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徐大夫,顾不上吃午饭,火速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第二个幸存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闭路电视。见我们一大群人浩浩****地进来,吓得又哆嗦起来。

这回是薛队亲自出马,为稳妥起见,他特地从医院精神科借来一名大夫助阵,问道:“刘挚友,说说你当年学医时的经历吧。怎么选择的专业,又是怎么来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们不相信我?”他气息虽弱,但掷地有声。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精神科的大夫,可不仅仅要掌握几个药品名称和扎针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诉我平时你是怎么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给病人测体温、量血压,饭前安排他们吃药,如果碰到有人犯病发狂,就给他们上约束带……”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他开始左顾右盼,眼珠子来回乱转,“除了这些,我还给他们打针,带他们放风……”

“那我问你,你们医院的病人都来自哪里?”

他眼珠转得更厉害了,嘴却像封了胶,半天不动。

“如果是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你们都需要走什么程序?你怎么和病人的原籍联系?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来的病人,你们怎么接收?如果是家属送来的患者,又需要什么手续?”薛队像连珠炮一样发问,我感觉对方挨不了多少枪了。

“我就是刘挚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这群笨警察、庸医!”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虚弱无力,嗓门儿大得震天。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度烧伤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刘挚友,我2000年大学毕业,我只身一人来到玉川,在这间破医院里,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们可不知道那帮人有多难伺候……”

医院的精神科大夫后来对我们说:“这个人应该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刘挚友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从对这个人的了解来看,他原来应该是学医的。后来可能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里治疗,碰到刘挚友,让他产生了跟对方互换身份的妄想。这在精神疾病里是很常见的。”

从病房里出来,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亢奋地探讨起来。两个精神病病人现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宋琦从外面买来了盒饭,我们一边吃一边分析:“方涛”是假的,那么刚才那个刘挚友也是假的。现在又有了一个问题:沈京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做了伪证?难道说这起着火事件背后,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现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里的蛤蟆,冒了一下头,咕叽了两声,就缩回去了。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捣乱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做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薛队边嚼着米饭边部署:“继续给我找那个沈京,必须找到这家伙。我老是觉得这起着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苏玉甫说:“队长,第一个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们过去看看吗?”

薛队扔了饭盒,说:“去看看,去看看。我还真有话想跟他聊聊。”

第一个幸存者还在输液,见我们进来,很恭敬地跟薛队打了招呼,并从容地称呼我为“孙警官”。他的记性还不错。

薛队说:“刘挚友,你仔细想想,之前给你看的那张严重烧伤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说被救助站送到医院的那个病人,还有没有其他特征?他为什么疑似精神病?”

这个刘挚友瞧着天花板想了一下,说:“您要是这么问,我倒是想起一点儿……我跟他聊过,他以前好像是学医的,在读博士时压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儿,从业后没两年就彻底发病了,然后就一直接受治疗。好像是妄想症,在医院他和我接触最多,也愿意跟我探讨医学常识,所以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这么一理似乎什么都顺理成章了。薛队坐着半天没言语,自顾自想着什么,下意识要点烟,被护士制止了。护士满脸怨气,一边给刘挚友拔针一边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跟刚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么大动静吧?病人需要休息,你们总这样可不行!”

听她这么一说,薛队立马站了起来。护士以为薛队怒了,正愣着,没想到薛队上前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护士!”护士干笑半天,挤出一句:“知……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我们一伙人云山雾罩地跟着薛队出来,问什么他都不说。他在走廊尽头打了两个电话,又对苏玉甫耳语了几句;苏玉甫点着头,对宋琦和廖洁说:“走吧,跟我回队里一趟!”

他们三个脚下生风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队在走廊里傻坐着。我问薛队我干什么,薛队说:“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行。”

我说:“这案子不基本能结了吗?很简单的一起意外啊,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们还在这儿等什么?”

薛队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让你等着就等着,哪儿那么多废话!”然后他就不再理我,自顾自玩儿上手机了。那样子整个儿一老小孩儿。

我小时候得过多动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闲,嘴就更不老实了,问薛队:“薛队,原来李出阳是不是在咱们队啊?”

薛队姿势没变,眼珠子朝我滑过来:“是啊。怎么了?你小子还认识他?”

“我同学我当然认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是犯错误了吗?”

“我怎么知道?虽说我是他的一级领导,但我管吃管喝,总不至于还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这话说的,”我硬着头皮跟他逗贫,“我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阳以前那么优秀,在刑侦支队都干不下去了,我这跟他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我担心我以后会扛不住啊。”

薛队把手机放下,眯着眼睛看我:“放心,你没那扛不住的机会。”

这算什么话,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面似的。想跟他顶嘴,他却又低头玩儿上了手机。什么玩意儿,谢队都没他这么不可一世。对面的两个小护士正在前台说笑,我乐颠颠地加入进去。别看我在业内不吃香,女人缘还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两个护士聊得热火朝天,薛队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噜。中午刚过,宋琦、廖洁和苏玉甫就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三个到薛队跟前跳着脚说:“嘿,你还真猜对了!”

“猜对什么了?”我伸着脖子问,手里还攥着一把从小护士那儿讨来的瓜子。

他们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两张纸,好像是指纹卡一类的东西,分别拿给薛队看。薛队端详了一会儿,说:“走吧,现在咱们就去会一会这个真正的刘挚友。”

刘挚友午睡刚醒,见我们又杀回来了,显得很是意外。这回屋里没护士,薛队也随便起来。他把窗帘打开,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刘挚友的地方,说:“这样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们还有事儿?”

“对。有事儿。我想问你,你们医院有没有给患者使用安定的资质?”

刘挚友好像明白了什么,脸在纱布后抖动了一下,有点儿像冷笑:“你说进安定需要批文,确实。但如果我们这家私人医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规化,也就不会着火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薛队笑笑,“你之前说你在药房里间睡觉,衣服都脱了,为什么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着手表睡觉的吗?”

他脸上的纱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时间和方医生换班,经常怕错过时间。”

“要是你,你怎么办?”薛队看着宋琦。

“我会把表放在床头柜上,随时都能看。睡觉还戴着手表,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宋琦耸耸肩膀。

“这是个人习惯不同!”刘挚友放开声音。

“还有,案发现场的药架子上发现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药还是攀岩啊。药到底放在第几层?”

对方有汗水渗出了纱布。

薛队把一沓纸扔在他面前:“好了,陈三贵,别打着刘挚友的名号招摇撞骗了。前几天你在地铁站里伺机作案,差点儿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装疯卖傻。一个月前友丰商场的盗窃案是你干的吧?”

“什么陈三贵?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行了吧,指纹都对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记录,包括你的掌纹指纹,公安网上登得齐全着呢。看看那几张纸吧。”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印过指纹!印泥呢?印纸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廖洁又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张照片:“记得我让你辨认过这些照片吗?相纸上就有你的指纹啊。看来你以前被取过指纹啊,这些你还挺懂!”

薛队说:“别看你毁了容,别看你装疯卖傻,指纹总是变不了的。十亿人里都不见得有指纹重复的。怎么着,还非得给你验验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

然后他说:“我是陈三贵。可着火确实跟我没关系!”

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为止没人暗示他与着火有关,甚至没人提过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他却自己先抗拒起来。好比一个小孩儿偷吃了苹果,妈妈问他苹果怎么不见了,他却说“不是我吃的”,这当然是此地无银了。

宋琦问:“那药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么回事儿?别看着火了,但有些痕迹是烧不没的。你入院时穿着和其他伤者不一样的运动鞋,肯定是早就准备好了什么行动。那两个大鞋印子,静电一吸附就跃然纸上了。别再狡辩了。”

陈三贵闭上眼睛。两片眼皮被四周纱布衬得又黑又肿,像两片干瘪的核桃壳。

薛队说:“我来帮你理理,你看对不对,陈三贵。那晚确实是刘挚友和方涛值班。但以你在医院里那几天的观察,但逢方涛值夜,他都溜出去开小差,所以当那晚方涛又溜出去时,你趁着停电,就跑到药房准备顺着那个没有护栏的窗户逃出去。当时刘挚友在里屋睡觉,你先偷穿了刘挚友的运动鞋,又看见刘挚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顺手牵羊戴在了手上,然后爬上药架子准备翻窗。不想药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溅到火苗上,瞬间就着了起来。里间的刘挚友被惊醒,冲出来发现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涛,被你用扫把打晕在了楼道里。对不对?”

“找到方涛了?”他终于反问。

“暂时没有,但这和给你定罪没什么关系。”谢队笑笑。

陈三贵哭出声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顶多是小偷小摸,我没想杀他们。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们有什么仇啊,赖就赖那破医院哪儿哪儿都是铁栅栏、电子门,我出不去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绪。

“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知道吗?七条人命,你挫骨扬灰都赔不起!现在我就传唤你!”薛队气得要抬手打他。

后来我问薛队,他是怎么忽然对看似无懈可击的陈三贵起疑心的。薛队说:“你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询问他时,他只是说第二个患者是救助站送来的,并没有提到这个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刘挚友的情节。但那天护士的话提醒了我,一定是咱们在对那个病人问话时,那个病人在屋里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陈三贵听到了,所以第二次咱们询问陈三贵时,他自作聪明地改了口风,特地加上了他听到的内容。”

我说:“高,实在是高。”

“这就叫高?这是破案的惯用思路,是你从来不动脑子!”

“我没说您,我说陈三贵。”我冲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后脑壳上。宋琦和苏玉甫他们一阵哄笑。

第二天晴空万里,我们最后一次去了医院的遗址进行扫尾工作。山谷开阔,艳阳高照,谷底里沉着一片巨大的阴影,把里面本应鲜艳的野花野草变得暗淡无光。反倒是那座乌黑的小楼,顶部迎着阳光,成了山谷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楼前,告慰那些亡魂。但愿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糊里糊涂,笑口常开。

廖洁叹了口气:“唉,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家属来认尸。看来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宋琦说:“那不一定。别看这些人死得惨,活着时候也没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码没了正常人那么多忧愁、压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现在有哪个正常人能有这份福气?”

我说:“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们正聊着,薛队在旁边接了一个电话,眉毛高挑,格外兴奋。

“是方涛找到了?”

“不是。刚才有个报案的,说有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到银行捣乱,被按住了。他说他叫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