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
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沿着同一条路走去，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哪儿会走上歧路，在哪儿笔直走无需留意拐弯处，等等。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
哲学家们说：“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后开始”，或者：“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时开始”。他们忽视了“之后”“之时”“开始”等词的暂时意义。暂时性蕴藏于他们的文法之中。
自然界的奇迹。
有人会说，艺术给我们显示了自然界的奇迹。这是基于关于自然界奇迹的概念。（花恰好开放，它有什么奇迹般的东西吗？）我们说：“正要看看它的开放！”
假如某人说，我们设想“甲的眼睛比乙的眼睛更含有美丽的神情”，那么，他根本不是在用“美丽”一词去形容通常意义上的美好事物。相反，他是在狭窄的意义上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怎样证明这点呢？我对“美丽”一词是否有特定的、严格的解释呢？当然没有。——可是，也许我喜欢对眼睛的情美和鼻子的形美相比较。
因此，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两个词的语言使我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参照普通事物的话，我在使用这两个特殊词中的一个时就不会有麻烦，而且我的意思也不会受到削弱。
如果我说甲的眼睛很美丽，有人会问：你看出他的眼睛美在何处？我可能回答：杏仁型、长睫毛、柔嫩的眼睑。这双眼睛与我所发现的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有何共同之处呢？它们使我产生了相同的印象吗？可以说在两种情况下我的手都企图拽住它们吗？无论如何，这是对“美丽”一词的狭窄定义。
通常可以说：去探讨你所谓善的、美丽的事物的原因，然后，在这个例子中“善”一词的奇怪文法就会一目了然。
为什么我不应在与言词原始的用法相抵触的用法上来应用言词呢？例如，当弗洛伊德渴望的梦为希望实现的梦时，他不是这样做的吗？这里的不同在哪里？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一种新的用法的合理性是被某种理论所证明的。如果这种理论是虚假的，这种新的扩大的用法就必须被放弃。但是，从哲学上来看，这种新的扩大的用法并不依赖于对自然过程的真实的或虚假的信念。事实不能证实这一用法的合理性。没有人能对这一用法的合理性以任何证实。
人们对我们说：“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是吗？我也正是在你所熟悉的这种意义上使用它的。”（而不是“在那种特殊的意义上”）这种用法是把意义看作言词本身携带的并且在每种用法上都能保持的光环。
当我精心地镶嵌一幅画或者把它挂在适宜的环境时，我经常自豪地感觉到这幅画是我画的。这不十分正确：不是“自豪地感觉到它是我画的”，而是自豪地感觉到我协助完成了它，似乎我画了一小部分。这就像一个天资过人的植物管理员一样，他最后竟认为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根草。可是，他应该明白，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工作。他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长过程也全然无知，完全不懂。
当某人预言下一代人将接过这些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时，这通常是一种渴望的思想，是一种谅解自己未能完成所应该完成的工作的方式。父亲希望儿子在他未能成功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从而使他留下的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可是，他的儿子将面临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任务能够完成的愿望披上了预言下一代人将取得进展的假象。
运用精神分析法治疗就像食用树上的知识一般。已经掌握的知识给我们提出（新的）伦理问题，但它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
如果有人认为他解决了生命问题并自以为是地感到万事简单时，一旦他回忆过去未曾发现“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况且当时人们也可以生存。现在的答案似乎与当时的事物有偶然的联系。逻辑研究也是如此。假若存在解决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曾经有过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期。那时，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了。
假如没有听说过耶稣怎么办？
我们会感到孤单地待在黑暗中吗？
能否像小孩知道房里有人和他做伴那样摆脱这种感觉吗？
在基督教中，上帝好像对人们说：不要演悲剧，就是说，不要在尘世里扮演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事务。
我边看着科西嘉强盗的照片边沉想：他们的脸过于坚硬，我的脸过于柔嫩，因此基督教不能给他们打上标记。强盗的脸上凶相毕露，可是他们肯定不比我距离良好的生活更远，因为他们和我从生活的不同位置上得到拯救。
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一位忠实的宗教思想家如同一位走绷索者。在他看来：他差不多只是步行在空气之上。支撑他的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纤细的东西。然而，步行在其上却真是可能的。
好的事物同样是神圣的事物。这虽然听起来令人奇怪，但却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超自然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现象。
不可能引导人们到达善，只可能引导他们到达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
一切伟大的艺术里面都有一头野兽：驯服。比如，门德尔松那里就有。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把人的原始冲动作为低音基础。它们不是旋律（也许像它们在瓦格纳那里一样）。但是，它们是使旋律获得深度和力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门德尔松可以被称为“复制的”艺术家。——
人会把他自身的全部邪恶当作迷惑。
如果在生命中我们是被死亡所包围的话，那么我们的健康的理智则是被疯狂所包围。
“将这块肿瘤看成你的身体的完全正常的一部分吧！”有人能够如此俯首听命吗？我有随意决定获得或不获得关于我的身体的理想观念的力量吗？
在欧洲人的历史上，犹太人的历史没有按照他们对欧洲事务进行干预的实际成就被详细记载，因为在这种历史上，犹太人被看作一种疾病、一种畸形物。没有人愿意把疾病和正常的生命置于同等地位［没有人想说疾病和健康身体（甚至痛苦的身体）有同等权利］。
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的身体的整个感觉改变了（如果身体的整个自然感觉改变了），他们就只能把这块肿瘤看成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否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容忍这块肿瘤。
可以期望单个人表现出这种宽容或者漠视肿瘤这类东西；但是不能期望一个民族这样做，因为准确地说，对这类东西的漠视并不能造就一个民族。比如，期望某人既保留以前的对于身体的审美感，又要使肿瘤受欢迎，这两者是矛盾的。
当你不能解开一团缠结时，对你来说，最明智的事是去认识它，最体面的事是去承认它。［反犹太主义］
在哲学上，竞赛的获胜者是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终点的人。
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后问大人：“这是什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也涂画了一些符号，问道：那么这是什么？
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
节选自［奥］L.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黄正东、唐少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