爵问道，显然是在继续列文不在时就已经开始的谈话。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微笑着回答说；他已经把那只在蜂蜜里泡得发黑的蜜蜂剔了出来，它在小刀上拼命挣扎着，再把它从刀子上拨到一小片结实的白杨树叶上。
“那到底是谁向土耳其人宣的战？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及施塔尔太太？”
“没有人宣过战，而是因为人们同情邻邦的苦难并希望帮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说的不是援助，”列文帮着岳父说，“而是战争。公爵是说，没有政府的允许，个人是不能参加战争的。”
“柯斯佳，你看，这是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给它咬着的！”陀丽说，她赶走了一只黄蜂。
“其实这不是蜜蜂，这是只黄蜂。”列文说。
“好了，好了，您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卡塔瓦索夫带着微笑对列文说，显然是挑动他进行争论，“为什么个人没有权利？”
“我的理论是这样的：战争，一方面是一种兽性的残酷行为，以至没有一个人，更不要说基督徒了，能负得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而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这种责任，它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无论从科学和健全的理性来讲，在国家事务中，特别是在战争事务中，个体公民是不能凭自己的个人意志行事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带着作好准备的表情，异口同声地说起来。
“
名堂也就在这里，亲爱的，有时候政府不能表达公民们的意志，那社会就会出来宣告自己的意志。”卡塔瓦索夫说。
可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就不赞成这样的反驳。他对卡塔瓦索夫的话皱了皱眉头，发表了另一种的看法。
“你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没有宣告战争，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达。人家屠杀你的兄弟，屠杀和你同一血统和同一信仰的人。好吧，甚至就算不是兄弟，不是同一信仰的人，而就是儿童、妇女、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大家的感情激愤起来了，于是俄罗斯人就跑去制止这种可怕的行为。你设想一下，假如你在街上走着，看到酒鬼们在揍一个女人或婴儿，我想，你不会去问是否对这个人宣战了，而会扑到这个人身上去保护受欺辱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的。”列文说。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看见了，我会凭自己直接的感觉办事儿，但事先我没法说。而且，对受压迫的斯拉夫人，没有也不会有这种直接的感觉。”
“也许，对你来说没有。但它对其他的人来说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着眉头说，“人民中间有种种关于东正教徒受‘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奴役之苦的传说。人民是听了自己的兄弟们的苦难才说的。”
“也许吧，”列文模棱两可地说，“不过我没有看见；我自己是人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瞧，我也是，”公爵说，“我在国外生活过，我看报，我承认还在保加利亚事件以前，我就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国人这么突然爱上了斯拉夫兄弟，我却对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爱？我很伤心，以为自己是个废物，要不就是卡尔斯巴德对我起了作用。但是回到这里来以后，我就安心了——我看到除我以外还有其他人，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俄罗斯，而不是什么斯拉夫兄弟。瞧，康士坦丁也是。”
“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毫无意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当俄罗斯——人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那就不是个人看法的事情了。”
“不过原谅我。我看不出这一点。人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呢？那礼拜天在教堂里呢？”陀丽说，同时仔细听着谈话。“请给我一块毛巾，”她对笑眯眯瞅着孩子们的老头子说，“不至于会全体……”
“不过礼拜天在
教堂里怎么了？人家吩咐司祭宣读。他宣读了。他说什么也不明白，和在布道的时候一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然后人家告诉他们，是教堂为拯救灵魂的事儿募捐，于是他们每人掏出一个戈比捐了。而干什么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人民不会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从来都是有觉悟的，而在当前这样的时刻，这种觉悟便变得清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同时瞅着养蜂场的老头子。
这位老头子相貌堂堂，个子高大，长着一头银发和花白胡子，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端着一杯蜂蜜，亲切而平静地从自己身材的高度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什么都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这正是这样。”他慎重地摇摇头，针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说。
“对了，你们问问他。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到了，米哈依雷奇，关于战争？”他转而问他，“教堂里刚刚都念些什么了？你在想什么？应当为基督徒们而打仗吗？”
“我们有什么好想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全为我们想好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为我们想好了。他更清楚。还要不要拿些面包来？再给小伙子来点儿吗？”他指着正把面包皮吃了的格里夏，问陀丽。
“我用不着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曾经看到，而且仍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抛弃一切去为正义的事业效劳，从俄罗斯的四面八方来，直率而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或献出自己节省下来的几个钱，或亲自去，直截了当说是为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照我看，”列文开始激动起来说，“在八千万人口中从来都找得出像现在这样几百，甚或是几万的亡命之徒，他们失去了社会地位、一无所成，任何时候都准备参加普加乔夫一帮，去希辅，到塞尔维亚……”
“我对你说的，不是几百也不是亡命之徒，而是人民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语气一样激动，好像在保卫自己最后的一点儿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可是全体人民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词是多么模糊不清，”列文说，“地方文书、教员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至于其他像米哈依雷奇那样的八千万，不但没有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根本就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意志。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