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起源于大河流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河、长江，还有非洲西部的尼日尔河。比上述聚居地规模更大的当属印度河及其支流流域发展出的辉煌文明，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谷中的城市居民是早期文明中最神秘的一群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们发展出一种书面语言，但没有人知道它的意思，至今也无人能够破译。他们建造起规模可观的城市，却没有留下任何庙宇或其他大型建筑，因此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的信仰、追求，以及畏惧或热爱的一切。
现存数量最大的图像艺术是刻在商贸印章上的细小刻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波斯的印章是圆柱形的“滚筒”，而这里的印章是方形的扁平章。许多印章上都刻着一种形似牛的动物，它们长着羚羊角那样的独角。这种独角牛站在柱子的前面，柱子上固定着一只碗，也许用来盛放仪式所需的焚香或献祭用的鲜血。这种令人费解的画面旁还附有一些符号，也许注明了某位神灵的名字[46]。
这种独角牛是人为拼凑而成的形象。数千年间，人类创造出了许多类似的生灵，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创造出某种亲缘关系，而且汇集各家所长，融合了力量、速度，甚至飞行能力。就像“蛇豹”当初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埃及，这种独角牛的形象也经波斯一路向西传播，一直抵达波斯波利斯。这里的城墙上刻着一头狮子正在残杀一头独角牛的画面。当然，当它传入欧洲时形象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匹独角马，被称为“独角兽”。
印度刻章上另一种常见形象是“动物的主宰”，也就是一人扼制两头猛兽的画面。但是从聚居地留下的极少量证据来看，当时的印度人似乎并没有主宰世界的野心。他们建造的城镇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城市很不一样，都是用烧制的泥砖搭建的。较大的建筑可能是用于储存农产品——但并没有建造庙宇和宫殿，更遑论金字塔和塔庙了。巴基斯坦河谷城市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曾出土一件早期聚居时代的铸造金属直立女像，算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她可能是一位正在休息的舞女，也可能只是在自娱自乐。那种气定神闲、泰然自若的气质在其他早期文明的艺术作品中是很罕见的。也许当时的印度人觉得时时都有神灵护佑，于是沿着河流走到神木簇拥的开阔地带，并最终聚集在一起。
▲ 独角牛与祭品印章，印度河流域，约公元前2500——前1500年，黏土。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
▲ 女性人像，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铜合金，高10.5厘米。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
公元前20世纪，在印度河以北，里海与天山之间的中亚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城市。它们看起来很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建有宫殿、庙宇和威严的城防工事。马尔吉阿纳（Margiana）王国是奥克瑟斯（Oxus）文明的一部分，而这大片文明地区是以其中心地带的一条河流命名的。马尔吉阿纳的首都是戈诺尔特佩（Gonur Depe，位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这座高墙环绕的都城有着与众不同的权力结构，从一处墓葬中的人像可见一斑。这是一位女性坐像，穿着笨重的羊皮长袍，表面织成簇绒，类似于古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称为“卡吾那凯斯”（kaunakes）的小斗篷。这类人像是一种身份象征，戈诺尔特佩的石像略带夸张地表现了细小的手臂，她身披长袍，露出精致的头部。她可能是马尔吉阿纳的女王或王后，长袍加身以彰显威严气度。
▲ 女性坐像，来自戈诺尔特佩王室墓地，公元前1700——前1400年，滑石和方解石，高9厘米。阿什哈巴德，土库曼斯坦美术馆
中亚河畔与绿洲上的聚居地大多在崇山峻岭或崎岖高原的环抱之中，在纵横交错的贸易路线上尤其热闹。这些商路将西方的埃及与东方的中国连接了起来。来自中国的丝绸被运往西方，而被称为“翡翠”的坚硬绿石软玉则沿着同一条商路被运往相反的方向。这条商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无论是对于戈诺尔特佩的居民而言，还是对于印度河谷那些没有庙宇的城市而言，这些物品都意味着东方文明发展的初期迹象。他们有着先进的技术——无论是丝绸还是玉器，都已经有了约2000年之久的加工历史。长江边、太湖畔的古城良渚就已修建了护城河和庞大的防御城墙。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期，这里的工匠们就可以打造出外观神奇、超乎自然的形象，比西方世界第一批城市还要古老[47]。通过钻孔、打磨或研磨（玉石太硬，不易雕刻）等技术，绿色的玉石被塑造成各种动物，如公鹿、龙、鸟和青蛙，有时也被制成精美的礼器，例如表面平滑、线条齐整的刀、斧等。相比于远古时期人类用手粗糙打造的石器，这些玉器触感冰凉，表面光滑，质地坚硬，仿佛来自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最神奇的玉器是一种中间有孔的扁平圆盘，须精心测量切割才可制成。这种叫作“璧”的玉器虽由人工制成，却意在表现自然的完美形态，例如投石入水激起的圈圈涟漪，或者满月高悬的意境。“璧”还蕴含着警惕、保护的意味，常被放置在墓中作为镇守。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琮”的花瓶状的玉器，外形呈方形，内形呈圆筒形，通常装饰有眼睛的图案，也是用来守望死者的器物。
这些造型完美的器物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辉煌的技术成就。在良渚以北的黄河流域（今天山东省沿海地区），当时的陶工使用一种细腻的黑色陶土来制作外壁很薄且高度抛光的器皿，像鸟蛋一样轻盈精巧（所以也被称为“蛋壳陶”）。这种器皿和“璧”与“琮”一样有着很高的精确度，只有发明出高速旋转的陶轮后，才有可能制作出这些精品。这些技术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里在不同地点发展出来的，遍布亚洲和埃及的好几个城市。不过丝绸另当别论。古代中国人对养蚕织布的秘密严防死守，只有他们会用织布机制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华美织物——比马尔吉阿纳女王的簇绒长袍要柔软轻盈得多。
这些材料有着前所未有的质感，或厚重，或轻盈，或光滑，或繁复，流光溢彩，色泽丰富，都应归功于高超的新工艺，也离不开当时长途商贸的发展。
青铜最初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在西亚发现的。在锻造或锤炼过程中，工匠们为了增加器皿的强度，逐渐学会了在铜里添加少量的砷或锡，这样制成的合金或混合物后来就被称为“青铜”[48]。
▲ 璧，中国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软玉，直径18.9厘米。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
▲ 双羊尊，中国商代，约公元前1200——前1050年，青铜，高45.1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在西方，青铜主要用来制造武器或工具，有时也用来制造身上佩戴的饰物。古代中国的工匠应该是独立发明了这种新材料，并以此制造出非常精美复杂的礼器的。这些礼器都有着鲜明醒目的形状，让人很容易辨识出用途：粗壮的炊具叫作“鼎”，结构坚固，造型朴实——正适合用来稳稳当当地炖肉；形状细长的酒具叫“爵”，特别吻合斟酒时的动作。这些特征鲜明的造型体现出人们对早期陶器的一些古老记忆，而不同的形状是特定功能在漫长年代里逐渐演变的结果[49]。在中国腹地有一座高墙环绕的古城二里头，是最早出现金属铸造作坊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工匠以1000多年前的陶罐为模型来铸造青铜器皿[50]。这些青铜器都是用来纪念死者的陪葬礼器，其形态本身就代表着敬意，连制造者也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的青铜器工匠都被视为贵族[51]。商朝是古代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城安阳的工匠们锻造出的“尊”，是用来盛酒的罐状容器，两侧各有一头公羊，与容器的形状巧妙地融为一体；羊腿恰好用作支撑，鼓胀的腹部体现出容器之饱满，它们愉悦欢快的神情也给沉重无声的青铜器带来了生机。
商代青铜器充满强烈的生命力与表现力，应该归功于器皿表面铸造或雕刻而成的各种纹饰。最典型的是一种用涡轮线条勾勒出的灵兽，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层层叠叠地刻画出各个身体部位——利爪、尖牙、鼻子和尾巴。但图案只能解答一半的谜题。这些对称图案究竟意味着两条龙在对峙，还是同一条龙的两幅画面，没人知道答案。这种图案无疑曾被多次复制，原型几乎无法辨认——一些最古老的玉琮上就曾出现过双龙纹。这种龙后来被称为“饕餮”，也是一种灵兽。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图案对于古人而言有何意义，它们似乎带有警示的意味。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总是认为人生多有忧患，也正是在这里恰好出现了最多的饕餮纹[52]。双龙纹可能意味着威胁的源头。北方山区的牧民骑马作战时，他们所戴的青铜皮带扣上也有类似的鬼脸与野兽图案。这些灵兽可以追溯到一种名为“百兽风格”（Animal-style）的艺术传统，遍及横跨中亚的北方辽阔草原地区，从今天的蒙古国到西伯利亚一带，其中包括蒙古人、马扎尔人、辛梅里安人和萨尔马特人；还一直延伸至黑海北部地区的居民，后来他们被称为斯基泰人[53]。
长江沿岸的良渚古城可能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早期聚居地。它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差不多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同时出现。但目前留存的证据表明它的规模比乌鲁克城大得多。这是当地人类文明建立的第一座伟大城市，这个文明凝聚着生产、建筑、玉器制造、纺丝织布和青铜铸造等先进技术。它与1000年后的商代都城安阳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正如印度河谷与两河流域的城市一样，古代中国的城市也是同气连枝，人民有着同样的生活体验与内心感受。
在安阳以西2000英里（约3219千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一座高墙环绕的城市也在深山中拔地而起，另一种文明正在繁荣发展[54]。在这个被称为“三星堆”的地方，人们似乎没有像商都居民那样发展出书写文字——这种文明遗留下来的全部都是深埋在大型祭祀坑中的青铜雕塑。三星堆青铜器可谓独一无二：无论是人像、面具还是头像，都有着鲜明的雕刻特色，眼睛大且棱角分明，大嘴咧开，宽得不合常理。精美的青铜树上装点着小鸟，与恐怖的面具恰好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对比。最骇人的特点是向外凸出的眼珠，仿佛眼神都被固化了似的。这种“纵目”也许象征着某种目力崇拜，相信眼睛可以放射出光线照亮世界：目力被视为穿透与掌控的手段。祭祀坑中还埋藏着大量的青铜眼睛、瞳孔和眼球，可能是安装在面具上的。这些青铜器让人不禁想起非洲西部诺克文化的独特雕塑，而与古代中国或东南亚其他地方的艺术特色却相去甚远。
三星堆古城及其附近的聚居地——这种突眼纵目的文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消亡了。或许因为没有文字，他们就无法记忆并将其延续下去——他们的世界在历史长河中灰飞烟灭了。良渚文化的命运也是如此，人们发明了一些符号交流方式，但最终并未发展出书面语言。直到商朝终于出现了书面交流方式，这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历史悠久的文明成就。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来都不复存在了，中国的文字却始终保持活力，沿用至今，从未被历史抹去。最初的中国文字是刻在动物骨骼或龟壳上用以占卜的小字，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最初则是用来记账的。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系统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不断发展，在1000年间传遍了东亚各地——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的诗歌与神话。
▲ 纵目面具，中国三星堆文化，约公元前1100年，青铜，高66厘米。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用古汉语写下的。宫廷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约在公元前94年[1]完成，是中国第一部官修通史，记载了此前2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此前遭到贬职、宫刑（阉割）和监禁后，忍辱负重最终完稿。
司马迁的写作时代是汉朝，再往前推100多年，正是汉朝推翻了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始皇是残酷的暴君，幸好他在中国西部的秦国统治时间也很短。但他通过军事征服，在公元前221年实现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也算是一桩丰功伟绩。汉代诗人贾谊曾写下这么一句：“乃至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55]
秦始皇颁发了统一的法律，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并刻成石碑竖立在山上。通过这些举措，他不仅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创建了最早的封建国家。作为一代帝王，他也用恢宏雄伟的艺术品来展现帝国威仪。他收罗天下兵器，熔化后铸成十二座巨大的青铜巨人像，摆放在都城咸阳（今西安市附近）的宫殿里，旁边还有一套青铜钟鐻，为秦国伟业而鸣响不绝。（但这些后来都被熔化，铸成了兵器。）
这些青铜像似乎预兆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从登基称帝的那一刻起就着手建造自己的陵墓。秦始皇陵是古代世界的人们追求永生的巅峰之作，只有埃及法老的金字塔方可与之匹敌。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完工后的陵墓其实就是秦始皇把自己死后将统治的世界事无巨细地重建了出来。来自帝国各地的70万名囚犯在此劳作，陵墓中到处都是“宫殿楼阁、文武百官和精美器皿的复制品”，可以说就是一个周全完备的地下城市。水银制成的河流象征着长江与黄河，甚至还建造了一片流动的海洋，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这是以极为精巧的动力设备驱动的。陵墓里还摆放着鲸油制作的长明灯，烛光映照着装饰有日月星辰的壮丽穹顶。建造这些杰作的能工巧匠，连同皇帝所有的妃嫔最后都被关进陵墓，没有一个能重见天日。所有这一切都被深锁在庞大的土丘之中，再覆以青草绿树，看起来宛如一座山丘[56]。
守卫秦始皇陵的是7000名陶俑，皆为手持青铜兵器的士兵，此外还有100多架木制战车和整支军队的全套装备用品。这支军队静静地站立在距离陵寝不远的地宫之中。虽然中国一直有着历史悠久的制陶工艺，但兵马俑的规模之大，形象之生动，在商周时期以及此前任何时期都是前所未有的。每个士兵形象各异，无一雷同。当时的工匠在标准化模板的基础上加以变化，产生千人千面的生动效果，足以代替真人殉葬，而不必将真正的常备军带入坟墓[57]。
如此富有创意的工程，凝聚着数万人的辛勤血汗，竟然在完工之日就被掩埋在地下，着实令人唏嘘。这些制作精美的兵马俑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艺术杰作。当时只有西方的希腊拥有这样的雕塑知识，曾制造出同样生动精妙的作品。那么这种知识是如何传播的呢？是来自希腊殖民地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工匠长度跋涉跨越中亚，将他的技艺传到了中国，还是有一位有心的中国商人得到了秘籍，将之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带回了家？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之后，西亚和中亚大地上最令人过目不忘的当属那些石刻人像，希腊雕塑赋予了它们极其逼真的外貌，仿佛这些人一直活在石头里。秦始皇兵马俑里还有几位杂耍艺人，他们或伸展或屈体，没有了衣物遮挡，身体的线条充分体现出工匠对人体肌肉组织的深刻理解，以及塑造肌体的高超技艺，这与200年前的希腊艺术也极为相似[58]。
如果秦始皇真的希望死后继续统御千军万马，维持帝国霸权，那他可算是一败涂地：秦王朝仅仅维持了14年而已。在他死后，他首创的这类造型生动、真人大小的人像雕塑也沉寂了。直到约500年后，中国工匠才再次制造出同样细节丰富的作品。
司马迁撰写他的鸿篇巨制时正是中国的汉代。当时的都城是长安，就在秦都咸阳附近，均位于中国腹地（今天的陕西省境内）。长安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只有西方的罗马可与之相当。汉代中国的贸易继续向海外扩张，一直抵达波斯湾和印度洋，并沿着陆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西方。黄金与丝绸沿着这条路输出到遥远的异邦，也让它拥有了“丝绸之路”的名称。相比于商代笨重的青铜器，或是秦始皇宏伟的建筑工程，汉代的艺术作品更为轻盈活泼，表现出人们对自然世界的包容与开放的态度。汉代陶砖上装饰有狩猎和收割的场景，烧制的乐舞陶俑展现了舞蹈者长袖翩跹的优雅姿态，是汉代雕塑特有的杰作。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出现在公元100年前后，说来简单，也就是用来写字画画的一种新材料，但它一直延续至今，此刻就在你我眼前，那就是纸。
? 跪射俑，中国秦代，约公元前221——前206年，彩绘陶俑，高125厘米。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 《弋射收获图》，方砖，中国东汉，约公元25——220年，陶土，39.6厘米×45.6厘米。成都，四川省博物馆
商朝在安阳建立都城的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远在数万英里外的地方，另一种文明也初露曙光。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湾岸区和热带低地，也就是今天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和塔巴斯克（Tabasco），人们把采自塔克斯特拉斯山脉（Sierra de los Tuxtlas）的火山玄武岩运送到这里，用以雕刻巨大的头像。工匠们用石器雕刻出巨大的头颅，五官扁平，线条有力，双眼炯炯有神，帽子裹紧头部，像是某种安全头盔。这些神情凝重的巨石头像自带威严：孩子们觉得它们既可怕又新奇；大人们则以此标识领地，象征记忆或展示权力——它们是这世界的锚点[59]。
这些巨石头像的制造者来自美洲大陆已知最早的文明，后来被称为奥尔梅克人（Olmecs，“奥尔梅克”是阿兹特克语词汇，即橡胶），因为他们能从树干上提取橡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交易。石像的保护头盔可能表示他们在进行某种球类运动，球员在倾斜的石头场地上，用自己的腿脚和上身躯干撞击硬质橡胶球，将其弹开。比赛的目的是尽量让球保持在空中不要落地。按照某些玩法，球员还要让球穿过球场一端的一个非常小的石圈，看来难度极大。巨石头像的神情凝重，表明这不仅是消遣作乐，而且是奥尔梅克人生活中一项严肃的活动，关乎社会声誉和权力分配，甚至可能事关生死。和英国巨石阵特意从别处开采岩石一样，人们耗费了大量劳动力才能将这些玄武岩运出山区，所以它们出现在低地丛林，就更显出兹事体大。这些头像竖立在奥尔梅克人建造的宗教中心的核心位置，其中规模最大的两地叫作圣罗伦索（San Lorenzo）和拉文塔（La Venta）。奥尔梅克人在这里建造了平顶的石头金字塔，还有其他仪式性建筑，其中就包括这些球场。这些宗教场所不是给人居住的——大多数人住在周围的村庄里，以农耕为生。
? 巨石头像，奥尔梅克文化，约公元前900——前400年，玄武岩，高2.41米。塔巴斯克，拉文塔博物馆
奥尔梅克巨石头像是最古老的大型人类头部雕刻作品。此前只有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出现过法老阿蒙霍特普的超大头像。奥尔梅克的石头建筑也让人联想起古埃及建筑，例如由神庙和金字塔组成的吉萨墓葬群。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埃及人喜欢任何竞技运动，他们似乎只热衷于修建金字塔。
奥尔梅克人对自然环境充满敬畏与好奇，无论是墨西哥湾岸区的热带丛林还是崎岖的内陆高地，山川河流都被他们奉若神灵。人们用黑曜石、玉石和其他石材雕刻出各种精美绝伦的动物形象，有美洲虎、犰狳、蛇、猴子、兔子、鱼类和蟾蜍。这些作品充满了恣意挥洒的想象力，不拘于本地或其他任何传统模式，全然来自纯粹的观察体验，堪称真正的原创。
不过，奥尔梅克的玉石雕刻确实与另一种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古代中国的玉器。有个奥尔梅克方形玉面具上刻着一张龇牙咧嘴、似在狂吠的面孔，一半像人，一半像美洲虎，因此也被称为“美洲虎人”，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商朝的饕餮纹也是同样骇人的画面。两者如此相似，让人不禁浮想联翩，也许这种“美洲虎人”面具是出自中国北方玉器工匠之手，又或者中国玉器上的饕餮纹竟然是拉文塔的奥尔梅克工匠的杰作。
▲ 面具，奥尔梅克文化，约公元前900——前400年，硬玉，高14.6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两者不仅风格相似，还有着极为近似的象征意义。古代中国人和奥尔梅克人都认为玉石拥有超自然的能量，可以用来保存人死后的魂魄。在最重要的奥尔梅克宗教中心拉文塔，一处墓葬里出土了数百片打磨光滑的软玉石板，上面没有任何铭文，整齐堆放在一个墓坑中。中国汉代的金镂玉衣也是为了追求类似的效果，用金丝细致地将玉片镂接起来，将尸身完全覆盖；尸身各处的孔洞也用玉器盖上或塞住，上面还可能放置一块玉璧[60]。
两者为何有这么多相似之处？这两种文化之间相隔数千英里的汪洋大海，难道真的存在某种联系吗？早期人类曾在潮汐退下时，经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从西伯利亚穿越到阿拉斯加。公元前10 000年前后，白令陆桥消失，这条北方通道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这类工艺知识只可能跨越浩瀚的太平洋才能传播开来。但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奥尔梅克都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类曾克服艰难险阻，完成这样的壮举。
当我们比较中国商朝与奥尔梅克的艺术时，不妨将它看作人类创造力的一次平行的同步飞跃。在人类与自然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很可能触发了相似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正因如此，最早的动物形象也是在远隔千里的不同地点出现的。人类创造出的形象本来就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一部分。人类始终在不断演进，力求适应环境，并不断探索如何用自己的才智与匠心，将世界上的各种材料物尽其用。
奥尔梅克人最终并没有达到商朝雕刻那种精确完美的境界，而商朝之后的中国人也没有将其继承下去。但这些人像作品中都蕴含着饱满温暖的人情味。奥尔梅克工匠有一件精美的石雕作品，据说是个坐着的人像，穿着缠腰布，肢体扭转，仿佛在做伸展运动。其肢体细节在解剖学意义上并不正确（上肢特别短小），却显得张力十足。他留着胡须，打了耳洞，似乎代表着某种宗教信仰，或许和橡皮球运动也有关联[61]。
这座转体人像的雕刻工艺与秦始皇兵马俑里的杂耍艺人并不一样，甚至在奥尔梅克时代也几乎没有相似的其他作品，可谓令人费解的反常形象。不过，这些反常之作也是奥尔梅克的特色，正凸显他们的独创性。奥尔梅克的许多雕塑都有着不同寻常的躯干，有的是畸形的，还有的表现出明显的衰老特征。时光在人体上留下的印迹被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出来，这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最古怪的雕像则是一些孩童或婴儿，或坐或看，皆神情淡漠，可能表现了某种特殊的精神或身体状态，也许是奥尔梅克人的日常表现。这些雕像饱含同情，也体现出对人间百态的开放态度——塑像并非只能表现理想化的神祇和君王，或者成就斐然的运动员，还可以用来表达俗世凡人的苦难与遭遇。
人类形象出现后的数千年里，人们在本能驱动下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泥塑作品，每一件都寄托着某种情感——恐惧、渴望，或是纯粹的好奇。最早一批陶俑是在下维斯特尼采烧制成型的，此后在整个人类世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从中国东北部的兴隆洼文化到埃及王朝时期之前撒哈拉平原上的拜达理（Badari）牧民，再到位于今天罗马尼亚境内的哈曼几亚（Hamangia）文化，他们都创造出了早期人像中最清晰的作品。
? 人俑，巴尔迪维亚文化，公元前2200——前2000年，陶土，高10.2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南美洲最古老的黏土人像出土于今天的厄瓜多尔沿海地区，大多是女性的小型人像，以后来发现地的名字命名为巴尔迪维亚（Valdivia）。这些人像的发型精致复杂，五官线条简单，富有个性和魅力。这种风格肯定与人像雕刻的初衷有关，这些小人像可能是女性佩戴的护身符，或象征着某种安抚与保护，为艰难人世带来一些慰藉[62]。
陶俑人像有着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体现了人心深处创造形象的本能——谁都渴望用一团黏土亲手创造生命。但各种文化对人类形象的解读方式却各不相同，令人大开眼界。
最古老、最悠久的黏土塑像传统之一要追溯到14 000年前，居住在今天日本的古人代代承袭着制陶造像的手艺[63]。这些陶罐和人像被称为“土偶”（Dogū），是在开放式的火坑里烧制的（当时烧窑技术尚未传入日本），形态丰富，充满创意。有些土偶的头部是三角形的，有些是扁平的椭圆形的，还有的是抽象形状的组合，宛如夸张的面具，虽然称不上生动形象，却也能勉强辨认出人形。身上的记号可能是代表文身，看起来像是土偶由内而外焕发着旺盛的创造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产生于绳纹文化（Jōmon culture）末期，与大洋彼岸的奥尔梅克人雕刻的巨石头像和玉石动物的时间相仿。这件中空的土偶眼珠凸出，仿佛戴着护目镜，身上的服装带有流苏，还有点状图案，戴着羽毛般的头饰。这是人类吗？也许像巴尔迪维亚人偶一样是护身符或纪念物，也可能只为表达某种生活情趣，就像是摩亨佐-达罗时期自信的舞女一样。无论制作动机为何，这些人俑都表明人类在新的定居生活中开始深入地了解自身。他们喜欢自己的身体，勇于表达内心恐惧，不断探求人生新知，他们也意识到生而为人的独特，作为唯一能够创造形象的动物，他们还是不免会感到孤独。
[1] 《史记》较准确的编撰年份为公元前104——前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