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科学”这个用语可能有什么意思，以及伦理学只能在什么意义上“证明”某个行为或评价那个行为，现在我们算是看清楚了。在康德以来的现代伦理学中，有一种屡见不鲜的看法认为，作为规范科学的伦理学完全不同于“事实科学”，它不是要问：“什么时候一个人被判定为善的？”或“为什么他被判定为善的？”这些问题涉及的只是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它是要问：“凭什么道理那个被判定为善？”它并不费心去研究什么东西实际上被评价这样的问题，而是要问：“什么东西是可以评价的？什么东西是应该被评价的？”显然，这是些完全不同的问题。
但是，这样地把规范科学和事实科学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如果说伦理学进行了某种证明的话，它也只是在刚才讲的那个意义上进行的，就是说，它只是以相对的、假定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绝对地进行的。它“证明”某个判断，仅限于指出这个判断符合某个规范，而这个规范本身则是“正确的”，或有根据的，它既不能由自己来显示，也不能由自己来决定。伦理学只好把这当作有关人类本性的一个事实承认下来。一门科学，即使作为规范科学，也只能进行解释，而绝不能创立或建立规范（那只会是与绝对证明等价）。除了发现判断的规则，即从现有的事实中把规则揭示出来之外，科学再也不能做更多的事了。规范的来源是在科学和知识之外和之前的。这意思是说，规范的起源只能为科学所理解，并不就在科学之中。换句话说，如果或者只要哲学家是通过罗列许多规范来回答“善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这仅仅表示他在告诉我们“善”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他绝不能告诉我们善必须或应该指什么。决定一个评价是否正当，那只是寻求一个高一级的又已得到人们承认了的规范，而价值就是由这个规范来确定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所以求证最高规范或终极价值的问题是个荒唐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可以参照的更高的规范了。如前所述，由于现代伦理学经常谈到这种绝对的证明，把它当作伦理学的惟一的基本问题，所以，遗憾得很，我们一定要说，阐述伦理学由之出发的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上述问题作那样一种表述，它的错误可以从一个著名的例子明显地看出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由于自以为从一个事物是所欲的这个事实，可推出该事物本身就是可欲的这个结论来，因而曾经常受到公正的批评。可欲的（desirable）这个词的双重意义（“能够被人所欲”和“值得欲求”）使他产生误解。但是批评他的人也错了，因为他们的批评是根据同样错误的前提的（双方都没有把这前提明确地说出来），即他们也同样认为“本身就是可欲的”这个短语具有确定的意义［我这里“本身”（“in itself”）是指“由于自身的原因”（“for its own sake”），并不单纯是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但事实上他们并未能赋予它任何意义。我说某个东西是可欲的，如果我的意思是说，谁要是渴望实现某个目的，谁就会渴望把这东西作为一种手段，那么，这里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如果我声称，一个东西只是就其自身而言是可欲的，那我就说不出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了。因为这句话是不可证实的，从而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是可欲的，只能是就它对另外某个东西的关系而言的，绝不能仅仅是就其自身而言的。穆勒自信能够从实际上被人所欲的东西推演出它是本身可欲的；反对他的人则认为，这两种东西是彼此无关的。但双方最终都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都不能给“可欲的”这个词一个确定的意义。是否有些东西是因为自身的缘故才是可欲的，这个问题根本构不成问题，只不过是些空洞的语词而已。另一方面，关于是什么东西因为自身的缘故而实际上被人所欲，则当然是个非常可理解的问题，伦理学其实只是同回答这个问题有关系。穆勒在上面批评的那段话中成功地触及了这个问题，从而摆脱了这个问题的上面讲过的那种无意义的形式，更多依靠的是他健全的直觉而不是他的错误的论据（argument）。而他的反对者们却仍然凭借他的论据去继续寻求对欲求的绝对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