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社会治理的改革历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系统性、互动性、合作性，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从而寻求公共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中，治理通常在字面上被理解成“治国理政”这一以统治者为主体的行为。而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治理的内涵已经得到了丰富和改变。中国学术界研究治理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俞可平将“治理”定义为“政府组织和（或）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且治理以善治为理想目标，寻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对于“治理”和“国家治理”等概念进行了探索和发展。逐步发展成熟的理论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国理政，科学民主地处理公共事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成为文件中常用的表达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并且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将其纳入“两个百年目标”之中。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其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关注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变迁，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化和政府行政理念演变，展望中国民主化和社会发展进程。
转型期社会管理的初步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经济建设是国家发展重心，但党领导下的社会建设尤其是基层民主自治建设依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逐步消解。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两年后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同时，城乡基层自治制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法律文件的完善为城乡居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基层民主自治得到推动和发展，社会治理主体更加丰富，传统一元化格局有所改变。同时，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上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创新，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体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1988年、1989年，《基金会管理办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继出台，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实现里程碑式发展。
社会管理体系的逐步成熟
随着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社会事务更加复杂，社会管理难度日益提升。在重点投入经济建设的同时，国家也在以稳定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管理领域进行了改革探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提出要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着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等逐步从经济体制中独立出来，我国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逐渐从过去的企业—国家模式转化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模式。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强调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在明确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开始分化，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受到更多重视，理念上更加强调社会参与，强调社区、家庭和个人责任。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2003年至2006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2007年十七大等重要会议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的具体途径等角度对社会管理进行了重点论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社会治理内涵的丰富创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至此，“社会治理”在政策文本中首次出现。这一理念的更新，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断结合实践开拓创新，丰富和发展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探索过程，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随后，政府出台一系列文件从宏观制度安排向微观机制建设转型，进一步强调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重视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以民生为导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018年党的十九大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做出新的部署。国家进一步关注社会力量在治理格局中的重要性，并试图探索制度创新，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过程，培育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
社会结构转型推动社会体制改革
社会结构转型、人民生活需求提高、利益格局失衡等问题的涌现，促使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创新。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对政府履行社会职能、开展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纵观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历程，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过程，不仅反映国家治理理念的演进，也表明社会管理活动中主体从单一的政府公共权力机构转向多元，治理过程由自上而下的单向管控转向多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成为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提供社会保障，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方式。有学者将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概括为“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即国家能够较好地回应社会诉求，允许并引导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并且国家与社会在应对社会问题、履行公共性职能方面逐步确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主体、制度机制、理念和手段尚存在不足，需要坚持立足实际、循序渐进、增量改革的原则，在实现政府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育。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上向社会倾斜，关系上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树立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促进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
4.3.2 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民生发展实践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实现多元共治，构建多主体协商共治、协商服务的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关系，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部门参与的积极性，推动更多更新的社会治理参与力量涌现，协调不同主体间利益关系，实现广泛对话基础上的共识性治理。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打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需要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变为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形成多主体共同主导的公共行为。
企业捐赠与企业公益行动
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企业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也愈发受到人们关注。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理念的兴起，现代企业更加注重如何在战略发展规划与营销运作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形象紧密相连。捐赠是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重要渠道。2018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共有100位企业家上榜，现金捐赠总额达到173.1亿元，与2017年的103.8亿元相比大幅上涨66%，首位捐赠者现金捐赠总额达42.1亿元。从捐赠方向来看，教育、扶贫和医疗为慈善捐赠的三大主要方向。企业公益慈善捐赠持续活跃，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贡献越来越大。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发展民生，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也是当代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许多企业也通过一系列公益项目，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自身运营管理和实际业务，结合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推动民生发展和社会和谐。例如，佳能（中国）一直秉承“共生”的企业理念，结合自身的影像技术优势制定“影像公益”战略，在环境保护、教育启蒙、文化传承、社区关怀、人道援助等多个领域开展了特色的公益项目，通过影像开展丝路沿线重点城市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作和宣传，推动“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建设和责任实践。
“互联网+”公益与企业公益创新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以及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使其正在成为承载社会公益的新舞台，“互联网+”公益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发挥网络技术捐赠优势，方便群众就近开展捐赠；优先发展具有扶贫济困功能的各类慈善组织，积极探索培育网络慈善等新的慈善形态。2016年，“网络公益”的概念正式被写入《“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民政部首批通过了13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包括腾讯公益、淘宝公益、新浪公益、百度慈善捐助平台等。除了需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这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及其运营主体还需在公益慈善领域或互联网行业具有一定代表性或较大影响力。2018年，民政部开展第二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遴选。企业参与网络公益慈善活动具有独特资源优势和内外部驱动力，能够有效推动网络公益发展和公益慈善行业创新。
专栏4-3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让公益创新发挥核心作用
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力量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要让网络公益遍布所有网络的每一个角落”既是国家对公益事业发展的要求和期盼，也是腾讯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目标。腾讯从2007年起发起了互联网行业第一家公益基金会，希望以公益这个更好的平台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腾讯依托企业产品的网络影响力和运作经验，在推进公益事业、传递公益理念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互联网给公益提供了全新的渠道。目前已有4000多家公益组织先后入驻腾讯公益平台，发起并上线2万多个公益项目，汇聚九千多万次网友的爱心捐款，累计为公益组织募集资金超过16亿元。
去中心化让公益生态更具活力。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指尖公益，不仅意味着从项目推送、捐赠、进展反馈在手机上成为闭环，也意味着我们通过社交网络、朋友圈将朋友与圈子连接，将公益的影响力成倍放大。
以更轻量的参与方式让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例如，网友捐步数、腾讯搭建平台、企业配捐资金的形式，就能够打造一个公益生态圈，通过更多样化、更便捷、更轻量的方式，让公益变得触手可及。
公益组织在互联网公益平台快速成长。腾讯公益在行业发展中和企业战略目标一样，同样起到“连接器”的作用，即腾讯搭建平台，让公募基金会、项目发起人、草根组织和捐赠人成为公益舞台的主角，通过公益组织的成长，带动公益圈的欣欣向荣。
以公益撬动社会正能量。腾讯公益通过不断优化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用户体验，推出了形式多样、表达时尚的公益项目，让捐助人、被捐助人及公益组织形成信息公开透明的沟通渠道，不仅降低了公众的捐赠门槛和捐赠的信息成本，还能够有效激发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和潜力。
资料来源：郭凯天，《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让公益创新发挥核心作用》，http://www.rmlt.com.cn/2017/0307/463095.shtml？winzoom=1，2017-03-07。
环境保护与社会组织政策倡导
社会组织在志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为民生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社会组织将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实现民生诉求和维护公众利益。近年来公益领域关注倡导的组织数量有所增加，对现实议题的介入更为直接、公开，出现了一些专门定位于倡导、以倡导为核心价值并常常运用公共影响力推进议题的非政府组织。以环保领域为例，随着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环保型社会组织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壮大，倡导能力逐渐提升，成为影响国家环境政策的力量之一。2003年8月，怒江中下游两库十三级梯级水电开发方案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通过。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大众流域等环保非政府组织利用媒体、网络、国际会议等，积极倡导保护怒江，引起国内外各界的讨论，促使中央关注，暂时搁置怒江水电开发计划。怒江事件成为环保领域社会组织参与和发声的重要标志。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破坏生态的行为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为环保组织公益诉讼打开大门。截至目前，自然之友已提起环境公益诉讼37起，其中立案31起，审结9起，关注领域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破坏和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有利于其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促进双向理解，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发挥自身专业和信息优势，提升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在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有望进一步得到保障，推动政策更加完整反映民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精准扶贫与社会组织服务提供
自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各地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开始了持久的扶贫开发攻坚战，通过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缓解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改善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将扶贫济困定义为公益慈善活动，将开展扶贫济困的社会组织定义为慈善组织，鼓励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行为，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性、灵活性、广泛性等优势，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明确自身定位，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的各个环节中去，参与包括人口识别、规划制定、项目安排、资金管理监督等活动，提高精准扶贫的实际效能。
专栏4-4 中国扶贫基金会：10天销售17万斤柑橘
“善品公社”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农村电商合作社为基础的一个电商扶贫项目，搞电商扶贫，如果简单把农产品拿过来卖给消费者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质量没法保障，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建立合作社，解决生产效率和规模问题。
通过互保结成共同体，通过建立产品的质量标准，进行倒查，一个农户产品出问题，就要追溯到合作社的产品农户群体，发现问题有可能将农户全都踢出善品公社，这种约束机制可以使农户不会因为多赚一点钱，而得罪全村的人，这样能够真正使农户重视产品质量。
合作社农户将这一机制叫作“连坐”，一个农户出问题，其他农户就会受到牵连，这就使得个别农户不会选择冒这个风险，从而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由善品公社统一在各个平台上推广。2016年3月间，10天时间通过善品公社销售了17万斤柑橘，帮农户每户增收2000元。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善品公社进行了微商城建设，扫一下二维码即可购买。目前，这个项目得到很多大平台的支持，包括淘宝、京东，这种合作能够真正帮助到农民。
资料来源：张明敏，《三个小故事，告诉你如何推动精准扶贫》，载《公益时报》，2016-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