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来自特殊的、分散的事实的通常的收集，不如说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的发展。很难造成一种情景，能向我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尽管这对于年青的研究对象可以做到）。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偶然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有可能，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任何定量描述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复合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控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
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以下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
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和更加适意的关系
这种能力被注意到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沉稳（tess secure）的学生相比，在更沉稳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S—I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294）。
随着研究的进展，可以逐渐明显看到，这一效率扩大到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实际上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由性格决定的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的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
最初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许多原因，现在有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不是鉴赏力）。我希望这一结论或者假说可以迅速用实验验证。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么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会过分。最近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Money Kyrle）指出（338）：他相信单凭神经病患者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如健康人那样准确或有效这一情况，就可以断定神经病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无能。神经病患者不仅在感情上属于病态，而且在认识上就是错误的！假如健康和神经病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理解，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一个真正的价值科学，因而也是为一个真正的伦理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获得一个不完全的根据。
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病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影响光感、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的地步。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远离纯粹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诸如艾因斯特朗（Einstellung）等实验就可提供证明（279）。随之可以这样推论：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最近的许多试验中）对健康人应该对比病人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考虑支持了这一假设：这种在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理解真理、作出结论，符合逻辑地和高效地认识的优越能力。
在本书第13章中，还将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的方面。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更为轻而易举地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陈规当中。大多数人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透彻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he innocent eye）
作为学院派与临床心理学之间的另一座桥梁，人们与未知事物的关系问题似乎特别具有研究前途。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洽，同已知事物相比，他们甚至往往更为前者吸引。他们不仅能容忍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135），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能够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量。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他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而浪费时间，而不是去发现，就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
对于健康人来说，既然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就不必劳神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和标签化。他们不固守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处于灾难中对于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作为相反的例子，我们可在戈尔德斯坦的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病的病例中看到突出的例子。当整个客观情况要求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不整洁、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这样，怀疑、试验、不确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延迟作决定的必要虽然对大多数人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刺激性挑战，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而不是低境界。
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接受
自我实现者有许多在表面上可以察觉的、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互不相关的个人品质，可以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更为基本的态度的表现形式或派生物。这个态度就是：相对地不受令人难以抬头的罪恶感、使人严重自卑的羞耻心，以及极为强烈的焦虑的影响。这与神经病患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描述为由于罪恶感、羞耻心和焦虑感或者三者之一二而丧失了能力。甚至我们文化中的正常成员也会毫无必要地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内疚或者羞愧，并且产生无谓的焦虑。我们的健康人发现，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本质同时并无懊恼、抱怨，甚至对此并不过多考虑都是可能的。
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性有种种缺点，与理想有种种差距，他们可以在根本上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它们而不感到有真正的忧虑。如果说他们是自满，那会传播错误的印象。相反，我们必须说：他们能够以一个人在接受自然的特性时所持的那种毫不置疑的态度来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罪恶方面。一个人不会由于水的滑湿，岩石的坚硬或者树的翠绿而抱怨它们。儿童是睁大了眼睛，用毫不挑剔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是什么，对它并无争论或者要求，自我实现者也是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的。当然，这并不同于东方的出世观念，不过出世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研究对象那里也能观察到。
可以看到，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即，已经自我实现的人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并不为各种眼镜所累，从而歪曲、改变或者粉饰所见事实的真相（26）。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接受层次是所谓动物层次。自我实现者往往都是优良的、强健的动物；他们的胃口很好，生活得非常快活，没有懊悔、羞耻或者歉意。他们似乎始终食欲良好，他们似乎睡眠香甜，他们似乎没有不必要的压抑而享受**，其他相对来说是属于生理性的冲动也都是如此。他们不仅在这些低层次上能够接受自己，而且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够接受自己，例如爱、安全、归属、荣誉、自尊，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它们之所以能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其原因仅仅在于：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的作用而不是因自然的作用不合意而愤愤不平。普通人特别是神经病患者常有的反感、厌恶在自我实现者中间是相对少见的，他们较少挑食、厌恶身体的产物、身体的气味以及功能等。这是上述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产物的表现。
自我接受与接受他人的紧密相关体现在两个方面：（1）他们没有防御性，没有保护色或者伪装；（2）他们厌恶他人身上的这类做作。假话、诡计、虚伪、装腔作势、面子、玩弄花招，以庸俗手法哗众取宠，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异常罕见。既然他们与自己的缺点甚至也能和睦相处，那么这些缺点最终（特别是在后来的生活中）会变得令人感觉根本不是缺点，而只是中性的个人特点。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绝对不存在罪恶感、羞耻心、黯淡的心绪、焦虑和防卫性，而是指他们很少有不必要的罪恶感等。动物性的过程，例如性欲、排尿、怀孕、行经、衰老等，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接受。因此没有一个健康的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或者这个性别的任何生理特点而产生罪恶感或者防卫心理。
健康人确实为之感到内疚（羞耻、焦虑、忧伤，或者防卫）的是：（1）可以改进的缺点，如懒惰、漫不经心、发脾气、伤害他人；（2）不健康心理的顽固的残迹，如偏见、妒忌、猜疑；（3）虽然相对独立于性格结构，然而可能又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惯；（4）他们所属的种族、文化或群体的缺点。一般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事实与最好成为什么或应当成为什么之间存在差异，就会使健康人感到不满意（2，148，199）。
自发性；坦率；自然
自我实现者都可描述为在行为中具有相对的自发性，并且在内在的生活、思想、冲动等中远远更有自发性。他们行为的特征是坦率、自然，很少做作或人为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贯不遵从习俗。假如我们实际计算一下自我实现人不遵从惯例的次数，就会发现记录并不高。他们对惯例的不遵从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或内在的。他们独特的不守陈规以及自发性和自然性皆出于他们的冲动、思想和意识。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者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某件琐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此面对种种俗套的仪式和礼节他们会善意地耸耸肩，尽可能地通情达理。例如，我曾见过一个人接受了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虽然他曾私下嘲笑甚至鄙视这类敬意，但他并未因此而小题大作，伤害那些自认为是在使他高兴的人们的感情。
其实，自我实现者的这种遵从习俗的行为就像轻松地披在肩上的一件斗篷，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自我实现者实际上从不允许习俗惯例妨碍或阻止他们做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情。在这种时刻，他们独立于惯例习俗的灵魂便显露出来，然而他们并不同于普通的波希米亚人或者反抗权威者，这些人将区区小事小题大作，把对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造反当作天大的事。
当自我实现者热切地沉迷于某个接近他的主要兴趣的事物时，他的这种内心态度也会表现出来。这时，他会毫无顾忌地抛开平时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在遵从惯例上也仿佛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他对习俗的遵从仿佛是有意的、存心的。
然而，当自我实现者与那些并不要求或期待俗套行为的人们相处时，他们就会自动地抛掉行为的这种表面特性。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可以看到，他们愿意与那些允许他们更自由、更自然、更有自发性的人们共处，这使他们能够摆脱那些他们看来有时是费劲的行为。因此，像上面那样相对地控制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
从这个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或推论：这些人有相对自主的、独特的、不遵从惯例的道德准则。奉行常规习俗的没有思想的人有时可能认为他们不道德，因为当情况似乎要求如此时，他们不仅会违反常规还会违反法律。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人，尽管他们的道德准则与周围的人不尽相同。正是这种观察使我们坚信，普通人的一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遵从习俗的行为，例如，是以基本上被公认的原则为根据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由于与一般习俗以及普遍接受的虚伪、谎言疏远，由于与社会生活不协调，他们有时感到自己表现得好像是异国土地上的间谍或外侨。
但愿我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其实，他们有时也出于对惯例的僵化刻板和对习俗的盲目短浅的恼怒而故意放任自己。例如，他们可能会试图教训一个人，或者试图保护一个人的感情以及利益免受不公平的伤害。有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热情在沸腾，而这些感情如此令人愉快甚至狂迷，以至压抑它们似乎就是亵渎神明。据我观察，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并不为自己给予旁观者的印象而感到焦虑、内疚或者羞愧。他们自己声称：他们之所以按惯例行事，只是因为这样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或者只是因为其他方式会伤害人们，使人们感到难堪。
他们对现实的轻松的洞察力，他们的接受性和自发性非常接近于动物或者儿童，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的一种优越的觉悟（148，388，392）。对这种能力的临床有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弗洛姆的这样一种看法：一般正常的、适应得很好的人，往往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什么，他要什么，以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等问题（145）。
正是这样一些调查结果最终使得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之间一个最深刻的差异被发现，这差异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与普通人不同。我们很可能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区别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表达性动机、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也许将生活与为生活做准备作个区分是会有益处的；也许动机的概念应该只用于非自我实现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在发展。他们努力成长得日臻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风格发展得日益全面。普通人的动机是为匮乏性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
自我实现者虽然并不缺乏任何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但他们仍然有冲动。他们实干，他们奋斗，他们雄心勃勃，但这一切都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动机就是发展个性、表现个性，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这些自我实现者能够比常人更具有人类性吗？他们是否更能显示人种的本来面目？他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更接近人类吗？一个生物种应该由它的残废的、不正常的、发展不完全的成员或者完全归化的、受到限制的（caged）以及被训练好的模范来鉴定吗？
以问题为中心
我们的研究对象一般都强烈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身以外的问题上。用流行术语来说，他们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身一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一般也不太关心他们自己，这正与不安定的人们中发现的那种内省形成对照。自我实现者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些需要付出大量精力的他们身外的问题（72，134）。
这些任务未必是他们喜欢的，或他们为自己选择的，而可能是他们所感到的职责、义务或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不采用“他们想要做的工作”的说法的原因。一般来说，这些任务是非个人的，不自私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与人类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或家庭的少数几个人有关。
除了几个例外，可以说，研究对象通常与那些我们已学会称为哲学或伦理学的永恒问题和基本争论有关。这些人习惯生活在最广泛的合理的参照系里，他们似乎绝不会见树不见林。他们在价值的框架里工作，这种价值是伟大的，而不是渺小的，是宇宙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是从长远出发的，而不是从一时出发的。总之，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但都是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家。
当然，这种态度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具有意义。例如，我们最初研究的主要显著特点，如宽宏，脱离渺小、浅薄和褊狭等，就可以归入这种更一般的态度的名下。他们超越琐事、视野开阔、见识广博、在最开阔的参照系里生活、笼罩着永恒的氛围，给人的印象具有最大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意义，它仿佛传播了一种宁静感，摆脱了对于紧迫事务的焦虑，而这使生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并且对于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变得轻松了。
超然独立的特性；离群独处的需要
的确，我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可以离群独处而不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以及感到不舒适。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明确喜欢与外界隔绝以及独处，其程度明显比一般人更大。内倾和外倾的两分法几乎完全不适合于这些人，我们在这里也不采用这种两分法。最有用的术语似乎就是“超然独立”。
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地保持平静，而不受那些在其他人那里会引起骚乱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发现远离尘嚣，沉默寡言，并且平静而安详是容易的。这样，他们对待个人的不幸也就不像一般人那样反应强烈。甚至在不庄重的环境与情景中，他们似乎也能保持尊严。他们的这种沉默也许会渐渐地转变为严峻和冷漠。
这一超然独立的特性也许又与其他某些品质有联系。首先，可以认为我的研究对象比一般人更客观（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当问题涉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愿望、动机、希望或抱负时也是如此。从而，他们具有一般人不常有的集中注意的能力。他们强烈的专心致志又带来心不在焉这种副产品，这也就是轻视以及不在乎外在环境的能力。例如，他们具有熟睡的能力，不受干扰的食欲，在面对难题、焦虑、责任时，仍然能够谈笑风生。
在人数众多的社会关系中，超然独立招来了一定的麻烦和难题。它很容易被“正常的”人们解释为冷漠、势利、缺乏感情、不友好甚至敌意。相比之下，一般的友谊关系更具有相互依恋、相互要求的性质，更需要再三的保证、相互的敬意、支持、温暖，更具有排他性。的确，自我实现者并非在一般意义上需要他人。然而，既然被需要和被想念通常是友谊和诚挚的表现，那么显然超然独立就不会轻易为普通人接受。
自主的另一层含义是自我决定，自我管理，作一名积极、负责、自我训练的、有主见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兵卒，完全为他人左右，做一位强者而不是弱者。我的研究对象们自己下决心、自主拿主意，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一种微妙的素质，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它却十分重要。这些人使我懂得了我以前理所当然地视为正常的现象，即，许多人不用自己的头脑作决定，而是让推销员、广告商、父母、宣传者、电视、报纸等替他们作决定。这实际上是十分反常、病态、软弱的表现。这些人是供他人指挥的兵卒，而不是自己作决定，自己行动的人。结果他们动辄感到无助、软弱、由他人摆布。他们是强权的牺牲品，软弱的哀怨者，不是决定自己命运，对自己负责的人。对民主政治和经济来说，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无疑是灾难性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必须由自我行动、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成员组成，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由意志。
根据阿希（Asch）和麦克里兰德（326—328）做的大量实验，我们推测自我决定者占人口的5％～30％，其比例的大小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在我的研究对象中，100％的人是自我行动者。
最后我要下一个结论，尽管它必将使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安：自我实现者较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不容易为他人所主宰。不管“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两个名词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被定义，在这项调查中，它们是经验事实，况且它们是有不同程度变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定义。
自主性；对于文化与环境的独立性；意志；积极的行动者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是贯穿我们已描述过的大部分自我实现者的特点之一。既然自我实现者是由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推进的，那么他们主要的满足就不是依赖于现实世界、依赖于他人、文化或达到目的的手段，总之，依赖外界来实现的。宁可这样说，他们自己的发展和持续成长依赖于自己的潜力以及潜在的资源。正像树木需要阳光、水分和养料一样，大多数人也需要爱、安全，以及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够来自外界。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外在的满足物，一旦人们内在的缺乏由外在的满足物所填补，个人真正的发展的问题就开始了，这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问题。
这种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面临遭遇、打击、剥夺、挫折等时的相对稳定。在可能促使他人去自杀的环境中，这些人也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安详与愉快。由于这种情况，他们也可称为“有自制力”。
既然对于受匮乏性动机促动的大多数人，其主要需要的满足（爱、安全、自尊、威信、归属）只能来自他人，那么，他们就必然离不开这些有用的人。但是，由成长性动机推进的人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人妨碍。对于他们，决定满足以及良好生活的因素现在是个体之内的，而不是社会性的。他们已变得足够坚强，能够不受他人的赞扬甚至自己感情的影响。荣誉、地位、奖赏、威信以及人们所能给予的爱，比起自我发展以及自身成长来说，都变得不够重要了（209，360，388，403）。我们必须记住，要达到这种超然于爱和尊重的境界，最好的方法（即使并非唯一的方法），是事先就有完全同样的爱和尊重的充分的满足。
欣赏的时时常新
自我实现者具有奇妙的反复欣赏的能力，他们带着敬畏、兴奋、好奇甚至狂喜，精神饱满地、天真无邪地体验人生的天伦之乐，而对于其他人，这些体验也许已经变得陈旧。对于自我实现者，每一次日落都像第一次看见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已，甚至在他见过许多花以后也是这样。他所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就像他见到的第一个一样，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产物。在他结婚30年以后，他仍然相信他的婚姻的幸运；当他的妻子60岁时，他仍然像40年前那样，为她的美感到吃惊。对于这种人，甚至偶然的日常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物也会使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和入迷。这些奇妙的感情并不常见，它们只是偶然有之，而且是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到来。这个人可能已经是第十次摆渡过河，在他第十一次渡河时，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种对于美的反应以及兴奋油然而生，就像他第一次渡河一样（115）。
研究对象们在选择美的目标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一些人主要向往大自然，另一些人主要爱孩子，还有几个人则一直主要热爱伟大的音乐。但确实可以这样说：他们从生活的基本经历中得到了喜悦、鼓舞和力量。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参加夜总会，或者得到一大笔钱，或者一次愉快的宴会中取得上述同样感受。
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特殊体验：对于我的几个研究对象，他们的性愉快，特别是情欲高涨提供的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还有某些基本力量的增强和复苏。有的人是从音乐或大自然中得到这种增强和复苏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神秘体验一节中更多地说明。
很有可能，这种主观体验的浓烈色彩是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本质上新鲜具体的现实相连的一个方面。也许我们所说的陈腐的体验是停止以丰富的感觉去洞察这个或那个领域的结果，因为这些领域现在表明已不再具有优点、益处或者威胁性，要不然就是不能再把自我放入其中了（46）。
我越来越相信对自身幸福的熟视无睹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的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爱和赞赏。其他现象，如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强等也是如此。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丧失后才被认识到。
赫兹伯格（Herzberg）对工业中“保健”（hygiene）因素的研究（193），威尔逊（Wilson）对圣·尼奥兹“阈限”（margin）的观察（481，483），我对“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研究（291）都表明，如果我们能像自我实现者那样对待身边的幸事，我们的生活将得到极大的改进。
神秘体验；海洋感情
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这些被称为神秘体验的主观体验，是相当共同的体验。威廉·詹姆斯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前一节谈到的那种强烈感情，有时变得气势磅礴、混混沌沌、漫无边际，所以可称为神秘体验。我在这一题目上的兴趣和注意，首先得到我的几个研究对象的支持。他们用暧昧而又通俗的措辞来描述他们的情欲高涨。我后来想起这些措辞曾被各类作者用来描述他们称为神秘体验的东西。在这些神秘体验中都有视野无垠的感觉，从未有过的更加有力但同时又更孤立无助的感觉，巨大的狂喜、惊奇、敬畏，以及失去时空感的感觉。这最终使人确信，某种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事情发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受主体结果被改变了、增强了，这种体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
把这些体验从所有神学的或超自然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们已经混淆了上千年之久。虽然在后来的谈话中，有几个人引出了半宗教的结论，例如，“人生必然有意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自发地制造这种束缚。因为这种体验是一种自然的体验，很可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也许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描述它更为合适，例如：海洋感情。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了解到，这种体验能够以较小的强度出现。神学作品一般地假定，在神秘体验与所有其他体验之间，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上的差异。一旦从超自然的关系中发现了神秘体验，并把它作为自然现象来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把神秘体验按从强烈到微弱的数量上的连续统一体加以整理。我们从而可以发现，微弱的神秘体验在许多人那里，甚至可能在大多数人那里都会发生，并且，在幸运的人们那里，一天可以发生数十次。
很明显，强烈的神秘体验是一些极大增强的、有着自我的丧失或自我的超越的体验，例如，正像贝尼迪克特所描述的：以问题为中心、高度的集中，献身行为，强烈的感官体验，对音乐或艺术的忘我的热切的欣赏（40）。关于高峰体验的进一步研究请见另一些文献（252，293，295，310，315）。
自从这一研究从1935年开始以来（现在仍在进行中），我已逐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峰者（peakers）与非高峰者（nonpeakers）的区别上。很可能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差别，但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在Z理论（315）一文中我已作了详细的陈述。如果需要简单的总结，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是讲究实际，追求实效的人，是成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中间变体（mesomorphs）。而高峰者除了上述情况外，似乎也生活在存在的领域中，生活在诗歌、伦理、象征、超越的境界里，生活在神秘的、个人的、非机构性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终极体验 （endex periences）中。
我预言这将是关键的性格逻辑的“种类差别”（class differences）之一。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那些“健康的”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更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改革者，成为政治家、社会工作者、改良者、领导者；而那些超凡脱俗的高峰者，则更可能去写诗、作曲、研究哲学，献身宗教。
社会感情
由A.阿德勒创造的“社会感情”这个词，很恰当地描述了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们对人类的感情的风范，在这方面，它是唯一可通用的术语。尽管自我实现者偶尔对人们表现出气愤、不耐烦或者厌恶（下面将具体描述），但他们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就好像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人对于兄弟的感情总体上是爱的感情，尽管这些兄弟愚蠢、软弱或有时显得很卑鄙，他们仍然比陌生人更容易得到宽恕。
如果一个人的视野不够开阔，其中容纳的历史时期很有限，那么他就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与人类一体的感情。自我实现者在思想、冲动、行为、情感上与其他人毕竟大不相同。当自我实现人在这些方面要表现自己的时候，在某些基本方式上，他就像一个异乡的异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不管人们可能多么喜欢他。他经常为普通人的缺点感到苦恼气愤，甚至被激怒，而他们对他来说，通常不过是一些不断给他制造麻烦的人，有时甚至变成痛苦的不幸。不管有时他与他们之间的间隙有多大，他总是感到与这些人有一种最根本的亲缘关系，同时，如果不说有一种优越感，至少他必定认识到，许多事情他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对许多事情他可以明察而他们却不能，有些在他看来是如此清楚明了的真理大多数人却看不见。这也就是阿德勒称之为老大哥态度的东西。
自我实现者的人际关系
自我实现者比其他成年人（当然不必与儿童相比），具有更深刻和深厚的人际关系。他们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以及更多的摆脱自我限制的能力。然而，他们的这些人际关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质。首先，我观察到，这些关系的其他成员比一般人很可能更健康，更接近（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实现者。考虑到在全人口中，这种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这里就有一个很高的选择标准。
这种情况，以及某些其他情况说明：自我实现者只与少数几个人有这些特别深的联系。他们的朋友的圈子较小，他们深爱的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其原因部分在于在这种自我实现状态中去接近某人似乎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忠诚不是一时的事情。一位研究对象对此这样说：“我没有时间照应许多朋友，也就是说，如果要交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同时交很多的。”在我的小组里，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一位妇女，她似乎特别善于交际，简直使人感觉到她生活的天职就是与她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的家庭成员，以及她的朋友们、朋友的朋友们保持密切、温暖、美好的关系。也许，这是因为她没有正式的工作和事业，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妇女。这种专一的排他主义的确能够与普遍的社会感情、仁慈、爱和友谊（正如上面所描述）同时存在。这些人倾向于对几乎所有人和蔼，或至少对他们都有耐心。他们对儿童有一种特别温柔的爱，并且为儿童们所接近。在一种非常真实即使是特殊的意义上，他们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同情整个人类。
这种爱并不意味着缺乏鉴别能力。事实上，他们能够的确也以严厉的口吻，认真地谈到那些应受谴责的人，特别是那些伪善者、狂妄自大者、自命不凡的人或自高自大的人。然而，这种实际的低评价甚至在与这类人面对面地接触时也并非总是表现出来。对此，有段话大致可以作出解释：“大多数人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本来有可能很了不起。他们犯各种愚蠢的错误，以至感到极为痛苦，但仍不明白他们本意是好的为何会落得这个结果。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会在深深的痛苦中付出代价。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攻击。”
也许，关于他们对他人的敌对反应，最简明的解释是：（1）这是理所应当的；（2）这是为被攻击者或某一个人好。按照弗洛姆的意思，他们的敌意的基础并不是来自性格，而是反应性或情境性的。
我所掌握有材料的那些研究对象还一致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在此也不妨一提，这就是，他们至少吸引一些钦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自我实现者与他的一系列钦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厢情愿的。钦佩者们要求的总是多于被钦佩者愿意给予的。而且钦佩者们的热心常常使被钦佩者为难、苦恼、甚至厌恶，因为他们常常越轨。情况总是这样：当被迫建立这种关系时，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和蔼的、令人愉快的，但是，一般都尽可能有礼貌地回避那些钦佩者。
民主的性格结构
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我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地都可称为是民主的人。以前对于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性格结构的分析是这个观点的根据（303）。但这种分析过于复杂，这里不便重复，我们只可能简单地描述这种表现的某几个方面。这些人都具有显著的民主特点。他们可以也的确对于任何性格相投的人表示友好，完全无视该人的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实际上，他们甚至好像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如此明显而且重要。
他们不仅具有这个最明显的品质，他们的民主感情也更为深厚。例如，他们觉得不管一个人有什么其他特点，只要某一方面比自己有所长，就可以向他学习。在这种学习关系中，他们并不试图维护任何外在的尊贵或者保持地位、年龄之类的优越感。甚至应该说，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某种谦卑的品质。他们都相当清楚，与可能了解的以及他人已经了解的相比，自己懂得太少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毫不装腔作势地向那些可以向其学习的，在某方面较自己有所长的人们表示真诚的尊重甚至谦卑。只要一位木匠是位好木匠，只要某人精于自己使用的工具或是本行中的能手，他们就会向他表示这种真诚的尊重。
必须小心地将这种民主感情与缺乏对各种趣味的鉴别力，与笼统地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等同的做法区别开。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杰出人物，他们选择的朋友也是杰出人物，但他们是性格、能力、天赋上的杰出人物，而不是出身、种族、血统、家族、家庭、寿命、青春、声誉或权力方面的杰出人物。
自我实现者有一种难以琢磨的最深奥也最模糊的倾向：只要是一个人，就给他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对于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最低限度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善恶观是共存的。他们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挺身抗击邪恶的人和行为。对于邪恶引起的愤怒，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表现得模棱两可，不知所措或者软弱无力。
区分手段与目的、善与恶
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发现有谁在区分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时经常没有把握。不管他们能否用言词将这种状态表达清楚，他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混乱、疑惑、自相矛盾或者冲突，而这些在普通人处理道德问题时是很常见的。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的道德力量很强，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他们只做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事。不用说，他们的是非概念往往是不合习俗的。
D.列维博士曾提出一个表达我描述的这个品质的方法，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与上帝同道或神圣的人。说到宗教，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信仰正统宗教，但另一方面，我只知道有一个人自称无神论者（整个研究小组里共有四人）。我所掌握情况的其他几人在确定自己是属于无神论时犹豫不决。他们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与其说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有形的人物，不如说描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因此，他们这类人是否可以称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完全取决于我们选用的关于宗教的概念或定义。如果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包括并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
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几乎总是表现得手段与目的的界限泾渭分明。一般地说，他们致力于目的，手段则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将对其他人说来只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经历和活动视作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多了。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够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他们有时还可能将最为平常机械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将某种陈腐的程序、机械呆板的体验加以转变的能力。例如，在他们的把戏中，就有遵循某种方法或某种节奏把书从一个书架运往另一个书架的事情。
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
一个相当早的发现表明，自我实现者的幽默感不同于一般类型。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当时很容易就发现了。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觉如此。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使大家捧腹），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下），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笼统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像个受虐狂或者小丑。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范例。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许多甚至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义，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的作用。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如果简单地以开玩笑的数量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不如普通人那样幽默。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揄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脱胎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这个情况的附加物，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往往绝不能重复。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会有很强的感染力。人的处境，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划都可以看得有趣、诙谐、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品的房间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看来，“活动艺术”品以它的喧嚣、动**、混乱、奔忙、劳碌以及乱七八糟地对人生幽默地进行了讽刺。这种幽默感也影响到专业性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对待的同时，也可以有一些轻松。
创造力
这是我们研究或观察的所有研究对象的共同特点，无一例外。每个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显示出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的创造力或独创性。本章较后部分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的具有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不妨承认这个事实：所谓的天才们显示出我们所不理解的能力。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该人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该人生来就有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未失重贞的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大多数人随着对社会的适应而逐渐丧失了它，但是某些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又失而复得。
这种创造力在我们的一些研究对象身上并不是以著书、作曲、创造艺术作品这些通常形式体现出来的，相反，它可能要低贱得多。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仿佛是映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为这个健康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涂上了一层色彩。从这个意义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职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本质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甚至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照世界。
在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引它出现和由它导出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为更强的新颖性、更深的洞察力和感觉效力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人才具有创造力。
并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较少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和阻力，他们较为自由，一句话，较少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假如我们像在儿童研究中那样，设想所有的人都曾经是自然的，并且他们的最深层本质也许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性外还有一整套表面的但却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然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以至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能认为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
对文化适应的抵抗
从赞同文化和融合于文化这个单纯的意义上说，自我实现者都属于适应不良。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包围着他们的文化。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Riesman）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甚至我们并不充足的资料也显得比较重要了。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以下一些成分：
1.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做事的方式时，都同样囿于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更非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表现如下：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哪些习俗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妨碍，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弄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大多数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耸耸肩膀。
但是，既然这种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作用，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就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于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中，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了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肩上的斗篷一样容易。
2.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因不公正而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社会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毋庸置疑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当急速的变革成为可能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具有转向激进派的很大可能。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是现实的，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经常提出讨论的另一点是关于享受生活，过得愉快的希望。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相容。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而又不能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现在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的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外部去反对它，与之较量。
3.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慈爱和反对，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眼光从美国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的确与一般的消极顺从文化造型大不相同，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
我们的研究对象独立于他人，喜欢独处（前面对此已有描述），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像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4.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以称为有自主性的人，他们受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的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美国人，而且广义地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美国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美国话、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
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同过分社会化（Oversocialized）、行为机器化（robotized）、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还更少文化适应、更少平均化（Less flattened out）、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统一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
如果这个假定可以站得住脚，我们至少能够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自己文化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像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当然，这又引出了关于什么组成了良好的美国的问题。
总而言之，观察结果表明，相对健康的人有可能在美国文化中产生。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健康。显然，我们不完美的社会一直把约束和限制强加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加重自发性的降低，减少潜能的实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