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走过了50年历程。这50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变革最深刻的时期。变革，反映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但就最重要的环节来说，主要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
一、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第一，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其中，以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大批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来开列有关成果的清单。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之总相的估量。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讲到“科学方法”和“新史观”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这里说的“科学方法”，是指新的考证方法，特别是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比较、印证的方法；而“新史观”主要指西方进化论观点，附带提到了唯物史观。顾颉刚指出“新史观”的输入“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顾颉刚的这一估量和概括，是很深刻的。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
侯外庐强调的“新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对当时史学发展的估量和概括，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来并显示出坚定的信心。
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在理论方面的发展是有成绩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理论上已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就为新中国的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准备了前提。
然而，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开始前的近17年中，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很有生机的活跃局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合法的、只在局部范围得以存在的状态，转向合法的、可以在全国范围存在和发展的状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当唯物史观通过各种形式如同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时，它就不仅仅是“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产生了真正理性的觉醒——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胜利。随着唯物史观的普及与提高，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界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从而在历史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进而使中国历史学在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由此而得以确立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日益发展起来，形成了严重的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做法，损害了已经形成的自由争论的气氛；伴随着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发展，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开展，历史研究中也逐步加重了“左”的倾向，使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困惑、思考和一些不应忘却的历史教训。
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新中国史学遭到空前的劫难。“**”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历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科的学者从此受到打击、迫害，随之而起的是“儒法斗争”、“批儒评法”猖獗一时，历史学几乎成了荒芜之地。
1976年“**”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政治生活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历史学也在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一方面廓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基本理论，一方面探索克服教条主义倾向的途径，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近20多年来，理论上反思、研究领域中某些“禁区”的突破、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对传统史学的正确评价、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采用、新成果的层出不穷等，可以一言以蔽之：历史学经过80年代的反思而进入90年代的全面进取时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中国史学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史学50年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论是历史造成的这种曲折，还是史学自身难以避免的曲折，都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了纠正。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
50年回眸，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学习》创刊号上发表的艾思奇的《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指出：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死罪。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同时，由于解放区长期处于艰苦斗争的环境，马列主义的学习也受到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这两种情况说明，“目前我们一般的学习运动还应该是一个从头学起的时期”。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当然也是要“从头学起”。当时，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学习步骤和要求，对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这既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又是改造旧的学科体系。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在新中国建立前已有成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一面忙于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理论学习和学科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推动全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如此大规模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能做到。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建设，当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建设。
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隐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2]。
应当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史观，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来说，都经历了严峻的、艰苦的过程。例如，侯外庐在1949年4月至195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一句话写成条幅，挂在历史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他书写条幅勉励教师：“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3]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鼓舞着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观点的这一深刻的变革。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同样也为科学的历史学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前景。是不是可以说，50年代，新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当时的史学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胡绳在1956年发表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深刻剖析了几种关于历史学的错误见解，指出：“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4]他在阐述了这一论点后写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难曾经使得以往历史学者跳不出唯心主义的迷障，唯心主义历史学利用这些困难来构成他们的“理论”。应当知道，这些困难同样也横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的道路上。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唯心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不断地克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科学工作，才能真正保证历史科学健康地向前发展。[5]
尚钺于1953年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阐述了类似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指导我们胜利地研究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事件和人物的钥匙，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参加工人阶级胜利地进行斗争，改造人类历史的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6]
然而，正如胡绳所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还是会出现的。在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教条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加上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历史研究领域中和史学工作中也逐渐滋长起“左”的思潮，更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分量，史学发展受到了损害。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在1962年和1963年先后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来观察历史发展的总的过程，还要从每个历史阶段来观察一定历史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说，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7]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停止发展。毛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8]
要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歌颂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家不是诗人，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
要反对王朝体系，但反对王朝体系是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涂掉王朝和皇帝。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9]
这些论述，显示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随着时光流逝，其理论光彩更显出耀眼的光辉。
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洗礼的历史学，还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怎样以这一指导推动历史学的前进？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史学工作者或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或从具体研究成果上做出明证，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白寿彝教授在80年代初提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二是不把唯物史观同创新对立起来，而是以后者去丰富前者；三是新的创造必须从唯物史观同研究的具体对象相结合中提出来。他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反映出这种创新精神。[10]近20年的许多历史著作，也都有极类似的表现。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50年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已经深深地扎根，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不可能动摇它的科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三、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又一个方面是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齐鲁书社1983年10月出版），包含以下一些内容：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30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几种观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分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两个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见解，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讨论综述，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其中，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被称为是五六十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其他问题，除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70年代末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外，大多也是五六十年代为史学界所关注的。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几点是应当明确的：第一，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至少也是当前人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的重要问题；同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固然需要丰富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资料中概括出理论性的说明。近来有的论者著文说上述问题中有的是“假问题”，嘲笑当年参与讨论的历史学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指出某个问题是“假问题”的人，首先要了解一下当年参与讨论的那些史学家的论点，他们为什么会把某个问题当作“真问题”来讨论；其次，说某个问题是“假问题”的人，应当拿出一些“真的”论据来证明它是“假问题”，否则是不可随意嘲笑前人的。
第二，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尽管有不少分歧，但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力图用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而使这些讨论一则推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研究，一则也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同时也促进了二者的结合。这里，要特别提到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此文写于1954年，修改于1963年，先后作为《绪言》刊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版（1955年）、第四版（1964年）。作者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然后从九个方面概述了自己的认识，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难免还有可议之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追求真理方面的热情和虔诚。
第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给人们留下长久的思考。这一点，恰如《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样：
……尤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发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从理论再回到实践”，本是一次能动的飞跃，其跃越的跨度愈大，失误的机会也就必然愈多；同时，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这两极之间，越是缺乏中间层次，上升的难度也就必然越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11]
上面这两段话讲得很中肯。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历史理论体系，或曰历史哲学。翦伯赞在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至《举要》一书问世时，已有45年之久，其间不曾有类似的著作产生出来。翦伯赞在1963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讲到了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等问题；他在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讲到了史与论的问题，政策与理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问题。这是两篇纲领性的论文，有些问题就是针对上述有关讨论而发的。可惜的是，翦伯赞没有机会来修订、补充他的《历史哲学教程》，或者重新撰写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
这种“中间环节”的工作，近20年来，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形态发展模式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讨论等；还有如关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研究，关于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以及对一些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继续探讨，都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展开。当然，这些讨论还未能达到一致，这些研究的结论有的也未必能被史学界普遍地接受，但是这些讨论和研究的积极意义却是十分突出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理论领域里向着新的高峰攀登的勇气和热情。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研究同五六十年代的讨论和研究相比较，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历史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视野更开阔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二是教条主义少了，思想更加解放了；三是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举例来说，如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本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因斯大林有过有关论断，涉及这个问题便有“地理条件决定论”之嫌，故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形态发展模式问题，更是不能展开讨论。这些情况，在近20年中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由此进一步深化，历史理论领域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下几部著作，或许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历史理论领域在八九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共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前六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理论问题，另外两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编纂的理论问题。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是新中国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以此论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总趋势，并对近百年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启蒙思想演进过程做了专题考察，是对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12]本书回顾了40多年来史学界在这两个观点上展开的讨论，在对讨论做系统概括的基础上，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多有理论上的启发。
——胡如雷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本书把历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是一部有独立见解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理论著作。
——田昌五著《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社会历史之战国封建论的著作，首先讨论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次概述了中国奴隶制形态的面貌，再次分别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从奴隶制至封建制的经济变动、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此前，作者有《古代社会形态研究》，此后，作者有《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反映了作者从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上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历史体系所做的系统的研究。
——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书是著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全书包含“由部落到国家”、“古代社会”、“古代到中世纪”三编，系统地阐述了汉魏之际的社会变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在汉魏之际进入封建时代这一学说的最有力的代表作。汉魏之际社会的变化是许多人都看到了的，“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13]。著者的这个自我评价，是坦率而中肯的。
因限于篇幅，不能做更多的罗列。仅从以上所举来看，它们都是有系统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历史理论领域在近20年所获得的突出进步。
总起来看，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在历史理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四、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还有一个方面，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史学理论是关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如历史学的特点、功能，史学家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历史文献与史学方法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史学家的修养与时代使命等，都属于史学理论领域，这同上面所说的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即历史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学理论，不曾讨论历史学本身是否还有理论，更谈不上区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观念。80年代初，一则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理论反思，二则有西方史学理论的纷纷引进，中国史学界关于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沛然兴起。人们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14]在这个讨论中，宁可的《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一文，就“广泛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学和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理论”等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论文[15]。不过总的说来，那时人们讨论的“史学理论”问题，大多是历史理论问题；那时开始编写出版的一批史学概论著作，不少还是以阐述历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只有极个别的著作，是明确地阐述史学理论的。80年代中后期，经过反复的讨论，人们认识到，要使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有必要弄清楚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16]但这时期出版的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大多是历史理论内容与史学理论内容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或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本有内在的联系，不便轻易取舍；或因教学的需要，包含的方面宽泛一些更便于讲授。
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标志，一是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别的意识更加自觉了，二是就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对“什么是史学理论”做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然而，这种只研究历史学本身问题的史学理论，只是狭义上的。广义的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理论和这种狭义的史学理论。本书的内容就是两者兼有的，因此是广义的史学理论。[17]
有的研究者还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
从内涵结构看，史学思想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对客观历史的认知和对史学研究的认知两个部分，即所谓对“历史Ⅰ”（客观历史）和“历史Ⅱ”（历史学）的理论思考。[18]
这里说的“史学思想”，是把两种认知活动即“理论思考”都包括了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十分重视对于“历史”与“史学”的含义及其理论思考对象的区别。这对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些著作是着意于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的，如：
——陈启能、于沛、黄立茆合著的《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所论述的问题，限于历史认识论研究和史学方法研究，即关于史学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
——姜义华等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给自己的任务做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它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都是史学自身的问题。
——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是以比较活泼的形式，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肖黎主编的《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约请史学家们各抒己见，发表对于史学本身的见解，旨在通过史学家群体的思考，揭示史学自身的内涵和魅力。
这样的著作也还可以举出一些。
上述两种类型的论著，大致可以概括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趋势。中国史学有研究自身有关理论问题的优良传统，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明代卜大有所辑《史学要义》、清代章学诚所撰《文史通义》、近人李大钊则有《史学要论》等，都以研究史学为旨趣，有许多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思想遗产。在这方面，外国史学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在这个领域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新中国史学50年的成就，不只是表现在理论建设方面；而理论建设的成就，也不只是这里所论述的几个方面，其他如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关于历史学所含二级学科以至三级学科中有关学科的理论研究、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研究等，也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不少积极的成果问世。本文所论，只是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仅此而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遗产的中国史学，在最近50年中经历了多么深刻的变革！我们对于这个变革的认识和总结，还仅仅是开始。这个变革的意义以及在这个变革中产生的经验教训，都需要我们做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这是史学发展中积累的遗产，是新中国史学胜利地迈向21世纪的思想前提。
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致白寿彝教授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19]
新中国史学在21世纪里将继续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去创造新的业绩。
[1]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本文部分内容曾以《史学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为题，在1999年9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
[2] 参见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3～354页。
[3] 参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 胡绳：《枣下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7页。
[5] 胡绳：《枣下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2～183页。
[6] 尚钺：《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尚钺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7]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页。
[8]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页。
[9]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8页。
[10] 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1]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序言，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3页。
[12] 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小引，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
[13]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题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编：《历史科学的反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 宁可：《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6] 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7]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18] 陈勇、罗通秀编著：《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19]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