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初，川南特委在泸县沙湾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特委委员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郑佑之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特派员穆青出席了会议。
穆青是一个月前奉派参加四川省委工作的。他在川南视察后，选择了高县、珙县、筠连、叙永、古蔺等边区作为建设长期革命根据地的基点，并强调宣传组织发动群众，重新恢复组建农民协会和赤卫军，建立革命政权，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搞好减租减息的斗争。
川南特委会议总结了川南暴动、大塔暴动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扩大会议政治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问题决议案》《济难会运动问题决议案》《特委党务报告工作批评决议案》《宜宾暴动问题决议案等13个决议案。
郑佑之参加川南特委会议后，在大塔乡荆竹坝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他根据川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在总结宜宾暴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部署了大力加强农民运动，搞好减租减息斗争，恢复建设农民赤卫军，准备武装暴动，调整充实县委机关，重建城区交通联络站等事宜。
会后，郑佑之在宜宾北路及荣县等地，积极重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他经常往返于各地，秘密地建立组织，布置任务，使川南农民协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发展。
郑佑之加速发动了宣传组织工作，促进了农民赤卫军的建设进程。还指导建立了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不久就建立了从宗场到沙沟乡的3支游击队，增加了农民武装800多人。
为了加强领导力量，郑佑之又派余宏文、曾特生等先后到大塔从事农运工作和组织整顿工作，有效地消除了大塔暴动流产后的恐惧情绪，迅速在乡村恢复党组织的力量，扩大和增强了活动范围。
农协会的活动区域由大塔场四周岩上发展到大塔坝，逐步形成了以燕子岩为中心的大塔岩上牛角坎、柑子岩、黄角岩、杀猪坳、马鞍山、桐子林、鹰嘴岩，以及大塔坝上水井冲、中湾头、枇杷湾等为重点的农协会活动区域。同时，农协会把农民骨干力量组织起来，重新建立了农民赤卫军。
1929年2月，四川省委由成都迁到重庆。刘愿庵担任省委领导。7月，省委决定撤销川南特委，调郑佑之到省委机关工作。在成都时，郑经人介绍，第一次见到了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文强同志。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由党组织派遣到川西地区做“军运工作”，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二团（即邝继勋团）党支部书记。
一天，经“川西特委”地下工作者廖宗泽引介，把文强带到郑佑之住在爵板街的家里会面。廖宗泽向文强介绍郑佑之说：“这位大胡子是有名的‘马克思’，是著名农运专家，是四川党内著名的同志。他因慕您的名，特别是对八一南昌起义为何失败这个问题，有所请教于您，希望同您见面谈谈。”
郑佑之、廖宗泽、文强三人见面后，便一同到支矶石公园去喝茶，且饮且谈地谈了大半天。午饭时他们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吃了豆花饭之后，又回坐到原处喝茶续谈，一直谈到下午。他们3人谈得很痛快，文强从南昌起义的经过谈起，一直谈到最后在海陆丰失败……
郑佑之听了文强的讲述之后，便问文强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何在？文强略思而讲：“失败的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匆促成军，孤军深入……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我不曾总结过。”
郑佑之对文强的分析回答，似乎感到有些失望。因而，郑就爽快地指出：“你这么抽象的说明，并没有解决问题。我听完你所说的起义经过中，怎么没有谈到农民运动的配合？难道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地区的农民运动都全没有做开吗？”
文强被郑佑之这么一问，才感到郑问得有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许就在郑指出的问题上，就是没有农民革命组织和力量来配合。当时在江西、福建的沿途就是如此，最后到达号称彭湃故乡的海陆丰也是如此。
郑佑之、廖宗泽、文强3人，那天还将话题转到了如何发动农民起来革命，配合军事行动的问题。他们各抒所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研讨。讲述农民运动工作，郑佑之自然是主角，他从理论到实践，有一整套的经验。
郑佑之对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四川的军、团、匪交相**，压榨老百姓的苦况，言之至详。郑说现在是民国18年，许多地方征粮已征到了民国70年。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现在的农村等于是一座九层宝塔，把穷苦老百姓高压在塔底下，他们又怎能活命呢！
谈话中，郑佑之深刻地分析到，在老百姓之中，80%以上都是农民。郑认为农民起来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才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郑对农运问题的精辟论断，颇有深思的语言，简明有力，金石为声，令文强闻所未闻，倍感深刻。
那天，郑佑之同文强相见摆谈，他们之间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日后在“重庆合作”奠定了基础……
1929年8月，中共宜宾县委正式改为宜宾中心县委，属省委直接领导，下辖南溪、长宁、珙县、高县4个特支。
因郑佑之调到省委机关工作，由周荣芳任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余宏文、曾特生、田玉龙、蔡涛为中心县委委员。郑佑之虽然当时没有在中心县委任职，可他是省委委员，主要分管川南的工作。
由此，郑佑之还指导在大塔举办了一期党务工作培训班，为组织“秋收暴动”培训领导骨干，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骨干力量的组织指挥能力。参加这次培训班的除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外，还有李竹君、李超、唐大兴、吴锡藩、邹乐宾、刘敏忠等外乡和本地党员、积极分子共50多人。
培训班分两处进行：一处设在大埂上，受训对象是农民和小手工业出身的党员、积极分子，由周荣芳讲课；一处地点在芦稿岔，受训对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由余宏文、蔡涛讲课。培训内容除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外，着重培养提高组织指挥能力，怎样搞好武装暴动，如何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等问题。
自从处决了恶霸眭少林、叛徒赵启文之后，大大地鼓舞了宜宾农民协会的士气，让农协会员扬眉吐气，斗争烈焰熊熊燃烧，烧得反动派、地主豪绅终日惶惶不安。
当时，喜捷场的李国卿是川南清乡司令刘文彩在宜宾的四路“诸侯”之一，李身任国民革命军农村警卫队宜宾县第三路（西路）队长、第五区区团总、川南水陆护商大队第四中队长等职务，特别掌管了宜宾县境内岷江流域的统治权。
李国卿为了扑灭当地农民运动的火焰，经常派出清乡大队对“红色区域”进行清剿扫**。李国卿曾与江绍辅有“金兰结义”之交，江不时参加过由李组织的“岷江俱乐部”。为了地方的稳定，李向宜宾县县长沈眉荪提出“改剿为抚”的建议，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主动向县长推荐了江绍辅，并竭力从中“牵线搭桥”。
郑佑之虽然调到省委工作，但他的主战场仍然设在宜宾，领导指挥农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当他得知李国卿有意拉拢江绍辅“入伙”的消息时，就竭力支持江“投奔”李。
郑佑之深信江绍辅，他们曾经是叙府联中的校友，在一起参加过反帝运动，而且，还一同参加“倒袁护国军”，是一对军中好战友。这些年来，江一直跟着他搞农民运动。假若江潜入李国卿的队伍，一定能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帮助支持。于是，一天郑专门去找到江，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江。江就开始有意地向李靠拢。
沈眉荪根据李国卿的建议，立即向刘文彩陈述：“如今赤焰嚣张，秩序混乱，共党郑佑之、江绍辅在北区一带颇具势力，而江绍辅尚有向善之意。乃商承刘司令设法招抚江绍辅，以保一方平安。”
刘司令认为李国卿的招抚建议可取，当即就同意了这个办法。李国卿的建议得到刘司令的赞同后，他得意扬扬地找到江绍辅：“我们共同携手，保一方平安。”
江绍辅曾经与李国卿称兄道弟，对李的用意心领神会地说：“我愿意助李队长一臂之力，也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郑佑之得知江绍辅成功靠拢了李国卿，同意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叫江立即打入敌营，为大塔再次举行暴动做好准备。
为此，郑佑之召集县委主要领导人，在江绍辅家中开会，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环境下，为了党的利益，决定趁敌人“招抚”之机，安排江绍辅率领部分农民武装，接受“招安”，潜入敌营，借机控制民团，改造农村警卫队，以利建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
江绍辅根据县委决议，他就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率领唐大兴等部分中共党员、农协会骨干计20多人枪，正式接受川南清乡司令刘文彩的“招抚”。
江绍辅“招安”后，被刘司令委任为“农村市镇警卫队宜宾第四路第一大队队长”，驻扎北七区，掌握了大塔附近9场的地方武装。
江绍辅充分利用大队长的身份，暗中保护县委在大塔从事的活动，同县委主要领导人单线联系，不时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江绍辅接受“招安”后，宜宾县委机关即从他家住地荆竹坝迁出，在距大塔场10余里的花山坳、铁炉湾等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