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之后，为重庆地下党开展革命斗争，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让党的工作举步维艰，多次遭到敌特的沉重打击。特别是磁器口联络站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让郑佑之开始更加深刻地反思。
1931年10月底，叛徒带领21军“特委会”便衣，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先后逮捕了“省行委”、江巴县县委、“兵委”机关和“军支的地下共产党员若干。
郑佑之面临重庆当局黑暗阴险的态势，逐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在重庆的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吞掉的危险。他开始思索保存实力，到广阔的农村开创革命根据地，等机会成熟时再进行武装斗争。
就在这时，李坤杰从成都到重庆执行任务后，她与郑佑之相见。郑向她讲：“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困惑，我党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相差悬殊太大，而上级却不顾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为何硬要坚持在城市搞武装斗争？拿江巴中心县委的工作来说吧，如今已到了岌岌可危、危在旦夕的境地。可有的领导人还不清醒，一意孤行，还想在重庆市组织发动革命武装，这种以卵击石的做法我真的想不明白，更不赞同。”
郑佑之一口气向李坤杰倒出了心中的苦楚。李听后说：“我也有同感，在成都的局势也很艰难，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只能执行党组织的指示。
“坤杰，特别是我们中心县委设在磁器口的联络站，上月被特务破坏了，当场就被抓捕了4人，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你知道吗，哪个站的负责人是你带来重庆的，她叫闵一涵？”
“这个不清楚，只是从省委有关文件中看到，重庆的党组织和党员遭到非常大的打击。你知道她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磁器口联络站被彻底捣毁了，之后我就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只打听到他们4人被特务抓捕了，之后就音讯杳无。我们中心县委的工作艰难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个别领导不顾特殊环境、客观条件的实际，一味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他们又不接受。因此，我真不想在重庆工作了，请你回省委后把我的想法向组织汇报，调我回宜宾工作。”
“你的这个想法我支持，回成都后设法把你的请求给领导汇报。”李坤杰同郑佑之在一起工作这些年来，她还没有见到过他心情如此地低沉，面对困难就想离开的时候。
“我离开宜宾已经两年了，一直关注宜宾方面的情况，但知之甚少。坤杰你知道宜宾方面的情况吗？”郑佑之突然话题一转，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她。
“到成都后我去过一次宜宾，知道一些情况，正要向你讲的。”
“请讲来听听，我太想知道宜宾的消息了。”于是，李坤杰就向郑佑之讲述了她了解的情况——
大塔暴动失败之后，宜宾县委机关作了转移，革命武装随即转入地下，重新秘密建立党组织，继续发动农民武装斗争，还处决了在大塔暴动关键时刻叛变沦为土匪的江六山。
那次我去宜宾时，听说宜宾已经恢复和建立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大塔党支部已经建立起来了，樊振声任支部书记，秘密发行、传阅革命刊物，已在大塔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继续组织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坚持斗争。
宜宾的党组织正在观音、隆兴、泥溪、古罗等地，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和武装力量，开展新的游击战争。听说在金家村、全意村、祥湾村的赤卫军，集结于三村交界处，与征收“中秋过节费”的唐进思连发生激战，把唐的部队打跑了。讲到这里时，李坤杰停了下来，郑佑之用急切的眼光望着她问还有没有其他消息？
李坤杰用手打理一下长发说，一次，四川省致中央报告《关于军事工作》中所说，宜宾在农民群众中的组织，过去亦有广大基础，农民在斗争历史上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宜宾的土豪劣绅不带上三五士兵在农村不敢行走，农村到处都贴满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一些土豪劣绅恨农民协会恨入骨髓。因为宜宾农民革命情绪特别高涨，斗争日形尖锐化，所以白色恐怖比较严厉残酷。
郑佑之听了李坤杰的介绍，心中满是欣慰。他又问：“坤杰，你在成都见到的人多，有没有听说幺妹的消息？”
“坤泰去武汉读军校，一走就三年多了，她也没有给我们来过一封信，真不知她的情况，令我也很担心。”
“是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新右派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屠杀。听说武汉黄埔军校受到冲击，很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学校，还听说有一部分被党组织送到苏联留学……”
“幺妹也是，在家时我们对她那么好，一走连信也不给我们写一封。”李坤杰有些埋怨地说。
“坤杰你不要埋怨幺妹，在革命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而且她也不知我们身在何处，就算她写信回来我们也收不到啊。”
“你说的也对。但我就是一直牵挂着她。”当李坤杰同郑佑之谈论李坤泰时，也许是亲情感应，李坤泰也正在他乡想念亲人。
此时，李坤泰正在上海同好朋友郑石秀、郑焕如聊天，郑家两姐妹从李坤泰的摆谈中才知李的简要过往。李坤泰到了武汉上学之后，又去苏联留学和同学陈达邦结了婚，因肺病和怀孕她离开丈夫回到国内，后去了江西搞地下工作，因遭国民党敌特追捕，撤离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
李坤泰现在已经当妈妈了，孩子宁儿已两岁了。她还是像从前一样乐观健谈，但此时显得老练多了，面容也消瘦了许多。她们相聚，李也迫不及待地向郑家两姐妹，打听大姐夫郑佑之和二姐李坤杰的情况。
郑焕如她们就把知道的情况，简要地向李坤泰说，我们也是听说的，郑佑之现在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行委”委员。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宜宾县委书记、川南特委委员，听说还去了合川任县委书记，在合川组织军事暴动失败后，撤离去了重庆，之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他现在具体做什么，人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了。
郑家姐妹又简要地介绍了李坤杰的情况，说李坤杰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全家已搬到自贡居住，后来又被调到团省委工作，现在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了。
李坤泰离开家乡三年了，终于打听到大姐夫和二姐的一点消息，特别是知道他们都还安全，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但听了她们的讲述，李坤泰感到有点惋惜，如能知道郑佑之和二姐的具体地址那就太好了，就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
郑佑之同李坤杰这次面谈之后，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一次他在参加“中心县委”的会议上发言说：“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进行地下斗争，使我党的组织累遭破坏，党的领导人一个个被捕杀害，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组织，一下子就被敌特破坏了。我极不赞成在大城市同敌人蛮干较量。我们应该要同敌人斗智斗勇的前提下，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只有自己的力量强大了，才能消灭敌人。对党在城市现时的工作我个人有看法：如今在城市搞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还不是时候，机会还没有真正到来。反之，敌人在农村的力量比较薄弱。只要我们把农民发动起来，就有和敌人较量的广阔空间。即使偶遭破坏，比起城市来损失也小得多。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的重点工作，应该转移到农村去，在农村开辟建立根据地，发展农民协会，壮大队伍，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郑佑之的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参会人员的不同看法，有认同支持的，也有不同意见的，而个别领导更是对郑佑之的这种看法不满，持坚持否定的态度。
鉴于大家的不同意见，郑佑之又结合曾经在川南搞农民运动的实战经验，想继续说服大家。郑佑之讲：
“我过去在川南一带领导农民武装斗争，虽然也遭到敌人的围剿打击，但我们曾经取得过不少成功的战例。特别是在农村山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发动农民武装比较容易，建立农村根据地较容易，而且很多同志愿意到农村进行革命斗争，我就特别愿意去农村战斗，那里的空间地域更加广阔，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壮大。”
可郑佑之的一番肺腑之言，拳拳之心，不但没有说服大家，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支持，反而给他扣上“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右倾思想、农民意识、逃跑主义”等帽子。在这种时刻，郑佑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受到排挤……
一次在重庆“省行委”召开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省军委书记余乃文从中共中央长江局带回的对四川工作的指示，表示完全接受长江局对四川工作的批评。长江局认为，四川工作偏重于军事行动，过分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忽视职工运动，组织红军的计划不切实际等等。
会议同时认为，四川党的工作应“加紧反右倾，同时必须反对左倾，不过右倾危险更大”。会议认为，党团合组，在事实上取消了团的工作，决定党团立即自上而下分开，结束“省行委”，恢复党省委和团省委。李立三“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
会上传达了中共四川省委发出的《第10号通告》，承认这一时期犯了“左倾”夸大的错误，全省先后发动了多次士兵暴动和地方暴动，这些武装起义由于指导思想错误，不顾主客观条件，均为时很短即告失败，使积蓄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损失尤为严重。全省61个县的特支以上的党组织，有18个遭到破坏，或停止活动而结束，3800名党员减少到1500名。
《通告》决定停止实行普遍的暴动，认为在经过一系列暴动失败后，四川革命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但仍认为全国处于革命**，强调四川党在反对“左倾”残余的同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要在主观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立即布置和准备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向中心城市发展。
《通告》对加强反帝反军阀战争，发动工人日常斗争，准备发动罢工，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发动士兵兵变兵暴运动，加强中心城市区域工作等方面分别提出了要求，作出了规定。
会后，余乃文等赴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请求迅速解决四川省委组织问题。在汉口，因叛徒告密，余乃文等被捕牺牲。
驻守重庆的军阀，由于采用了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收买中共党内叛徒的“以红治红”手段，给党造成了严重威胁。设在重庆的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党的领导人李家骏、杨仁杰、饶耿之等人又相继牺牲。
此时，郑佑之又被个别中心县委领导排挤在外。在这种局面之下，更加坚定了他回宜宾搞农民武装斗争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