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人类特有的艺术
在理解有机生命的循环时，必须同时考虑繁殖和死亡。繁殖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战胜失败——意味着个体死亡——的方式，是对死亡的回答。但死亡也是对繁殖的回答。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应有的个体死亡的过程，那么繁殖一定很长——从产生所有的生命到衰竭而终。因此，在繁殖的过程中，自然界似乎接受并承认了生物个体的失败，而以此作为整个物种成功的条件。
但是，繁殖不仅是一种延续物种的手段，它也是新尝试的重要机会。无论会遇到怎样的变化，生命形式会在这个时刻发生转变，以维持物种自身的延续，生命似乎并不满足简单的物种的成功，似乎总是在不定的世界里摸索自己的立足之处，它必须永不停歇，不断攀升，繁殖和增强形体。有机体的创造多样，有的更好，有的更差，有的维持下来，有的消失。这样，个体的死亡也创造了演化的机会。
当我们试图理解这种摸索和分支过程的趋势和意义时，我们通常会将生命描述成一种纯粹的冲动，将其拟人化，并把它看作为了更好地适应世界所做的努力。世界相对稳定，生命永不停歇地变化。生命能够变化，但是无机的自然却不能：如果其中一个去适应另一个，那么生命必须使自己适应非生命。长远地来看——我们通常这样假设——是环境决定了哪种变异是好的，哪种变异是坏的。更好与更坏简单地是指更适应与较不适应于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仅此一次，我们已经获得这次机会了。
还没有什么描述像这种有缺陷的描述一样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可。如果一个物种已经适应了它所处的世界，为什么还要寻求改进它的适应方式呢？失败的是个体，不是物种。如果生命所做的努力就是适应，那么它必须尝试创造出适应能力更好的个体。当然，这些更好的个体也会死亡——但是不容易死亡，延续时间也更长，相应地，死亡少繁殖也就少。以此类推，如果物种不太成功，那么必须繁殖很多个体。
进一步说，在这种更适合个体的演化中，演化本身的过程也在发生改变。在繁殖之际的实验性的变化——我们将其归因于“生命”，因为它并没有形成父母有机体的有意识的意图中可辨别的部分——将会趋于消失。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频度越少，每一代中的新生命越少，这种变化的机会就越少。但是，个体生命的生存时间越长，个体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以及通过个体的努力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都会变大。而且，现在的证据可以支持，有一些变化是可以遗传的。如果可以遗传，那么演化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实验，更是有意识的个体所做的努力。
最后，无论怎样解释生命或个体努力在争取什么，它们都不仅仅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命更在于努力使环境适应自己。诚然，世界不能改变自己，但是生命却可以选择使自己适应世界，还是使世界适应自己，从行为上来看，生命更愿意选择后者。物理的自然是无情的，生命是脆弱的，这是事实；但是生命有着无穷无尽的弹性、控制欲和持久性，这也是事实。生命先是发现可以控制自然界的一小部分，渐渐地，可以控制很大一部分。而且，在生命的控制下的那部分自然完全成了驯服的、没有反抗能力的奴仆。因此，我们在哪里发现有意识的个体存在，我们就会在哪里发现那些生命为了自身的目的所做的改造世界的努力。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使用“艺术”一词，包括所有改变世界的有意识的努力，我们说，一切动物行为都包括某种程度的向外张扬的艺术。在允许世界对它进行塑造的同时，它也用它的技艺去塑造世界。
但是，指向环境的动物艺术的规则也许有一个例外。在改变人类的外部世界的时候，人类确实是在有意地改变自己。在遇到不如意的条件——食物匮乏、危险等——时，低等动物会尽力改变这样的环境。人类也会类似地这样做，但有时也会有另外的反应：“也许我自己也应该作出改变。”食物的匮乏促使他们更有长远打算或更节俭，危险会提醒他们更加小心。如果一只野兽受到威胁，它或者反抗或者退却；如果人受到威胁，他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也会责备自己的恐惧或愤怒。
人类就这样使自己成为艺术重建的客体，这是人类特有的艺术。在世界中，无论为生产更好的人类个体（无论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还是为了个体自身的终结）做了什么事，人类都是其中的行为者之一：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由他来做这件事的。他成了自己的本质和事件的可能性的判断者。只要与人类有关，“进化”的任务就被交到了人类的手里。
我并不是说，人类是惟一拥有自己创造的一部分的动物。应该这样解释，每一个有机体都能够建设自己，能够在受伤后再造自我，修养自身，在无数生命的尽头挣扎，发展自己——生长。正如我们所说的，它可以是进化的参与者。但是，在所有上面描述的类似的情况中，只有人类是带着有意识的目的去做这些事的，即，不仅检查和维护自己的身体，而且检查和维护自己的精神，而且这个过程是根据一个预先形成的理念——本来应当是怎样的。人之为人在于人具备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具备将人自身带入艺术的领域，作为判断、改变和改进的客体。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人类相应地也是艺术的产物，无论好坏，他们都必须是这样的。自然界创造了我们，社会行为和我们自己的影响必定持续地塑造我们。任何为了“自然”而拒绝艺术的企图只能导致虚假的自然，而这种虚假的自然远不是真正的自然的艺术作品，也远不符合后者。
而且，随着自我意识的变化，再造行为的数量和程度也会变化。自我意识会不断增加。M.柏格森强烈主张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没有量的多少。［1］但是我必须作出判断：人类历史在极少方面显示出毫无疑问的增长，我们必须把自我意识的程度和界限包括进去。不管心理学是什么，只有有自我意识的人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相对晚出，以及文学和所有精湛的艺术中的主观或内省的元素的持续进展，都是人类自我意识增长的标志。这种增加给了我们进一步的暗示和结论，人类重塑的艺术有非常明确的特征，已经将它的偶然性的开端远远地甩到身后，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或一组制度。
在早期人类中，人类本性的形成必须以独特的、批评和赞美的表达方式传承下来，持续不断地在人类团体中传播。因此，行为（正如它依然作用于我们的身上一样）像是上百万的棒槌去使每一个成员都靠近社会人心的要求。只要有语言存在，正如一本确立了意义的杂志，都会有赞美和责备的用语体系，引导和规划着社会的进程。
这套词汇的存在只是为了拥有一种持续的、无法逃避的力量。但是，当一个协调的中介机构（比如说，大众宗教，为了他们的利益，假定了精心编造的宣传，并给予他们所有时间、空间、奇迹和恐惧的分量）出现时，当时的理念的影响就会成倍增加。
没有人能对其同伴对他的要求完全漠不关心，但是上帝（有不为人知的力量，可以伤害也可以赐福）的高压式的和敏锐的命令，将整个事件抬高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层面。许多世纪以来，宗教一直是人类成熟的自觉和自律的储藏室。因为，在尝试看清自己（正如上帝曾经看他）的努力中，人类变得越来越热中于强调自我意识，越来越积极地塑造自己。现在，在原先的机构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它的分支：政治、教育、立法和刑罚的艺术，作为重塑人性的独立的机构。
这些机构如此不同，以至于相互之间失去联系。家庭怎样教育孩子，公民的状况，领圣餐者的教堂，年轻人的兄弟会，士兵的军队，工人的工厂规则，同志中的狂饮者，这些都没有显著的一致性。无法确定他们中的什么人与某个人一致，而这个人会反过来假设所有这些特征，也会打算创造自己。然而，在所有上述的情况中，人的自然材料是一样的。尽管有可塑性，但它仍保持自己的特征。虽然多样，在放在它上面的模具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看上去是顺从的，但对外界规范的接受也是试探性的。从长远来看，重塑人性的标准必须是人性自身。尽管它想要成为什么的预感还很模糊，这个预感就是它最终的向导；对它作出指示的声音越含糊，它就越需要一个可信的诠释者。
满足这种需要正是哲学的特殊责任。它的职责是，对人类各种各样的实验性的自我批评作出评判。它应该使人类命运的预兆变得清晰明了，并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提供理性的声音。哲学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当然不只是心理学本身）思考人以及如何塑造人，并因之使它们自己成为“人类特有的艺术”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