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幻想

（一）围墙、海湾和制度

我想利用这次报告的机会评估目前的历史形势有什么样的地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在这种理论“研究院”发挥作用时，我们每个人都相继想到致力于题为“形势分析”的危险工作。大家记住了那些似乎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头等重要性的事件，大家因此对它们作了分析，并且从这些分析出发，大家设法确定关于当代世界及其未来的尽可能充分的描述。

然而，这个艰苦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尽可能好地理解“现实”，而且是为了限定我们借以打算引导复杂而动**并构成为上述形势的力量游戏的活动。理论分析曾总是与实践方案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力求客观地、毫无偏见地认识事物，这不是为了满足起批判作用的理智的愉快，而是为了正确无误地提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有什么合适的做法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在争取解放时受剥削和异化的人们呢？此时此刻，凭借哪种干预，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并不因完全的怀旧而让人想起“形势分析”的古老经验。对它的回忆帮助我估计今天的情况有多不同，我们目前能期待这个实践发生多大变化。显然，我们并非一个批判实践研究院，因而我们并不需要勾画出政治方向路线。我们提出的干预限于论文和文集的出版。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活动是次要的。它是有所不同的。差异并不取决于由我们组成的批判小组的名称，而是产生于一种影响历史形势本身并同时影响了批判性质的变迁。

为了快点讲，真想不到至少在我们国家里战斗实践已成了一种防御实践。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重申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同性恋者、南方、第三世界、穷人等的权利，公民权、教养权和教育权、动物权和环境权，（当然）我列举的权利并不完全。我们必须签署请愿书，撰写作品，组织讨论会，参加某些小社团，从事选举咨询，出版书籍。如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承担起通常与知识分子地位相联系的责任。这里所讲的“通常”，指这些实践受立法的授权甚至支持，或至少受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许可和鼓励，而这些规则则决定这种地位。社会允许我们、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我们有序地为全球体制的发展做贡献是社会的需要。

凭此方式，我们就能使我们为争取解放而作的战斗所继续追求的情感富有生命力。这一点也不假。然而，有直接的迹象表明，战斗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即我们付出的代价降低了，我指的是：我们必须用于批判实践的精力消耗和时间消耗减少了。这种减少无疑表明了我们的战略已从进攻过渡到防守。依据克劳塞维茨所说，用于攻击的时间量和能量是防守所需的七倍。在现实条件下，在规模上，解放战争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以前减少百分之八十，但结果可能是相同的……

实际上，结果并不等同。解放不再是唯一可替代现实的方法，诚如一种征服现实并向现实强加外衣的理想。还不如说，解放是制度设法在自己的一个或另一个区域内达到的目标之一，这些区域有劳动、税收、市场、家庭、性、学校、文化、通信。这个目标任何地方都到不了，它遭到了内部和外部抵抗。可是，针对该目标的这些相同的抵抗促使制度复杂化和更加开放，推动新的事业。解放变得可捉摸了。制度真正的运作方式从此包含种种规划，这些规划不仅仅准备用于使现存的一切处于最理想的状态，而且还是些冒险的计划，“用以观察”的探索，它们产生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更“灵活的”惯例。

这里是一幅有很强田园味的图画，我知道这一点，并且大家感到在政治话语、商业信息和行政关系中这幅画一再重复以至于令人生厌。批判的任务恰恰是发现并揭露体制在解放方面的完全无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任务的前提为：解放从今以后由体系本身来承担，具有某种应有的本质的批判是体制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履行这个职责。我想说如果体制仍处于争议中，如果仍有争端，那么批判就这样有助于改造争端。

观察者和评论家们可从这种形势得到自信，即启蒙运动的大叙事最终战胜了有关大写的人和历史的描述，这些描述为了反对大写的人，已设法获得了有关人类事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方向。侵入西柏林商店的东德人群提供了证据，即自由的理想，至少是自由市场的理想，早已萦绕在苏联人的所有头脑中。

当我于1989年6月和12月在东柏林时，我已可观察到东德知识分子曾多么关心保护甚或设计这样一个立场，它使我们能继续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犹如批判东欧的政体，这里讲的我们包括他们在内。对一种在激进主义传统内形成的思想而言，这种要求的提出，犹如呼吁重新开始我们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过的工作：边引导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边引导对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作批判分析。这个设想的确动人。

无疑，我们总是可以依据资本主义的跃进和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与组织的衰落来了解西欧和“东”欧（实际上，宽泛讲来指中欧）的局势。但有个角色必定不会出现在画面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无产阶级不应与工人阶级混为一谈。阶级曾是一个社会实体，依据社会学和文化标准，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是可辨认的；它的概念曾属于人类学。而无产阶级之名，则指证着现代史对真实进行设想的理念。该主体只曾拥有劳动力作为唯一的财产：依据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曾是整部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阶级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权，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奇特力量的成果占为己有：创造出比劳动力消耗多得多的价值。这是“有益的生产率”的典型范例。

各种劳动阶级被设计成了解放的无产阶级：基于身受资本主义关系束缚的多种劳动者共同体，形成一个唯一的、有觉悟的和自主的集体主体，该主体有能力把全人类从伤害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看法中曾有某种悲剧性的事情：社会受躁狂症的折磨，经受可怕的净化。因为社会所受罪行的伤害并不是一种人们通过法庭前的诉讼能弥补的损失，而是一种伤害，并且未曾有法院可公正地倾听两个当事人的声音，即劳动者和资产阶级。劳动者的权利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治权。阶级斗争的真正赌注是这个权利：“阶级反对阶级”，不考虑民族、性别、种族，也不考虑宗教信仰。

典型的旧角色身上存在的体制已只能以角色的名义模仿辛辣的诙谐。他们依次死亡，毫无例外。大家都担心，这个过程将花上数年并且如果没有剧烈的动**会毫无进展。但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能抗拒这个过程。在这个完全是“实践的”批判的出乎意料的诉讼中，作为这样的劳动阶级没有起作用并且将来也不会起任何作用。国际工人运动已消失在局部的团体中，这些团体除了旨在保护某类劳动者的利益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了，而阶级斗争与其他要素一起一直是反对对制度的发展进行抗拒的力量。然而，我已说过，制度的发展需要这样的障碍来改善其性能。

因而，人们说有关解放的“资产阶级”话语和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组织类型使一场两个世纪的战斗产生了得胜者。其他阅读和处理历史的种种方式设法强加什么，这是徒劳的。制度似乎拥有充分理由呈现在唯一捍卫权利和自由的人那里，包括批判家的权利和自由在内。如果批判、询问和想象真的要求一个社会的和精神上开放的空间，如同卡斯多里亚弟和勒福尔所表明的，如果惟有制度才能保证这个开放（因为它需要开放），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像我们的东德同事们提出的这样的激进批判要求呢？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极富意味和包含历史后果的事件。诚如人们所看到的，柏林墙的倒塌还具有关于批判家地位的决定性内涵。当我写这本书时海湾危机仍处于悬念阶段（1990年10月），但海湾危机一样意味深长，只不过有所不同罢了。整个西方制度检验着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效果，这并非第一次，并且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显然，伊拉克的独裁产生于由西方列强两个世纪以前在近东造成的局势。依据各自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这些西方列强被分配到这个地区，这些权力关系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们凭着这种瓜分政策设法“解决”它们的内部矛盾，尤其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漫长经济危机存在时更是如此。萨达姆·侯赛因是西方大使馆的产物和大商号的产物，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第二次世界大战得胜者则向他们强索被他们践踏的“和平”，还给他们的国家。萨达姆依然更露骨和更无耻。但伊拉克的独裁像其他独裁一样，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疑难转移到更不发达或简单说来更不具抵抗力的国家这个过程中。

在萨达姆·侯赛因的体制与我已引证的其他人的体制之间存在的差异中，我将提到两个差异，它们特别涉及我的意图。第一个差异存在于正当西方制度的扩张达到史无前例的比例时，伊拉克对西方制度突然发出了挑战。在这点上，萨达姆·侯赛因似乎并未采取措施推翻象征着柏林墙倒塌的世界格局。相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和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仍然影响了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第二个差异则不太合时宜，我将更多地停留在它上面：它与目前思考的一般方向联系在一起。使得上面提及的独裁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打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难，回想这一点是毫无用处的。这种苦难使人感到羞耻，它激起了怨恨，并且正是在此存在着种种情感情绪，其中大多数精神在当代西方几乎并不拥有表现，因为它们并不拥有表现的经验。人人都受了羞辱，因为人人都估计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和文化同支配者所属的相比较同样杰出，而非差得远。当涉及一种偶然而新近的失败时，羞辱就仍然是次要的，而怨恨就被克服了。如统一的德国，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

然而，近东的情形就并非如此了。生活在近东的阿拉伯人几个世纪来已经历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之一。伊斯兰教传统把这当作记忆加以保存。但这些阿拉伯人也知道，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已遭受西方列强的使人蒙羞的统治。无疑，“沙漠盾牌”策略不会忽略唤醒在这些地区的人群中猖獗的一种怨恨。虽然它在西方人已虚构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被分隔，但它肯定像一个祖先的共同体的唯一后代那样抵抗和将会抵抗，伊斯兰教的乌姆就是该共同体的后代。这种文化被用来熏陶所有的人即天生的阿拉伯人，他们都知道让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名誉和乌姆的名声，并恢复其在全世界的荣誉。

正是在这里，而非在其武装力量中，存在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力量。如果一场世俗阿拉伯运动的领袖、复兴党的领袖毫不犹豫地诉诸乌姆来报复对伊斯兰教圣地的侵犯，这并非出于偶然。海湾危机的真正赌注仍存在于此。从眼前来看，巴格达的独裁者无疑会战败，失败的方式尚不可确定。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从中期来看，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内的近东地图应被修订。真正的问题是在将来：伊斯兰教能继续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表明和认可的灵修或象征体系来对抗在西方社会和被同化的社会中盛行的完全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吗（这里的灵修或象征体系以自己的一种远胜于特殊宗教信仰的总体文明之名存在的）？我的意思是：一种人类一体化的方式，西方方式对此是完全陌生的。如同从前被亚伯拉罕和穆罕默德所倾听的声音，穆安津的声音回响在城区和沙漠上，以便提醒众人除了由这种声音宣布的戒律以外，在人类事务中没有其他权威。

如果人们想鉴别在近东对峙的两个政党并确定在部队和宣言那边的真正冲突的赌注，那么，这个权威问题就可充当试金石。在现代制度下，更在后现代制度下，权威是受争论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权威向来只是归于并让予个人或团体的，个人或团体只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占据着权威场所。这个场所原则上是空闲着的。权威是由一个契约确定的，虽然权威的话起最终决定性作用，并且戒律是用这种话表达出来的。

这就是民主政体的悖论，以致涉及共同体的最迫切要求、“基础”和诸决议都产生于共同体的一个决议。如此，依附于戒律理念和最高法庭理念的超验性或相异性仍然内在于共同体的同一性。权威场所的空闲是这种“空白”或这种虚空的典型范例，开放的制度在自身内部保留着这个虚空，以便有能力批判、纠正并调整自己特有的性能。就权威人物与圣父这样的角色相似而言，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圣父”是被子孙共同体选定的，是在子孙共同体内选定的。

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或犹太教传统也一样），圣父挑选其子民，任何他们的代理人、先知，并向他们口授其戒律。只有通过阅读由最早的见证人在“圣书”中记录下来并世代相传的书信，我们才能理解这种超验的、深不可测的戒律。权威与其说是一个要加以争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要加以解释的问题，这种完全特殊的解释对书信没有什么补充，却只是尽力“填补”把书信分隔开来的那些空白，诚如人们在犹太教法典的读物中所看到的。

我们从这个过于简短和过于雄心勃勃的描述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否定性的结论，即目前由海湾危机所表明的历史局势如同被纯粹自由主义的解释忘记了。西方毫不羞愧地宣告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暴君，揭露了阿拉伯人歇斯底里的狂热崇拜并利用萨达姆对国际法的践踏进行干预，好像西方本身不曾干过同样的坏事，（实际上）这并没有过多么长的时间。

在制度与制度间的竞争中，决定性的行动是它们在自己的运转方式中保存的开放度、“间隙手法”。这个结论引起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它的前提问题：对局势的思考应依据有效力量，不管人力或物力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只有在力量关系方面，即从动力学的观点来分析当代世界吗？其次，诸制度为什么须处于竞争中？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也是一种关于体系（制度）的理论，但那里的单子并不引发争夺统治权的战斗。竞争过程的进行出于何种必然性？

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作形而上学答复吗？这有必要吗？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方法是没有出路的。它至多是批判的对象。然而，使这种批判成为可能的，是开放制度在自身内部保留和保护的内部空闲的空间。这个制度不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它需要这种自由空间。在这种条件下，批判总是可能的和令人想望的。但它的结论也同样总是如出一辙：没有结论，必须进行意见不同的总结，“空白”总是存在于“本文”中，这里的“本文”是就人们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上而言的。空白是批判的源泉。空白是开放制度张贴在精神作品上的商标。

可是，除了批判以外，空白还准允想象。例如，空白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叙述故事。我从未以这样一种方式描述目前的局势，即一点不具批判性，完全是“表现性的”，参考要甚于反思，因而是素朴的，甚至是幼稚的。除天才以外，还有点像伏尔泰风格的故事。我的理由是我的故事一般在非常严肃的环境里流传，在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流传。所采取的方式的确非形象，甚至可怕，好像这个传说是后现代世界为自身设想的不可明言的梦想。总之，故事曾是大叙事，在大叙事明显失败之后，后现代世界坚持叙述关于自身的大叙事。的确，这里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对此有很多话值得一说——但这个不合逻辑并不在于传说中的主角不再是大写的人这个事实。不过，还不如倾听这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