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说出上帝之语。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甚至牧师都应当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份工作。为什么我们要保持做这份工作？支持我们的人——或者至少是容忍我们的人——真正期待我们去做什么？如果他们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愿望被欺骗了，他们对我们不断加深的蔑视表明了什么呢？
当然，他们不能告诉我们自己当下想的是什么。从他们更为表面化的动机中我们对什么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理解他们胜过他们理解自己，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寻求他们动机的动机。从这种观点中，我们有可能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而不是根据其他人基本需求存在的理由把我们自己的存在解释为需求牧师吗？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无关紧要的方面帮助他们。他们在没有我们劝告的情况下，以比我们通常相信他们具有的更为智慧的方式追求那些东西。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构成因素的所有问题都是被一个庄严的什么、为什么、何时、何处所影响的，它像代表一个大括号之前的减弱标记，它以一个新问题改变了括号里面的所有问题，甚至对于那些已经被回答了的问题也是如此。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再有回答，但却足以天真地假定其他人可能会回答。所以他们如此地强迫我们干起自己反常的行当，把我们置于他们的布道坛上，职业的座椅上，以便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事情，把他们对于自己最终的问题的答案交给他们。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像一直在寻求把握其他别的东西那样，寻求把握这一答案呢？当他们必定早已发现他们不能期待从我们这里得到同样的服务，例如就像他们自己从律师或牙医得到的那种服务之时，他们为什么还走向我们呢？是否必定有人告知这一真理，我们对他们问题的回答并不比他们自己回答得更好呢？人们可以详细地追问。他们的到来与其说证明了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答案的渴望，不如说证明了他们同全人类一样在自己回答问题方面的无能为力。
然而，这或许就是我们被问及的问题；我们应当理解人们在问这个问题时，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显然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活，而是更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死；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历史无须我们帮助而一意孤行地向前发展；但当末世论、终极论在地平线上出现时——历史中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在终极论上敞开呢？——由此就呼唤着我们的出现，人们认为我们能够讲出启示之语和最终之语。在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的范围内，人们被宽容地调节，他们之所以走向我们——这似乎是奇怪的——为了智慧，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网悬挂在一根像蛛丝一般的线上。他们突然间醒悟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比刀刃还要狭隘的时间与永恒的分水岭上。这一神学的问题出现在永恒的边界上。哲学家懂得这一点，然而神学家似乎在许多时候并不懂。
显然，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对于道德和文化的观察，或者甚至不需要我们对于宗教、崇拜以及关于其他可能存在的世界的专题论文。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属于他们的生活，而且注定与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密切联系，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需要。通过我们就关于这些麻烦问题的、多少有煽动力的讲道和令人满意的教诲，我们或许能够给予这个人或那个人，抑或甚至数百人提供快乐或帮助。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但是，不要让我们以为通过这样做，我们便可以面对人们事实上带给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以作出敏捷的回答而免除了自己作为《福音书》牧师的责任；或者是其他在这一层面上应当履行的有益的牧师责任（包括宗教牧师在内）。让我们不要以自己有义务归还人们以某种程度的爱为借口这样做；因为人们首先必须问这一问题：什么是我们归还给他们的爱？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几乎这样做了的时候，我们或许做到最低的仁慈，尽管人们因为我们帮助他们活着而对我们千恩万谢。当他们向我们来求助时，他们实际上并不想知道更多关于活着的事情，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在生活更远的边缘之处的事情——上帝。我们作为乡村或者城市的圣人删去了荒谬的人物。这样我们便在社会中过剩起来。我们并不理解牧师的职业，除非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困惑的索引、症状，或更准确地说一种预兆，这种困惑的伸展超越了人们努力的整个范围，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仅仅由于一个人作为人而存在便可以感觉到的困惑，与他作为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精神的还是世俗的、神的还是非神的存在并无关系。无论他对自己的处境是否有意识，人都不能逃离人性，而且人性意味着限定性和有限性、生物性，以及人与上帝的分离。如果他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不能向我们说明这一点，如果想帮助他的同伴不能理解这一点，他的痛苦也就更为深重。
人作为人在请求上帝。他请求的不是一个真理，而是真理本身；不是某种善的东西，而是善本身；不是许多答案，而是这种答案——与自己的问题相吻合的答案。人本身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他必须是答案。他并不请求问题的解决，而是请求拯救；不是请求人的某种东西，而是请求上帝，请求上帝作为把他从人性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人们可能千百遍地对他说，为了达到无限，他只能必须保持沿着有限的小径走——这是他的确要做的事情：他保持着行走——在这些独有的小径上前进所完成的业绩之辉煌、之恐怖实际上都对他敞开着，这种辉煌和恐怖足以证实寻求这种不可能性的动机，以及难以忍受的紧迫性。但是，尽管他千百次地接受所有指导和劝告，他仍旧没有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这条有限的小径上获得满足。他所发现的东西与他所寻求的东西的关联是1：∝；这种事态对他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不能相信1＝∝。无论他的胆子有多大，当由他作主支配的整个答案的海洋似乎在他手中不停地蒸发，变为一个问题——他自己的问题，他生活中问题的一颗水珠时，为什么他还应当相信呢？在他的生活关系中，这个答案指向他生活所包含的主题，他生活的魔术中所隐藏的意义，由那种总起来说构成他生活努力失败的开头所强调的这种目的，简言之这种现实，超出了体验之海洋，而且一直如此。
这种答案、这种主题、这种意义、这种目的、这种现实绝非是此在的。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也不是问题本身；通过这一答案，此在和彼在并不合二为一。然而，当人们在请求上帝时，他们在请求与他们自己的问题相吻合的答案，请求一种也是有限的无限，一个是彼在也是此在的神，请求也是人的上帝。对于满足他们问题的答案——赞美或谴责文明的、文化的或宗教式的答案无论其含义有多么好，都只是把人们与他们已经生活的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别的吗？我们将把这个答案保留到永远吗？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出于什么理由，什么令人吃惊的理由使他们忍受我们，而且认为自己需要我们吗？如果我们暗地里相信这一答案，为什么不向人们公开承认自己不能说出上帝之语呢？或者如果我们真正地为这样说而后悔，或者为刚好以这种方式这样说而后悔，我们至少不可能把他们关于上帝的问题变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吧？为什么不把它当成我们布道的主题呢？
就这一点来说，在大多数时候，我一直记住教堂中的场景。然而，大学里的神学课堂上也奉行同样的基本原则——这完全脱离了这一事实——作为未来牧师的摇篮，这样一个课堂是一个教堂的附属物。神学是所有事情并不顺利，甚至大学的文学中也是如此的一个征兆，一个标记。存在一种学术的需要，在最终的分析中，作为被推论出来的东西，是与我们已经描述的一般人类需要相同的东西。众所公认，真正的科学本身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不只是表现在这一点或者那一点上，而是它基本的和最终前提是不确定的。每一门科学都清楚地懂得，在它的括号前面有一个减弱的符号，用这种静音符号通常泄露了秘密——它是那个恰好把整个科学都悬挂起来的关键点。它是问题的标记——必须被加到别的结构完美的逻辑之上。如果这个问题标记的确是每一个科学的最终根据，显然所谓学院体系是一个在无底的深渊中旋转的落叶的旋涡。问题的标记实际上是每一门科学的最终根据。
所以大学一直有一种不良的用心，或者一种担心，以及在它围墙之内的宽容神学；尽管当人们谨慎地问一个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提及的问题时，想到神学家们有保留的说明，人们多少会有些恼怒。然而，如果我没有犯错误，有人暗地里高兴是如此非科学的，以便高声和与众不同地谈论不能被证明的所有其他事实均仰仗它的根本事实——以便强调整个的学院体系或许有一种意义。无论形形色色的非神学教条主义者的个人观点如何，都有一种普遍的期待，宗教导师将要回答在其他人秘密思考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使一个问题的标志得以形成。当被其他人只是认作一种不可能性或一种限定性概念的东西，对他来说代表一种可能性时，人们相信他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意识到完成这一工作是非常美妙的！）人们期望的并不是他的私语和对上帝的咕哝，而是他的讲话：不是期望他的暗示，而是期望理解他和证实他；不是期望把他置于背景下的某一处地方，而是期望抛弃普遍的科学方法，把他置于最显著的地位。
显然，神学并不把自己在大学中的位置归功于任何武断的原因。它存在于那里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因而这样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许由于相似的理由，大学也有其他的部门，但神学与它们永远是不同的，因为对它的需要显然绝不能被满足，这表明它与教堂的相似性。自相矛盾的而又不能否定的真理是，作为一种像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神学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地位；因为它由此成为对属于其他部门的不同学科的完全不必要的复制。只有当神学院尝试去说，或者至少指出这样说的必要性，只要情况如此，其他学科不敢说，或者不敢大声说的东西时，只有神学不断地提醒人们，混乱尽管是美妙的，但却不能由此成为一种秩序时，只有当神学成为问题的标志，而且面对科学可能性最遥远的边界——或者更进一步说，在与跨越最遥远边界的哲学职能的冲突中成为一种呼唤时，神学才有理由存在下去。
无论它是什么，一种宗教科学的部门都没有理由存在；因为尽管关于宗教现象的知识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来说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学者都能在没有神学家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获得和应用这种知识。那种所谓“宗教洞察力”只是那些罕见的同时也是一名神学家的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的财产吗？不信教的科学家就不能以同样的爱和智慧研究宗教文献吗？或许情况并不如此。
如果我们这样强调神学是宗教科学，我们便剥夺了它在大学里的位置。宗教或许同其他课程一样被教授——但一旦如此它也必然同其他课程一样被讨论。的确，人们有必要，有可能了解关于宗教的某些东西，但是，当我把它当作某种可能学会的东西来研究时，我也因此承认同样有必要超乎或者超越宗教，正像我超乎和超越任何科学一样——例如超乎和超越对甲虫的研究。关于宗教的新热点和极为有趣的问题可能让我繁忙，但是它们像所有其他问题一样，指向的是一种最终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们并不是那种也是最终答案的问题。它们也不是那种由于它的存在，曾为整个大学之母的神学仍旧能在各个部门中鹤立鸡群，尽管它的头或许微微垂下的问题。在作为一门科学的操作神学方面，无论我可能在他人眼里多么熟练，我都没有因此而必然地竖起一根手指满足他人对我更进一步的期待。
让我对我们以历史笔记形式来讨论的这部分内容作出结论。那些认为我提出的各种思想与根本事实有密切关系的人，也因此承认自己是通过克尔凯郭尔到路德和加尔文，并由此到保罗和耶米利来追溯的古老路线的后继者。当然也有其他人同样维护这一古老的学说。因此，或许为了清楚起见，我应当补充说，我们的路线并不是从马顿逊追溯到爱拉斯谟，从《哥林多书》第十五章指引人们反对的那些人到预言家哈纳尼阿的路线，哈纳尼阿把先知耶米利脖子上的枷锁取下来，并且打碎了它。
要说的都说了，我可以详细地指明我向你们推荐的这条古老的路线，并不包括施莱尔马赫在内。出于对他的著作中所显示出来的天才的适当尊重，我不认为施莱尔马赫是神学领域的一位好老师，因为据我所知，他在人作为人不仅需要，而且也超越所有拯救自己的希望这一事实上，是一个可怕的缺乏洞察力的人；所谓宗教完整，最起码也是基督教的完整都拥有这种需要；人们只是不能大声地以人之语说出上帝之语。有那么一些人，对他们来说，施莱尔马赫特有的不凡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宗教概念，他用这种概念克服了路德的所谓二元论，用一个极度渴望的桥梁——我们可以从上面虔诚地走过的桥梁把大地和天空联系起来。如果那些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没有这样思考过——按照我所提供的观点思考过，他们将最终转过身来。我只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既不求助于施莱尔马赫，也不求助于改革派，既不求助于施莱尔马赫，也不求助于《新约》，既不求助于施莱尔马赫，也不求助于《旧约》先知，但是从施莱尔马赫的背后，他们寻找到另一条古老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下一个先驱者可能是梅兰希顿。克尔凯郭尔、路德、加尔文、保罗和耶米利这些不寻常的名字强调了施莱尔马赫从不具有的对这一真理——人是被创造出来为上帝服务的，而不是上帝被创造出来为人服务之真理的一种清晰的、直接的理解力。与国王、王子、人民、牧师和犹大先知相比，耶米利生活的否定和孤独——保罗对宗教的热忱和不松懈的反抗，像在犹太教中体现出来的那样——路德并非以不虔诚，而是以中世纪式的虔诚与宗教的决裂——克尔凯郭尔对基督教的攻击，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以确定方式说出上帝之语的特性，而这却是施莱尔马赫从未达到的。
人是一个谜，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那总是如此真切地被看到和感觉到的宇宙是一个问题。上帝与人相对而立，犹如不可能与可能的相对，死与生的相对，永恒与时间的相对。这个谜的谜底、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满足乃是一件绝对新鲜的事，不可能因此而成为可能本身、死成为生、永恒成为时间、上帝成为人。并没有什么途径导致这种事情发生；而人也没有什么能力理解它；因为这种途径和能力本身也是崭新的，是由新人来享有的启示和信仰，认识和被认识。耶米利和其他人——我可以这样指出吗？——至少是做了一种严肃的尝试说出上帝之语。他们是否成功另当别论。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必要的先河。至少他们理解人只是根据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发现自己的需要。他们把自己说出上帝之语的尝试与这种需要和这种问题联系起来，与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联系起来。他们揭开了这种需要和这种问题的每一层面纱。他们处在死的热切之中。这就是我们主张继承这一历史路线的理由。我们听到甚至是来自历史的命令：我们应当说出上帝之语！即便我们能够服从它，这也是一个足以让我们困惑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