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事情的最佳途径是从日常的经验事实出发，开始寻找某种理解它们的有序的方式。作为我们研究价值的起点，金钱和音乐可以作为典型的日常事实。我们一般认为金钱和音乐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是不同意义上的价值。金钱有价值乃在于它能购买东西。它能买到食物、住房和衣服，可以付账，可以为将来提供安全。它甚至可以购买音乐：人们可以买收音机、留声机、唱片，音乐会、歌剧和演奏会的门票，或音乐的教育。所以一般说来，我们用其他东西衡量金钱的价值。无论什么东西有价值，乃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它本身之外的其他一些东西，而它本身则被称为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或手段。富有的银行家被称作有财产的人。[2]然而，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知道他是否热爱音乐比知道他是否拥有一个银行更重要。音乐与金钱的区别在于，金钱是一种手段，而音乐是一种目的。你挣钱是为了把它花在购买其他东西上；而你享受音乐却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我们已经看到，金钱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而音乐是一种内在的价值。音乐能满足灵魂，而金钱永远不能。
金钱与音乐之间的这种区别，还有一般说来，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区别、工具性的价值和内在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不能当作绝对的。例如，金钱可以被钱币收藏家当作目的来对待，他们由于硬币具有历史的和艺术的趣味而收藏它们。金钱也可能被守财奴看作目的，因为他们把积累财富当作自己存在的主要目的。音乐对职业音乐家来说同样也可以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因为他们要靠音乐为生。与其他内在的价值一样，音乐在它要支持其他价值的意义上也是工具性的。音乐激励和提升品格、思想、宗教献身精神。它渗透并整合整个人格。因此，工具性的价值和内在的价值之区分在于从什么角度看待价值，而不是绝对不同的价值类别；但是价值的基本意义可以在它的内在的方面找到。目的赋予手段以意义：音乐使金钱有意义，而非金钱使音乐有意义。我们由于爱而工作，而非由于工作而爱。工作就像爱一样，无疑都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正常人都会乐意工作，而社会应当组织得能使一切工作都富有乐趣。但是工作的内在价值肯定低于爱的内在价值，并且受到更多的限制。
有些哲学家，尤其是自然主义者，反对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作任何区别。［8］如约翰·杜威、亚伯拉罕·艾德尔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自然主义者尤其反对“自然中有固定的目的或目标”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样的目的既不存在，又无［借以实现的］手段。自然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批评大部分都是在抢劫稻草人。我们已经指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区别是真实的，但不是绝对的。手段可以变成目的，目的也可以变成手段。要认识这一日常事实，人们不必成为一名自然主义者。人格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通过强调一切个人与社会经验的有机整体及相互关系，确实可以成为杜威教授这方面学说的主要老师。杜威从未完全忘记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东西。所以，人格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都可以赞同，原先是一种手段的金钱可以成为目的，而最初作为目的的音乐也可以用作手段，使用手段以实现目的的过程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
然而，面对自然主义者反对“自然中有固定的目的或目标”这种想法的抗议，我们似乎面临更大的困难。首先，自然这个词的含义长期以来一直含糊不清。如果自然的意思是由感觉揭示的那个秩序，那么显然没有一个感性的对象需要（甚至能够）被当作一个“固定的目标”。感性对象并不确定，它们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一个感性的对象至多只不过是某人的目标的组成部分罢了。感性对象是手段；只有在感知范围之外取得它们时，它们才成为、体现或象征目的。一个美丽的感性对象是美丽的，并非因为它是可感的，而是因为它体现了多种多样的和谐、平衡、发展和统一，或者体现了其他一些美学原则，或者表达了艺术家或观察者的灵魂。
然而自然主义者通常并不把自然限制于感性对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荒谬的，其理由就像唯心主义者把排他性地专注于感觉资料和感性对象当作荒谬的一样。因此，大多数自然主义者宁可把自然当作实在的整体。因此，“自然中的固定目的或目标”的意思是“在经验世界中的任何地方所固定的目的和目标”。如果自然主义者否认任何地方的任何确定目标，那么他们已经超过了古代的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教导说，一切皆变，变化的法则除外；而自然主义者教导说，一切皆变，甚至连变化的法则也会变。
是否真的没有固定的价值法则呢？马克、英镑、日元、卢布、美元的价值在改变，音乐的风格在改变。中国音乐、印度音乐、非洲音乐、爵士乐、交响乐等，音乐的形式各不相同，而且每一种形式都在不停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什么固定的目的，是吗？但若没有固定的目的，我们拥有的关于人类历史的一切知识、我们对人类经验的一切分析，都是奇怪的，这些东西引导着每一种文明的聪明人的行动，就好像有固定的目的似的。尽管有很大的分歧，但当今的自然主义者和人格主义者都赞同［9］，人类的一切行为中至少有两个基本的、不变的目标。它们可以被称作理智与协作，或称作对真理的尊重和对人格的尊重，或称作理性和爱（在《新约》中的说法是“逻各斯”和“阿伽派”）。我们发现它们作为固定的目的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柏拉图、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伏尔泰、孔德、康德、马克思那里。如果你否认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你就否认了价值的一切可能性。如果不遵守经济法则，或者无视人的需要滥用金钱，那么金钱将失去它的价值。如果不按照美学的和谐法则谱写音乐——可听的音乐符合数学规律——那么它就不再是音乐。如果音乐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毫无意义，那么它也就没有价值。价值就是某些人感到快乐这一事实。
固定的与变化的之间的区别引出价值和理想之间的重要区别。理想是一个可能被实现的目的，一个被我选择为好的目标。理想无非就是价值的一个定义。它可以定义一个可能的价值，也可以是极为异想天开的，以至于定义一个绝对没有可能实现的价值。另一方面，价值绝不仅仅是一个定义，它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理想的经验。价值是在人生中贯彻的一个理想的计划。人类必须合作是一个理想的准则；黑人与白人、外邦人与犹太人、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合作就是价值。
由这一区别可以作出若干重要推论。
第一个推论是：理想不是价值。对合作的理想进行思考不是合作的价值；如果这种思考过于虚幻和抽象，那么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合作的障碍。理想可以成为价值的敌人。人们可以争论说，对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进行思考至少具有思考的价值，但即使是这种价值也需要这种理想确实呈现在某人的心灵中。一个写在辞典、《圣经》、教规、宪章、条约里的理想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直到它在个人的和社会的经验中“起作用”，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
第二个推论是：并非所有理想都一定是真实的或有效的。如果读者按自己的喜好制定一个世界和平的纲领，那么当他再次考虑一下这个纲领时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大量不公正和冲动，或者包含着那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很不合理的理想，因此必须当作虚假的纲领加以拒斥。就像我们在对感性世界作科学判断时会犯错误并受制于幻觉一样，我们对理想的判断也会出错，并且受制于源于我们的传统、种族、经济地位而产生出来的错觉。但是有谁会因为科学家有时会犯错误而放弃科学呢？又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因为理想主义者有时会犯错误，或者因为理想经常需要修正就放弃理想呢？在理想的田野里追求真理甚至比在科学的田野里追求真理需要更多的韧性，除非科学知识不断受到奴役，服务于战争、种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个人的贪婪等错误的理想。
第三个推论是：一定要把正确的理想与错误的理想区别开来。准则［10］这个词已经被建议用来表示正确的理想。我们说过，正确的理想是绝对固定的，是吗？一切人类知识当然都需要矫正；但在人的知识范围内我们必须区别相对地不确定的东西和相对比较确定、比较根本的东西。我们有许多信念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差别；还有一些信念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就会引起生活的许多调整。然而还有一些信念极为根本，一旦被证明是错误的，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调整，一切意义都会**然无存。举例来说，理性和爱这些准则。如果理性不是正确的准则，那么一切科学都不可能；如果爱——对人格的尊重——不是正确的准则，那么一切价值都被消除，因为一切价值都是受到尊重的个人经验。因此，在人类知识的范围内，我们有理由把这些原则当作正确的准则来接受。尽管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或全爱的，理性和爱仍旧规定了前进的方向，只要人类不想毁灭自己，就必须永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自然主义者反对自然中有固定目的的警告是有用的，它警告人们不要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任何具体的价值，它要求用理性去检验一切价值，这也是一个健全的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试图提出准则的重大时刻。著名的“四项自由”便是一个倡导性的人类准则表。它们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和摆脱恐惧的自由。［11］不难看出，我们在这里努力使理性的爱（逻各斯—阿伽派）具体化；每一种自由都是对人格的合理尊重的一种表达。每个人都应当有说话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按他的良心的启示去崇拜（或不崇拜）；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应当得到保障；每个人都应当免除被抢劫与被侵犯的恐惧。这确实是一套正确的理想，但尚未实现，哪怕它被印在一分钱的邮票上。这些作为倡导性的目标的自由，以及以此作为每一个人、每一社会生活准则的世界，二者之间的差别生动地揭示了理想的准则与实际的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它同样也指明了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者应当承担的理智的任务与实际的任务；对各地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公民来说也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呢？它必须受到理性的限制，因此辱骂、诽谤、中伤、猥亵和引发暴力的煽动都必须加以限制。什么是宗教自由？当某种信仰的教义蕴涵或宣称这种信仰是惟一崇拜神的途径时，这个宗教的信徒怎么能够真诚、平等地给予其他宗教足够的自由，并尊重其人格呢？各种宗教信徒，以及宗教的迫害者，需要好好学习自由的准则。摆脱贫乏与恐惧的情况又怎样呢？一种情况肯定是有某些个人或团体无视社会准则，欺凌弱小，为满足私欲残酷地欺压别人，并将这种无视法律的自由变成牢固的社会控制。另一种情况是对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规划以便一切人的生存都能得到保证。还有一种情况是终结人对人的剥削，一切雇主、群体和国家都尊重自由。所有这些当然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和民族主义体系，一旦执行起来没有人能够对其作出预见，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对准则的承认与准则所需要的价值创造之间的区别。
然而进步极为缓慢，令人遗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界定准则和建立价值的理智的、精神的、实践的任务似乎比科学的和机械的发明、财富的积累或战争的破坏要难得多。人类已经选择了看起来较为容易的方式，但它却在导向毁灭。终有一天人将成为灵性的人。到那个时候他会聆听摩西、何西阿、耶利米、孔子、穆罕默德的教导；到那个时候，耶稣将成为世界的光，人们将承认登山宝训中包含着这个地上天国的根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