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的曲折历程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民生保障、改善和发展的40年。改革与我国民生建设的实践发展历程具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40年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改革与民生发展相互激**，相互促进，构成了一部交响曲。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经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改革任务，同时又都在民生发展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阶段：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2年），生存型民生建设取得成效，人民温饱得到解决。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被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与这一阶段改革同步进行的是生存型的民生建设突破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民生思维方式和民生建设模式，从政策上提出了改善民生的一系列举措，初步建立起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民生模式，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共同富裕的民生目标等一系列涉及民生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从而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崭新的民生发展之路，实现了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即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和2亿多人的贫困问题。生存逻辑是这一阶段民生发展的重要动因，因而民生建设表现出应急性、单一性和针对性的特点，生存型民生成为这一阶段改革的中心。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年），改善型民生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市场体系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
与这一阶段改革同步进行的是改善型民生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继承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建设的成果，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核心，从多方面开辟了民生建设的新途径，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改善民生、怎样改善民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民生政策取向、工作部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深刻揭示了发展、执政与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发展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同时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更多关注的是促进就业、生态与环境保护、社会包容、促进人权、防止两极分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内容，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划分与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基本吻合，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改善逻辑是这一阶段民生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民生建设具有明显的发展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3—2012年），发展型民生初步成型，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发展型民生建设指的是21世纪最初十年，与“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基本吻合，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十六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从以经济指标的“单边突进”为特征的“总体小康”水平，向包括经济指标、政治指标、社会指标、生态指标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指标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的转变，从“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转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关注民生和保障民生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首先，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出发，对社会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进行了发展与创新，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民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民生问题上，将民生建设作为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和主线，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的民生发展蓝图，从而将民生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创新性的和谐型民生发展之路。其次，对和谐型民生建设的途径做出了更为明确的定位，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对此做出明确部署：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回应社会变革提出的新要求，从改革制度入手，使民生建设在制度框架下展开，把民生建设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从总体上看，和谐逻辑是这一阶段民生建设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一阶段的民生建设具有明显的和谐性和制度化的特点。
第四阶段：“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2年至今），全面型民生发展破局，人民生活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全面的改革。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这一阶段与改革同步的民生问题是全面型的民生建设。我国在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一定满足后，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追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追求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追求新进展。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清楚地展现出我们党在小康社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脉络。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从侧重强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扩展为“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并具体阐述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以及生态领域的改革任务和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亿万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小康社会是民生问题的升级，是所有民生问题的集合，小康社会下人民的物质、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得到极大改善，解决民生问题与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从总体上看，全面逻辑是这一阶段民生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阶段的民生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性和法治性的特点。
2.3.2 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的经验
40年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积累了不少民生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是民生发展的前提。民生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和思想的启蒙。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生发展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以思想的解放和理论创新为前提的。中国民生发展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理论及其政策体系。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民生发展的保障。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地位不断提升、民生不断改善和发展的历程。中国40年改革、40年民生发展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焕发，中国的经济体量呈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一半，使得民生的基础实力雄厚。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将互联网和大数据与市场结合，才能迸发出更大的效用。
三是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的方法是民生发展的路径。我国民生发展采取的路径与改革路径一样，先行试点、总结推广是其典型特征，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民生发展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与民生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民生发展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政府主要是保基本，不做过多过高的承诺，多做雪中送炭的重点民生工作，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推出的每件民生实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正是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路径，中国的民生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民生改善的关系。民生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依靠发展集聚强大的经济实力，民生发展才有基础；又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民生发展才有保障。所以，民生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始终保障民生发展既有坚实基础，又有持续发展的动力，还能够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做保障。
五是发展民生首先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40年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些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弄潮儿已经提前达到富裕水平。无论是先富起来的群体，生活小康的群众，还有那些暂时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口，他们都有了新的关切：一是个人财产能否得到保障；二是人格尊严能否得到保护；三是贫富分化能否缩小，贫困人口能否脱贫。这些需求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护不到位，就会导致财产和精英人才的流失。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制定了物权法，用法律的形式保护居民的合法财产，同时保障资本从收益低的地方流向收益高的地方，使人们对未来有满意的预期；另一方面进行精准扶贫，计划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建设起广覆盖、普惠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回应不同人群的关心，夯实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由此来看，对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进行保障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2.3.3 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的启示
民生为治国之本、执政之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见民生之重要。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就重视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民生作为赢得民心、夺取革命胜利的武器；革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将发展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改革开放40年，发展民生成为改革的目标和核心。40年民生发展历程，为未来中国民生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一是发展民生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改革的目标是增进人民的福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改善民生，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邓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民生，是人民的福祉，而后才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的改革才能有根，人民才能满意和支持。
二是发展民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民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根据中国的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才能保障民生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是主体平等的经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在市场这个人与人交换的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运动轨迹，交易双方都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民生发展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发展之路，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民生快速发展。
三是民生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以9.5%的速度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避免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面临的“民生陷阱”，即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缺失陷阱”、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陷阱”和“贫富分化陷阱”。我国吸取了苏联因为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最终导致解体的教训；吸取了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争取选票而超越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片面实施高福利，从而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也吸取了南美以及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忽视民生改善，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阿拉伯之春”危机，使国家动**不安的教训。我们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民生保障、改善和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使得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广大老百姓在改革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老百姓有了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日益增强，因此中国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四是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来回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国民生发展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对于这些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但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因此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专栏2-3 见证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十人
1978—2018年，是中国巨变的40年，书写奇迹的40年，也是中国民生发展的40年。40年前，从“**”中走出来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民生艰难。面对众多民生难题，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非凡的胆识和科学的态度，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一批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者，或以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为民生发展鼓与呼；或以他们的实践和勇气，推动中国的民生改善和发展。正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的，“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这些人是中国民生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参与者、见证者、推动者，他们的经历与奋斗，让后人得以窥见改革开放40年来民生发展的每一步彷徨与前进、每一次探索和成功。
第一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笼罩在小岗村人头上。11月24日晚，小岗村严宏昌等18位农民，在一间低矮残破的茅屋里，以“托孤”的形式，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一张生死文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这份沉甸甸的文书上记录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会上他们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这一举动在1978年那个岁月里，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做出了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那种“干活一窝蜂、出工大呼隆”的缺乏效率的经济模式，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收成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分田到户不到一年的时间（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中国人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中国人民的民生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第二名，申纪兰。山西省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唯一一位出席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带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村经济收入、粮食总产量因此大幅提高，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2016年她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
第三名，袁庚。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被称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1978年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提出要“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这些对刚刚走出“**”的中国来说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经过他的再三争取，他的方案获得了中央批准。1979年7月，有着中国“改革试管”之称的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24字经营方针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而后蛇口港的成功又成为国内港口城市一再复制的模板。袁庚在工业区的开发方面，确立了“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和“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挤占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的“三个为主五不引进”规矩，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倡导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第四名，吴南生。汕头市位于地图上广东省的“头”部，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拥有十分辉煌的历史。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唯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新中国成立初期汕头商业繁荣，经济条件和香港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城市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市容环境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上污水横流。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看到汕头的现状，立下“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的宏愿。后来，他不辞劳苦地反复向中央汇报争取支持，提出在广东省办经济特区的建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开启了在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开办经济特区的历史，为中国人民的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新路。
第五名，杜润生。农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66岁的杜润生在离开农口23年后，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工作。让亿万农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是杜润生面对的首要问题。杜润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杜润生一直以来重视民生，关心农民，为农民争取最大利益。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他起草了“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都是由杜润生参与起草的。他一生不忘农民，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深刻地影响了数亿农民的命运，成为农民忠诚的代言人。
第六名，张瑞敏。著名企业家、海尔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1984年，张瑞敏临危受命，接任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一职。30多年创业创新，张瑞敏始终以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超前战略决策引航海尔，持续发展，使海尔大型家电品牌零售量多次蝉联全球第一，同时，冰箱、洗衣机、酒柜、冷柜也分别以大幅领先第二名的品牌零售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张瑞敏认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所谓成功只不过是踏准了时代的节拍。在互联网时代，张瑞敏再次突破传统管理的桎梏，提出并在海尔实践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人单合一双赢模式，让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通过搭建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机制平台，推进员工自主经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张瑞敏的努力，为丰富人民的民生提供了巨大的支撑。
第七名，吴仁宝。曾任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等职，农民企业家，中国农民的杰出代表，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他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华西村由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困村，逐步发展成为人均存款超百万元的“天下第一村”。他不仅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共同致富，帮助宁夏、黑龙江建成“省外华西村”，还为全国培训了数以十万计的农村基层干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仁宝就提出，华西富了，要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多年来，吴仁宝带头践行自己的诺言，关心周边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爱周边村村民的安居乐业。
第八名，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50多年，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呕心沥血，苦苦追求，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将杂交水稻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他推广的杂交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他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造福了全世界，促进了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
第九名，李书福。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放牛娃，伴着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大胆创新实践。生产装潢材料取代进口，为用户带来了实惠；生产电冰箱配件取代进口，为用户带来了实惠；生产摩托车取代进口，把踏板式摩托车价格从每辆3万元降到3千元，为用户带来了实惠；35岁时转型升级生产吉利汽车，把中国汽车价格降到了每辆3万元，为用户带来了实惠。他收购了沃尔沃，把沃尔沃轿车全球研发中心迁到了中国，把沃尔沃轿车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沃尔沃豪华轿车（中国制造）出口全球的目标，让中国制造的豪华轿车为全世界市场提供服务；收购了奔驰母公司戴姆勒9.69%股权，使吉利成为戴姆勒集团最大的股东。40年历史机遇，40年风雨征程，李书福创立的吉利控股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小山村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2017年营业额约为2700亿元，全球纳税约346亿元，其中在中国境内纳税183亿元，为中国的民生发展创造了新的希望。
第十名，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他创业建立的阿里巴巴，囊括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使人们的生活更便捷。更重要的是，马云通过阿里巴巴，建立了一个公平信用的平台，创建了一个信用体系，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讲诚信，讲信用，逐渐在全社会建立起诚信的观念和习惯，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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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N].人民日报，2017-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