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是有一个犯罪团伙，专门偷抢绑架憨子和少年，摘除他们的器官，卖到香港去。甚至还有人说这个犯罪团伙明码标价，搞到一个憨子，出价五万元；搞到一个少年，出价八万元。而他们把一颗心脏偷运到香港去，就能够卖十万元，一个肾可以卖五万元，一个胃也是五万元，算下来一整套的人体器官，就能够卖到几十万元。这些谣言让社会上人心惶惶，夜晚少年们不敢出门，而憨子的父母也不敢把憨子单独放在家里。
社会上的这些谣言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向上级保证一定尽快破案，上级要求限期破案，我们的心理负担很重。办过案件的人都知道，要求限期破案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案件的侦破有很多偶然因素，不是人力所能够决定的，不是说我们好好努力，夜晚不睡觉，就能够破案，如果没有契机出现，你再努力也无法破案。可是中国自古到今一遇到大案命案，上级都要求限期破案。比如说《水浒传》，景阳冈上有大虫伤人，官府就要求限期捉到大虫，捉不到大虫，就打得猎户们皮开肉绽；如果不是武松打死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猎户们不知道还要被打多少次。
猎户出身的两兄弟解珍解宝也是这样，被官府逼迫，夜晚去荒山上给老虎下套，没想到打到老虎了，却被一个姓毛的富商给私吞了。
那些天里，我夜晚总是失眠，不知道这些案件怎么侦破。按照作案特点来分析，这些案件能够并案，也就是说，这些失踪案件，肯定都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
可是，这个犯罪团伙在哪里？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这样焦虑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山西警方来的电话，要求协查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憨子。
山西警方说，一天凌晨两点，他们例行巡逻时，看到有一个人沿着公路行走，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他们下车拦住这个人，看到这个人神情恍惚，目光散乱，脸上全是汗水和泥土，衣服也很脏。他们问这个人的名字，他说不清楚；问他家在哪里，他还说不清楚；问他要去哪里，他照样说不清楚。这个人说话含糊不清，但是能够听出来是陕西口音。
憨子说话是陕西口音，那么说明这个憨子是陕西人，可是，陕西的憨子怎么能够跑到山西去？陕西和山西中间隔着一座中条山，还隔着一条黄河，依靠憨子一个人绝对是不能够去往山西的，他连怎么买票，怎么乘车乘船都不知道。那么，陕西的憨子在山西出现，说明他是被人带往山西的。
谁把他带到了山西？是他的父母吗？应该不是的。因为父母一般是不会带着憨子出远门的，一是害怕跑丢了，二是嫌丢人。那么，会是谁带着陕西的憨子去往山西呢？
带他去往山西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团伙。
接到山西警方的电话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和谭警官买了火车票去往山西那座城市，找到了那家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派出所。
我和谭警官，还有憨子，面对面坐在派出所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仔细地询问憨子，可是憨子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清楚。我们从他口中问不到一句有用的信息。我们又拿着当初那些报案人提供的失踪憨子的照片比对，发现这个憨子也不在失踪者之列。
一些生了憨子的父母，不愿意给憨子照相，觉得憨子丢人。这次，还有三个失踪的憨子没有照片，眼前的这个憨子是不是就在那三个人之列？
可是没有照片比对，怎么办？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那三个憨子的父母姓名逐一说出，观察憨子脸上的神情变化。可是，无论我说出谁的名字，憨子都在龇牙咧嘴地笑。后来，我说出了“赵本山”，他还在笑。
没办法，这招不管用。
憨子的身份不能确定，这个案件就无法找到突破口。
我仔细观察坐在对面的这个憨子，看到他衣衫褴褛，头发脏乱，散发着一股酸臭味。他的指缝间又黑又脏，藏满了黑色的煤末；他的头发里也藏着煤末。我让谭警官脱下憨子的衣服，看到憨子肩膀上有一处新鲜的伤痕，伤痕里居然也是煤末。
山西的这座城市，多年来都被联合国评为环境最差城市，空气中也飘**着黑色的粉末，坑坑洼洼的马路边，全是一层一层的煤末，去饭店吃饭，饭碗端上来，你还没有顾得上吃，饭碗里已经落了一层煤末。这座城市的经济依靠煤炭支撑，而多年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破坏相当大。
憨子的手上有煤末，头发里有煤末，这不奇怪，居住在这里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即使刚刚洗过的脸，时间不长，脸上就落了一层煤末。
奇怪的是，他肩膀上的新鲜伤疤，伤疤里居然有煤末。肩膀外穿着衣服，衣服阻挡了他的身体，可是他身体上的伤疤里怎么会有煤末？又是谁打伤了他？
从憨子的身体特征中，可以断定，他是在煤矿里做工。
当时，我的第一判断是，这个憨子被人控制，在小煤窑里打黑工。黑心矿主喜欢雇用憨子，因为憨子干活下死力，还不需要支付工资。用书面语言来说，憨子就是小煤窑的包身工。
不久后，山西洪洞县发现了大量的现代包身工，这些包身工以憨子居多，在黑砖窑里干活，忍受着极度的摧残。黑砖窑的老板和打手，动辄对他们毒打，还放狼狗咬他们。至于他们的居住环境和饮食，那更没法提了。他们的生活不如猪狗，而每天还要进行超负荷的劳作。黑砖窑出现的包身工，证明我那时候的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黑砖窑已经够残忍了，而这些憨子的遭遇，比黑砖窑还要悲惨。悲惨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超出了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想象。
如果能够找到憨子打工的那家小煤窑，憨子的身份可能就会知晓。可是，山西这座城市的各种小煤窑、黑煤窑有多少？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能连煤炭管理部门都无法统计。所以，要通过小煤窑找到憨子的身份，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个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憨子，又是当时案件的唯一突破口。
我们把憨子送到了附近的康复医院里，期盼着奇迹会发生，憨子的大脑如果能够进行正常思维，说出自己遭遇的一切，那案件就迎刃而解了。
半个月后，从康复医院传来的消息是，憨子无法正常回答问题，他总是所答非所问。有些智障人士可以通过康复治疗恢复一些记忆，这主要是指后天的智障人士；而对于先天的智障人士，则就无能为力了。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憨子送到救助站。一旦憨子能够说出他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能够把他送回家。如果憨子一直说不出他准确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一直养着他。这是全国各地救助站的职责。
又过了半个月，救助站传来消息说，憨子总在说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似乎是孙海庄，因为憨子的发音很不准。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说孙海庄；问他母亲叫什么名字，他还说孙海庄；问他家住在哪里，他依然说孙海庄。孙海庄到底是一个人名，还是地名，不得而知。
我和谭警官反复分析憨子的口音，他的口音应该是秦岭山中安康地区一带的，他说的每句话最后一个音都会上翘，安康一带的人说话都是这种口音。憨子应该是安康一带的人。而更让我们振奋的是，这一年来神秘失踪的智障人士和少年，也都是安康人。
我们找到安康地方志办公室，请求他们帮忙查找是否有一个名叫孙海庄的村庄，还真的找到了，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我们又询问村庄是否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憨子，村长说，村子里有近百口人，但是没有一个是憨子。
我们又让安康地区的户籍警帮忙查找是否有孙海庄这样一个人，结果查找到了八个，其中七个人都健在，他们的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是憨子，而那个去世的人，死的时候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仅仅凭这些，是完全无法断定憨子的身份的。而且，憨子吐字不清，他到底说的是孙海庄，还是孙海光，还是宋怀壮，还是苏海壮，我们都没法判断。
仅有的一条飘忽不定的线索中断了。
当时，我们只是从生者中寻找与这个憨子的关系，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死者居然与憨子有关系。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
但是，谁又能想到，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会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有关系。
如果你不了解案件的整个经过，你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如丝如缕的关系的。
截至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有了很多疑点。那么多的智障人士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消失，也都是在安康的两个县里消失，为什么犯罪分子专门盯上智障人？他们偷抢，或者诱骗这么多的智障人士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波，把智障人带到千里外的山西？他们到山西来做什么？
这个被发现的智障人士是从事与煤炭有关的工作，很可能是井下挖煤，那么是谁在控制他？他又是如何能够从井下逃脱的？
把这些疑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犯罪链条：有一伙犯罪分子，搜罗陕西安康的智障人士，也包括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用诱骗的方式带着他们上火车，来到山西的这座城市，将这些智障人士和中学生，卖给小煤窑主，从事井下挖煤工作。因为这些人是买来的，所以煤矿主可以不支付他们工钱，而让他们没黑没白地干活。如果这些被买来的商品不听话，他们就毒打。如果这些人被打死了，或者累死了，在八百米深处的井下，挖个坑掩埋了，没有人会知道这些罪恶。
后来的侦破结果出来后，证实我们的猜想和事实有部分吻合，但是，事实上，这些犯罪分子比我们猜想的还要罪恶得多。
我们也曾想过通过煤炭管理部门，在一家家煤矿进行排查，看看是否有智障人士。可是，那些黑煤窑，一看到有穿制服的人来了，马上就盖上矿井，逃之夭夭。还有的煤矿主，与执法人员沆瀣一气，执法人员通风报信，他们会提前把智障人士藏匿起来，我们怎么排查？再说，这个地区挖煤的农民工，少说也有十万人，这十万人如果一一排查，要排查到猴年马月。而如果仅仅询问煤矿主，他们肯定都会说自己守法经营，没有雇用智障人士。
还有，我们两个外地人，又如何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执法人员在煤矿来一次大检查，他们怎么会听我们的呢！
所以，要破这个案子，还得依靠我们自己。
谭警官有一个同学，在当地劳动局工作，负责劳动仲裁。我们想从熟人入手，了解煤矿特别是黑煤窑的情况时，谭警官突然想起来他还有这么一个同学，当初在警校的时候，他们是同一寝室的。毕业后，这位同学在警察行业干了几年，就转行到了劳动部门任职。
我们找到谭警官的这名同学，他叫戴冠全。
多年的同学凑在一起，肯定要喝酒吃饭。那时候针对公安部门的五条禁令刚刚颁布，其中有一条是“严禁饮酒”，所以我们都不能喝酒。戴冠全有一个硕大的肚子，应该是长期应酬后酒足饭饱养成的。而当时的同学谭警官依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一个凸出的大肚子，可见在一些地方实权部门的油水会有多丰厚。
戴冠全听我们说想打听煤矿方面的纠纷，就说了一长串工资方面的问题，井下挖煤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不能得到保障，煤矿一转手，农民工就拿不到工资。煤矿主都没有给农民工买三险一金，农民工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那时候还是三险一金，现在是五险一金。
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准确地说出想从戴冠全口中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一再地问：“还有呢？还有呢？”
戴冠全说了半个小时后，突然不经意地说到了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案件。
他说：“煤矿主的能耐都很大，有的人甚至是手眼通天。有一次，一个煤矿上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死者家属向煤矿主索要50万，他们认为是罐车刹车失灵，导致死亡事故；但是煤矿主认为死者违反了安全措施，是自己撞上了罐车，只赔偿两万元。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因为赔偿数额相差太大，煤矿主就托人找到我，让我出面，把索赔价格往下压一压，这个煤矿主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开办的。我去了以后，就发现有问题。如果是刹车失灵，死者身上只会有一处致命的伤痕，可是这个死者头上、身上有多处伤痕，于是，我判断，是有人先把这个人打死，然后把他放在罐车轨道上，伪造罐车刹车失灵，撞死了他。我向煤矿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当即报警。可是，事情的处理经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我急切地问：“怎么了？”
戴冠全说：“我报警前和煤矿主沟通过，他坚决不让我报警。这个我能够想到，煤矿主担心自己的煤矿出了刑事案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就有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些小煤窑的问题太多了，只要你去找，就到处都是问题。可是，出了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能隐瞒不报啊，我是从警校毕业的，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报了警也没有什么作用，煤矿主把法医买通了。法医查看了死者后说，煤矿安全没有问题，死者是自己喝醉了酒，撞上了罐车。罐车安全设施没有问题，此事故与煤矿无关。后来，煤矿主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只给死者家属赔偿了两万元。”
我气愤地说：“这些煤矿主真黑啊。”
戴冠全说：“死者是个陕西人。”
我猛然震惊，又是一个陕西人。
失踪案的侦破丝毫没有进展，我们就想去煤矿看看，说不定还能够发现点有价值的线索。戴冠全一再给我们说起煤矿的罐车、巷道、风井、绞车等等，我们一点都不熟悉，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些失踪案，可能与煤矿有关，谭警官也是这样推断的。可是，如果不熟悉煤矿和矿井，又如何能够破案？
我们决定就去戴冠全所说的那家发生过凶杀案的矿井。可是，戴冠全不同意，他说那次因为执意报案，得罪了那家煤矿主，也得罪了他那位朋友，他们都不再和他来往，他可以另外介绍一家煤矿，让我们去。
戴冠全负责当地的劳动仲裁，认识很多煤矿主。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去过三家小煤矿。最后一家小煤矿让我们心存疑窦。
煤矿主对我们很热情，但是我能够看出来，那种热情是表面上的，内心里很拒绝我们。他不想答应戴冠全，但是又不敢得罪戴冠全，于是只好答应。我们的身份是作家，来到矿井采风，想写一部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煤矿主没有怀疑，他派人带着我们下到矿井。在暗无天日的八百米井下，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人间地狱。一群矿工穿着裤衩，**着上身，全身大汗淋漓，抡起铁镐在井下挖煤。他们全身乌黑，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色的，笑一下，感觉异常恐怖。我们想和矿工聊几句，但是，带我们下井的那个人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这样会耽搁生产。
他为什么害怕我们与矿工接触？
回到井上，我们再与煤矿主交谈，发现煤矿主的目光躲躲闪闪，游移不定。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面前的这个煤矿主，一定心怀不可告人的心思。至于什么心思，我们暂时不知道。
离开煤矿的时候，煤矿主把两条中华烟和一个厚厚的信封，硬往我们手中塞。我们推辞不掉，回到宾馆后，一打开，里面居然是2000元钱。
我们就这件事情询问戴冠全，戴冠全说：“只要是有单位有身份的人去煤矿，不管干什么，煤矿主都会给钱的。不同的单位，给的信封不同，那些实权部门，比如安全检查部门，煤矿主直接给的就是银行卡，卡里面少说也有几万元。煤矿主把这叫作舍财消灾。”
戴冠全又说：“煤矿主的钱多得是，他们把全民资源占为己有，拿他们的钱是应该的，你拿的是应该属于你的那一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心中想的是，最后一个煤矿主为什么和我们交谈的时候，神色不宁，他又为什么不敢让我们和矿工接触？
他不让我们与矿工接触，我们偏要与矿工接触，看看这个煤矿主心怀的是什么鬼胎。
我们在这个小煤窑的附近溜达，观察那些矿工，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工。一些矿工住在煤矿主提供的条件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一些矿工拖家带口，在外面租房住。有一天，我们盯上了一名刚刚从井下升上来的老矿工，他满脸的皱纹，头发花白，牙齿也掉了好多，一说话就会漏气。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村庄里。
老矿工租住的房屋异常残破，坐在地面上，抬起头来，能够看到屋顶上的星星。为了省电，这一对老夫妻只安装了一个十五瓦的小电灯泡，因为电量不足，灯泡太小，房间里昏黄一片。我们把煤矿主塞给我们的一条中华烟送给老矿工，老矿工看到这么好的香烟，吓得不敢接。我们就把香烟放在床头。
我和老矿工拉了几句家常，然后问：“叔，你这家煤矿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矿工悄声说：“死了人了，老板不让给人说。”
我问：“死的是哪里的人？”
老矿工说：“陕西人。”
我异常震惊，死的还是陕西人！
我问：“怎么死的？”
老矿工说：“半个月前来了一个瓜子，在井底下挖煤，挖了三天煤，就死了。”山西人把智障人士叫瓜子，陕西人叫憨子，都是一个意思。
当时，我的心中就像雷鸣电闪一样，可是外表还要装着很平静的样子。又是陕西人！又是智障人！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就这么巧！我感觉到这起矿难事故绝对和我们要调查的失踪案件有关系。
我不动声色地问：“您知道他死的时候的情景吗？”
老矿工说：“被炸药炸死了。”
我继续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瓜子？”
老矿工说：“这个人和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吃饭不知道饥饱，那些人给他碗里盛多少，他就吃多少；那些人不盛饭了，他也就不吃了。”
我问：“那些人是谁？”
老矿工说：“和他一起来煤矿的人，都是陕西人，都说的是陕西话。”
我极力压抑着心中的狂喜，继续问道：“和这个瓜子一起来煤矿的，有几个人？”
老矿工说：“五个。他们在一起很熟悉，应该认识时间很长了。”
谭警官听到这里，霍地站起身来，我也站起身来。这些天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些智障人为什么会被人带到山西，原来是带着来山西一起挖煤的。
智障人挖煤，肯下死力，但是不知道工资多少，不认识钱，他的工资肯定是被和他一起来的这些人领走瓜分了。
我们奔波了这么久，调查了这么久，这些失踪案，终于看到了侦破的曙光。
我问：“你带路，我们去煤矿，我们想找那五个和瓜子一起来煤矿的陕西人。”
老矿工说：“他们已经走了。”
我大惑不解，问道：“怎么走了？”
老矿工说：“瓜子死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走了，离开了。”
这五个陕西人带着智障人来到煤矿，仅仅干了三天，智障人就被炸死了。智障人死后，这五个人也离开了，听起来好像是不愿再待在这个伤心之地。这件事情看起来很不符合常理，一个智障人的意外死亡，难道就对他们这么重要？那些年，要找一份工作也是比较难的，难道他们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工作？何况，只干了三天，煤矿主也是不会给工资的，难道他们愿意白白给煤矿主干三天活？
我问：“你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吗？陕西哪里人？”
老矿工说：“只干了三天，都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也不晓得是哪里人。”
我说：“煤矿老板那里应该有合同吧。”
老矿工说：“我们这里是小煤矿，一切都不正规，进煤矿不看身份证，不签合同，干够一个月，老板给一个月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谭警官颓然坐在小凳子上，我的心情也失落到了极点。总以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谁知道是山穷水尽没有路。这个案件让我们很费解，从开始侦查到现在，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犯罪分子在哪里？不知道。犯罪分子是谁？不知道。犯罪分子怎么犯罪的？还不知道。作案现场在哪里？
依旧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么多智障人和少年被从陕西拐骗到了山西，在井下挖煤。
其实，后来的侦破证明，我们所推断出的这“唯一知道的”，也是错误的。我们低估了犯罪分子的残忍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