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就在聂荣臻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成功不成功了你想得再怎么周到，总还是没有经过实践，何况这是国家试验，牵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政治上影响多么大，心总是提在嗓子眼上。我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当时知道了，在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难受！我躺在**，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把心提到嗓子眼上，直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升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一氢弹爆炸成功了！
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那一刻时间里，聂荣臻元帅上来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这一次并没有像原子弹爆炸时那样跟着年轻人一起扔帽子狂欢。激动是不用说了，但因为氢弹试验实在要了他和一大批科学家们的半条命，从开始谁都不知道怎么搞，就是到了现在爆炸后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功了呢！元帅的关怀使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
元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元帅心头不由得涌起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厂，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元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
知识分子被叫做了臭老九？
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唉，天真的要变了？可不该变嘛。元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头一阵痛楚：都是些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对祖国，凭哪一点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呀？我能保得住他们吗？像我这样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一声：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
然而面对突发的政治风云，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身为元帅的聂荣臻都是一片茫然，更何况从不问政治的王淦昌。
劫难来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
1967年初，当中央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决定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7齿的轮子，就是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就可以根本不动手做。
张震寰，你去用3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定大员。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抽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员到华北这个金属结构厂，可那位大员去后整整用912天12夜才总算动员了职工到车间干活。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吗！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糊涂的常熟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
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做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一些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元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元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是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和科学家们群情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声：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髙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
王淦昌他们听完元帅的这番话语，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元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其实，此时此刻的造反有理的风暴已经刮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元帅本人都没有想到，他可以统率千军万马与敌人血战到底，但在今天却被人火烧得无处躲藏。无奈，聂荣臻回到北京，看到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临时搭起的批斗台上写着巨幅火烧聂荣臻的标语，悲愤道我倒是愿意把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都烧光，这样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可现在有人说要烧焦我，当心别拿我聂荣臻烧啊！
元帅有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我是在领导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的核科研大事，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不受别人欺负的头等重要的事，你们折腾，那是犯大罪呀！
然而，狂热的人们谁把元帅的话放在心上？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突然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一打听，原来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通通逮起来，一个也不放！元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过，那个中央文革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北京的康生冲着元帅髙嚷起来。元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这算是一件荒唐事吧。下面的一件事听了之后更叫人心惊肉跳：那是1967年6月17日，这一天是中央决定的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的日子。聂荣臻亲自在基地坐镇。
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元师和王淦昌等行政和技术领导人员都迸人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载奋303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起飞。
嘶一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一6战机正时从马兰机场起飞。
元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
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人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地飞行，而元帅和土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却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元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元帅，无声目光中分明在说：这是飞行员的问题。
是吗？元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一6战机：呜！好髙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
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元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元帅脸色发青。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
不接！
是总理的。
元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
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总理的指示和元帅的话一起带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貼向自动投掷器，继而用力一按……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想拽住下坠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炽人的光芒，亮彻整个天宇与大地之间……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氢弹！
又一个被王淦昌称为大太阳的核武器诞生了！
不知为什么，王淦昌的眼里直流泪水……
在中国核武器试验中占据伟大历史意义的空中投掷氢弹获得爆炸成功后，王淦昌便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问题。
20世纪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双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主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竞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后果，只要你继续不停地在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因此所有负责任的政要都会最终考虑核试验的最佳方式。地下核试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出来的。
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了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埋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人地下操作。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了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六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正像洪水猛兽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车后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那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貼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乂有人貼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李觉将军当时已经升为二机部副部长了，他也很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叫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就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职成为王淦昌的随身警卫。文革那十年里，王先生他们一批科学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冲击，受尽苦难。外界都不知道，其实那些年正是我国核试验搞得最多任务最重的年头。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有多不易啊！
大邵感慨万千。
王淦肖平时是个好好老头儿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除此他似乎没有一点可以让人慼到多余或有半点累赘的地方。我听过他的一泣现今退休在家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常常被他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侮辱就侮辱的人，也不是一个想在他头上拉屎就可以露屁股的人。
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距工作单位一坐落在花园村的灰楼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一这也是中央规定的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公众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要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你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到最低，一边红着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霉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他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园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这样上了车，把大邵可害苦了，只得开着伏尔加跟在公共汽车后面，快也不是慢也不是，一路上被那些同行的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的司机骂得狗血喷头。331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里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喊。
一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可不，当时组织上向大邵交代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革命工作。大邵是革命战士出身，组织和领导的话就是神圣的命令。虽然大邵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从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便知道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大邵深知自己的肩上负有保卫王淦昌安全的特殊使命，可自己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怎么去教育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大科学家呢？那段时间可把大邵急坏了，当时北京大街上已经很乱了，谁能保证不出点麻烦？怎么办呢？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的跟在331公共汽车后面，然后再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着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一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貼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
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便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
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出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为啥当初从德国回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且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是有意气他的。
可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设下的圈套，于是便怒冲冲起来：我怎么会里通外国？是胡说八道！
真的？真的是胡说？
当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去里通外国呢？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一你为什么小坐专车？大邵开始阴谋了。
那是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的人，成为坏人呢？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的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说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髙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
司机大邵劈头盖脸的一通，可真把王淦昌给点拨开了：是啊，找凭什么跟那驻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糟糕，我干啥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车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快快！大邵借机给我们的大科学家铺了一个台阶让他下。
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邡。
1969年，党屮央正式作出迸行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决定，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定下，所右相关的制造穹部件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个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人紧张的运转。曾」有位元帅说，每搞一次核试验，就像进行一场战争，牵涉的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尤其是我们中国，在经济和物质条件并不具备强大优势的情况下，人海战术同样渗透着核试验工作。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领回中央的命令后飞抵罗布泊，可当他到基地一看，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却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去了，这儿已有一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实情。
一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得冲至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基地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位赵氏此二人后来被镇压了，责问道：是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
恶二赵见中央有文件，便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量，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卜呀，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得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下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乂一次找到当时以军管会头目身份进驻的恶二赵，要求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的行为。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大运动，广大的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而且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一副革命干将的派头，根本没有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一鼻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一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给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这一利害关系恶二赵还算明白，故而他们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陷人混乱的基地竟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之时，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装出一副假惺惺很关切的样子：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
王淦昌不傻，他知道对方是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了时间，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
恶二赵心里是极不服气的，心想凭你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想呼风唤雨？笑话。好吧，既然你王淦昌把难题揽了过去，一旦出了事，上面怪罪下来，你就一个人担着吧，到时再来收拾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可就更容易了。于是，恶二赵装出几分谦逊的样子，连声说好好，王总亲自发动一定会见成效，我们尽力配合，尽力配合。
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的事，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已经同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可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批判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地下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地面和空中的试验，能掌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人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试验这一关！
王淦昌凭着自己在基地上年岁最大、资格最老的威望，一个个科研室、一个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三顿饭的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问题。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儿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
看看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发挥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的能力，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行政工作的经历和能力。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一大堆类似的难题，王淦昌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
这……那位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一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到钱呀！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
车间主任不由得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能有多少钱给大家发工资呀？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人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
王淦昌一下子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题，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
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的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份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停工停产。基地本来就是一个军事体，而派别的斗争在当时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比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一线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令部劝说求和。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正是王淦昌一次次苦口婆心，才使基地上水火不相容的两派能休战参加正常的核试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