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对黄元斌实行了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后，他又回到了起点，承认了自己的犯罪。理由是你们能逐步升级把我关起来，说明已经掌握了证据，既然蒙混过不了关，还是争取有一个坦白从宽的好态度。在以后的日子里，包括在执行逮捕的两个多月中，他一直交交翻翻、翻翻交交，重复着以往的故事。
在此期间，黄元斌的姐姐、姐夫也被押来北皋。在被审查的两个月时间里，黄元斌姐夫说清了一月三日傍晚黄元斌到沙洲港后的情况。他说：在第二天临走时，看到黄元斌把一个用手帕包着东西交给了他姐姐。而其姐姐在审查中，始终拒不承认黄元斌有什么东西交给了她。
面对侦查工作日趋复杂的局面，我们思考再三，决定将黄元斌的血液送北京进行DNA检验。当时，这项由英国人首先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新技术刚刚引进我国，称之为“遗传指纹”。由于仪器价格昂贵，全国只有一家即公安部第二刑科所才能开展此项检验。虽然我国当时还没有法律规定，DNA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检验，用以佐证黄元斌的交代，能够在证据分析中起到支持和参考作用。
那时候，DNA检验技术远不如现在这么先进成熟，检验仪器庞大，程序复杂，在五、六天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北京送检人员的电话。
第一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第二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第三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直到最后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后一个程序检验完成，结果不相同。
DNA检验的最后结果，使侦查工作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局面。表面上指挥部的领导都不动声色，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不停地掂量这个案子的发展趋向。坦率地说，在我内心，也进行过无数次是否的考虑，罗列过认定的证据和否定的理由，并对这些证据和理由反复进行过比较和权衡。我认为，如果抛开黄元斌的口供，认定黄元斌作案的直接证据确实不足；但依照黄元斌哪怕是曾经多次翻案的口供，都不能排除黄元斌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看到陈玉林在这个问题上黯然无语的神态，我知道他心存犹疑。从张武千方百计地追寻证据的作为，我知道，他对黄元斌的作案没有动摇；而郭笑和冯忠则观点明确，不要为黄元斌狡诈的假象所蒙蔽，DNA的检验技术并不成熟，现在又找不到第二家复核单位，其准确性值得推敲。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在一天天寻找突破的方略。
刑事技术人员在黄元斌交代后，对现场痕迹和物证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他们坚持认为，黄元斌交代的作案过程与现场痕迹反映是相同的，特别是一些细节的符合，绝非偶然。例如，**之前，从木箱上找出一块折叠的布，覆盖于死者头面部，事后将布扯散团住，丢塞于床边马桶的缝隙里一节，现场勘查人员确实从床和马桶间的夹缝里发现了那团布，上面沾满了血渍，当时认为是用此布包裹死者破损的头面部所致。在黄元斌交代后，痕检、法医人员对这块布上的血渍分布再次进行研究并试验，当布折成一个多层的长方形时，对应位置上的血渍形状相同，只是愈到上层，血渍渐淡渐小。这种情形，连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和在物证分析时都没有注意到，审讯人员在审讯中即使要做出提示，也是无法做到的。但黄元斌在初次交代时就说清了这个过程。
用布包裹头面部，还是用折叠的布覆盖头面部，布块是原先折叠，还是事后扯散团住，这些虽然变化不大，但其中包含着的本质区别已在不言之中。如果黄元斌不是作案人，没有身临其境，他如何能说出这一点呢？
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证据，还需要能证明黄元斌犯罪的直接证据。在作案工具、失窃物品中，只要发现一件就行。丢入长江的东西已无法搜寻打捞，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令广阔的长江干涸，使奔腾的江水倒流！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和商议，决定动用狱中侦察手段。这种侦察手段，在普通刑事犯罪侦查中一般很少使用。因为开展这项侦查活动，相对来说，难度大，风险大，代价大。
在所有狱中侦察备用人员中，我们挑选了三号。三号年轻、机敏、应变能力强。在经过简单培训和详细布置工作任务、重申工作纪律、严令不得主动贴靠、禁止引诱追问之后，三号被投入了黄元斌所在的监房。
三号一进入监房，黄元斌就主动上前搭讪，但见到三号冷若冰霜，桀骜不驯的模样，便退了回去。三、四天过后，监房里的四个在押人员慢慢熟悉起来。黄元斌主动将铺盖移近了三号。在晚上九点之后，黄元斌又试探着和三号开始了交谈。
“你叫什么名字？”
“秦彪。”
“哪里人？”
“皋东县的。”
“犯了什么事？”
“打架伤了人。”
“这不算什么事！”
“那人伤得很重，送到医院不知死了没有？”
“如果死了人，麻烦就大了”
“打在那人头上的一棍子，其实不是我，是我的兄弟打的。秦某行走江湖，讲的就是义气，我担下了。”
“你是好样的，这样的朋友值得交。但是，在审问时，你要动动脑子呀，同他们你可不要讲义气。”
第二天上午，趁着监所另外两个人出去倒马桶，做卫生，黄元斌又靠上去，小声的和三号攀谈起来。
“秦彪，不要一天到晚绷着个脸，放轻松点，没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这里，怎么轻松得起来？噢，昨天，你说要动脑子，这个脑子怎么动呀？”
“哎呀，你不会说，我根本就没有打他的意思，挥舞着棍子只是吓唬吓唬他，哪知道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踉跄要向前扑倒，正巧一棍子碰到他头上，谁知道有这样的意外。不要怕，我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对我也没有办法。”
“你出了什么事？”
“杀人。我看上一个女的，干了以后把她杀死了。”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是啊，我现在只有把水搅浑，搅浑了鱼就可逃了。”
“怎么搅浑呢？”
“在审问的时候，该承认就承认，这样可以少吃苦头。交代的时候，说一句留一句。”
“怎么说一句留一句？”
“你不说的时候他们肯定要问。一问，你就顺着杆儿向上爬。他们发现你说的不对，一定会接着问，你换种说法再向上爬。到时候一翻案，神仙也没办法。”
“老兄，真有你的。这些法子亏你想得出来。”
“我杀了人，第二天就跑出去了。到苏州以后，天天在想这件事，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我，我不能轻易死在他们手里。想来想去，想了这么个对付的办法。”
“你真的杀了人？”
“杀了，到这里还骗你干什么……”
接着，黄元斌绘声绘色、不无得意地把作案经过讲述了一遍。
过了两天，三号在经过连续两次提审后，回来悄悄告诉黄元斌，他的问题不是很大了，从审讯人员口中得知，他很幸运，那当头一棍，只造成了被害人的皮肉伤害，经过医院治疗，除了轻微脑震**，没有更严重的后果，估计不久可以取保候审。黄元斌听后，低头沉思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是很幸运，我的事却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现在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三号劝慰了几句，听到外面巡查管教的脚步声，也就按规矩坐到自己的铺边。
夜里睡觉时，黄元斌又挨过来，小声对三号说：“兄弟，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蹲过，也算是共患难了，我认你这个朋友。如果我们能出去，我一定与你祸福与共，互相帮衬。”
三号也回应道：“如果我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一定做到为朋友两肋插刀。”
黄元斌激动得拉住了三号的手说：“谢谢你，好兄弟，够意思。其实我现在有两件最不放心的事，一个是家中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我如有不测，他们膝下无子，生活会更困难，兄弟你如果将来混好了，求你能够帮助一点。二是我把三块银元交给了姐姐，肯定会牵累到她，如果她把银元交出来，我再怎么狡辩也是白搭。眼下能证明我杀人的只有收录机、剪刀、银元等几样东西。收录机、剪刀等早给我丢在长江里了。长江一望无边，江水滚滚流去，现在谁也找不到了。如果我姐姐够聪明，趁早把银元丢了，说不定我的日子就过出来了。”
三号装着要睡的样子，迷迷糊糊地说道：“你放心好了，你这么聪明，你姐姐蠢不了。”
两天后，三号被提审回来，美滋滋地告诉黄元斌，明天可以出去了，办案的公安人员已通知他叔叔，明天来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黄元斌见三号兴冲冲地整理自己的物品，眼泪从他凹陷的眼窝里滴落下来。他招呼三号蹲到监房的一角，低声地问道：“你出去后能不能帮助我做一件事？”
在三号点头答应后，黄元斌继续说道：“你出去后，设法立马去沙洲港我姐姐家一趟，告诉我姐姐，我的情况还好。银元不能保存，要马上扔掉。”
三号沉思了片刻，说道：“你放心，这个口信我一定尽快帮你带到。不过，这么重要的事，你姐姐会相信我这个陌生人吗？她说不定会怀疑我是公安人员的化妆侦查呢。我必须有一件能使她信服的东西，她才会相信。”
黄元斌低头想了想，说道：“在这里，我哪能找到这种东西呢？”
“你的字她熟悉吗？如果她能认出你的字，你最好写一封信。”三号出了一个主意。
黄元斌想了想，说道：“字她倒是熟悉，但这个鬼地方哪来的纸和笔呢？”
三号回答道：“纸是没有，笔我这里倒有一支圆珠笔芯。是我今天在审讯室里写完交代材料后，从笔管里取出来，偷偷藏在身边的。不过，没有纸不要紧，我裤子里的口袋是白布，你写在这个上面，他们检查也查不出来。”
黄元斌连称这是个好主意。把三号换洗的外裤拿了出来，三号站在前面掩护，黄元斌翻反裤腿，在内口袋的白布上写道：
“姐姐，我现在还好，不要记挂。那三块银元赶快扔掉，最好扔到长江里。切记，勿误。有空去看看娘，小斌。”
写好后，叠好衣裤，放进手提包里。
第二天上午，三号被管教人员叫了出来，通知他带好自用物品，到办公室办理出监手续。三号与黄元斌用眼神打过招呼后，提起衣物，走出了监门。
三号被投入监房半个多月，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我们听取了三号详尽的工作汇报，调出了录像，浏览了一遍。可以看出，三号在狱中的工作是正常的，在与黄元斌的接触过程中，没有诱供行为，也没有言语引导，工作结果应当是可信的。
平心而论，在黄元斌不断翻供的情形下，特别是DNA检验结果出来后，对黄元斌是否是本案的作案人，我曾有过动摇。这次狱侦的情况基本扫除了我内心的疑虑。黄元斌在狱中的这些表现，总不至于在演戏吧？如果说，他还在演戏，那么，这场戏演给谁看呢？对他来说，演这场戏又能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仍然用“狡黠”两个字来解释，恐怕也很难说得过去。
我们和江口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科的同志多次研究，认为纵观侦查全过程和嫌疑人的先后交代，黄元斌作案是可以认定的。于是，决定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