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写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办事，偶然间被剪掉了辫子，回到家后遭到老婆一通惶惶不安的臭骂。一个称作赵七爷的遗老也前来威胁他，说是“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时光由此上溯两百余年，倘若两百余年前的先人一旦知道自己的后人竟会为没有辫子而惶惶不可终日，或许会气得从地下跳起来骂娘的。两百多年前，为了抵抗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改成编一条满族的辫子，曾经有无以计数的士民为之毁家纾难。
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军占领南京后，多尔衮以小皇帝顺治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一道空前强硬的诏书，诏书要求：“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被清政府的各级官员精练地高度概括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要么剃掉多少代人一直视为身体中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头发，在脑后拖一条辫子，以示对新政权的绝对顺从；要么不剃发，就将被视为对新政权的负隅顽抗，处以斩首之刑。
顺治诏书甫下，暂居于京城的一个叫艾大选的南明官员很配合地剃掉了头发。他的举动引来了他的上司左懋第的盛怒，盛怒下，左懋第砍了艾大选的脑袋。清政府以此为由，逮捕了左懋第。原来，左懋第是南明弘光政府派到京城的使臣，他负有的使命是与清朝言和，双方共同对付李自成。然而，自多尔衮以下的清朝王公大臣，没一个人对弱势的南明政权提出的议和感兴趣。现在，左懋第公然处死了积极响应顺治诏书的艾大选，多尔衮有些恼羞成怒。但是，在清政府官员审问左时，左的理由非常充足：我头可断，发不可断。艾大选违我节度，我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与？清政府官员说他不过，只好将他羁押于牢中，此后不久，左被多尔衮下令处死。
左懋第被处死，有他不肯投降清朝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他坚决反对剃发，斩钉截铁地说出“我头可断，发不可断”的话，也是多尔衮决心除掉他的重要因素。多尔衮为代表的清朝决策者们相信，只有让所有被征服地区的汉人都剃掉他们的头发，拖上和满族人相同的辫子，才能真正从心理上而不仅仅只是军事上和政治上征服这些素来看不起大清的南蛮。打个比方，就好比现代史上，一些入侵的国家在占领他国后，往往都要急不可耐地在被占领国推行占领国的语言文字，其目的都一样，就是变其风，易其俗，从文化上和传统上彻底征服他们。
甲申年前后，一个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传教士恰好在中国，回国后，他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书，这就是颇有名的《鞑靼战纪》。是书中，载有关于剃发事件的记录：
鞑靼人（指满族——引者注）吸收所有的人甚至战败者参军，只要他们剃发，穿鞑靼服装，遵守鞑靼的习惯。鞑靼人对服装和头发的式样要求很严格，谁不接受这种装束就被判为最大的叛国罪。这个法律多次使他们陷于危险，打乱了他们整个计划。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
在务实的西方人卫匡国先生眼里，这些汉人在他们的皇帝被暴乱的农民军逼死、江山社稷被异族取而代之时，他们都如同一潭死水那样保持了令他惊讶的平静和忍耐，可为了不像鞑靼人那样剃去头发，他们竟然宁愿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事实上，数以万计的汉人在反剃发运动中掉了脑袋。
不要说卫匡国这个西方传教士不理解，即便身为这些头可断发不可断的汉人的后裔，我们对此往往也抱有一定程度的腹诽：江山覆灭时你们不愤怒，圣上自经时你们不拍案而起，改朝换代你们也听之任之，为什么为了那三千烦恼丝到底是束还是剃，你们竟变得如此冲动，不仅置自家性命于不顾，甚至也置一个村庄、一座城市的芸芸众生的性命于不顾呢？这种做法，无疑像为了打一只鸟却买下了整座林子的不划算。
我们的祖先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改朝换代固然痛苦，但这样的痛苦还可以忍受，尤其是那些不曾食过朱家之禄的平民百姓，换个天子来统治他们，未尝就完全是一件坏事。他们不能容忍的是，现在这个新来的天子，竟然荒唐到要他们剃掉受之父母的头发，竟然要他们易去千百年来祖宗制定的服式，改穿夷裳，这就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无疑把这一大批原本打算做新朝顺民的底层民众逼进了死胡同，他们不无悲愤地发现：现在，做顺民的代价太高，那代价就是断父母所授之发，易祖宗所定之服，这样不就成了数典忘祖的衣冠禽兽吗？深受儒家思想教导的江南民众认为，与其做这种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的衣冠禽兽，不如在维护祖宗和自身尊严的前提下揭竿而起，哪怕因此身遭杀戮，也要胜过拖着长辫子忍辱偷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江阴那些守卫孤城的志愿军们，才把大兵压境的战争看作了一场死神到来前的末日狂欢。
早在多尔衮刚占领北京时，即下令官民遵制剃发，但由于遭到汉族官民上下的坚决反对，更主要的是多尔衮认为当时清军还没有完全取胜的把握，为稳定人心计，他很快取消了剃发令。随着顺治二年清军将领、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短命的弘光政权土崩瓦解，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局已定，可以毫无顾忌地推行剃发令了。于是，一道以顺治名义下达的圣旨迅速布告全国。这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不外乎就是严令全国各地必须在十天时间里全部剃发，对胆敢不剃者“杀无赦”。
这道措词严厉的圣旨很快传达到了江阴县。江阴地处南京以东，北滨长江，既是得长江地利的交通要道，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和繁华的商业城镇，同时还是留都南京的屏障。晚明时期，江南的经济和文化均超过北方，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江阴正是伴随着整个江南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而趋于繁荣的城市之一。此地“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不屑以富贵利达为事”，“尤其是，江南人士自明初以来已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状态与明王朝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江南人士普遍关心国事，好谈时政，其政治意识之强，政治热情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政治热情高只是一方面，之所以是江阴而不是江南的其他城市会发生震古烁今的反剃发运动，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因素，那就是与江南的其他城市相比，江阴人除了同样的敬畏诗书、遵循耕读传家的生活准则外，还由于它是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从而会聚了不少慷慨任侠的尚武之士。
顺治二年六月，正是江南闷热的梅雨时节，清政府刚任命的江阴知县方亨履新到任。方亨乃河南人，进士出身，只有二十多岁。可能是方到任时还没接到从京城发出的剃发令，这位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依然习惯性地一身纱帽蓝袍，依然是明朝官员的服饰。方亨到任后，召集父老及县衙吏胥询问：各县都已献出户籍档案，江阴何以独无？有关人员立即将户籍档案送上，方亨派人送往南京——这一细节表明，当江阴人面对崇祯自经、明朝灭亡，以及随后的弘光被俘、南明瓦解的巨变时，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关心，更没有表现出多少愤怒。当江阴人的代表——那八位献出户籍档案的父老和吏胥——顺从地交出象征对江阴的统治大权的户籍档案时，这表明，改朝换代的事业已发生，但这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关系，那是有力量逐鹿中原的英雄或枭雄的事。只要能有口饭吃，只要能一家人团圆，做大明的顺民也好，做大清的顺民也罢，其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突然间风云变幻，坏就坏在那道从京城送往各地的圣旨。就在民间开始不安地传言新政府要求全国人民均行剃发时，这个谣言被证实了。管辖江阴县的常州府派清兵四人找到县衙，宣谕时在南京的豫亲王多铎的钧旨：江阴县限三日内全部剃发。——这是顺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事情。
方亨可能感觉有些突然，但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来自最高层的决策。次日，他令有关人员把剃发令四处张贴。如同一石击起千层浪，当江阴士庶获悉杀气腾腾的剃发令后，公推了几个代表向方亨请愿。方亨摆出县太爷的派头，对代表们大骂不止。代表们反唇相讥：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服，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方亨语塞，无言以对。
两天之后的闰六月初一早晨，方亨到文庙进香，诸生及市民约一百余人跟随而至，打听剃发之事。方亨说：此清律，不可违。方亨走后，诸生许用等人齐聚于明伦堂，对众发誓说：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与此同时，方亨回到县衙后，再次接到常州府要求严格执行剃发令的公文，这份公文中，顺治的圣旨被归纳为十个流传至今的汉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令书吏把常州府的文件缮写后公布，书吏一见此语，掷笔于地说：就死也罢！
常州府的命令迅速传遍全城，引起了民众极大愤怒。一批平时操练拳脚、常以侠气自诩的青年人携带兵器，鼓动一群人前往县衙找方亨理论。一时间，应者云集，到达县衙及附近的民众多达万人左右。见此局势，方亨强作镇静地喝令衙役收缴众人兵器。众人不肯，双方发生争执。这时，方亨的老师苏某派仆人来向方亨贺喜——祝贺他当上了江阴县令——这个不识时务的仆人完全不知道众人为何聚集闹事，他从方亨的居所出来，走到堂上指着众人大骂：你们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愤怒的民众这回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他们一边骂这个仆人是降贼，一边奋臂殴打。一顿乱拳脚之后，这个没留下姓名的仆人当场死亡。方亨终于有些害怕了，他假意答应众人，他将向上司备文请求免予剃发，暗中却派人给常州太守宗某送信，并嘱守备陈瑞之飞报征剿。
方亨的两面派手法很快为民众所知——他委派执行此事的县吏完全没和他站在同一条船上，县吏密告众人说：自从你们散去之后，方亨即令我写信给上司，请兵来杀你们。众人大怒，一齐拥入方亨府第，以一条毛巾系在方的颈上，威胁说：“汝欲生乎？死乎？”随即将方拘禁于宾馆。
闰六月初二，即拘方亨次日，江阴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一个毫不乐观的前景：哪怕说服方亨乃至常州太守和豫亲王请求不剃发，也丝毫无改于新政府全民剃发的决心。至此，要想保住受之于父母的头发，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这一天，江阴士民数万人齐聚于明伦堂内外宣誓起事，堂内供奉着大明高皇帝朱元璋的灵位。典史陈明遇素来为人长厚，与民无怨，被众人推为首领。那四个从常州府来江阴县督促剃发的清兵被民众处以凌迟之刑。至此，江阴这座玉碎之城拉开了为期八十一天的反剃发运动之帷幕。
也许，斯时，那些还沉浸在义愤中的民众没有预想到，八十一天后，这座此时还一派繁华的江南名城，将会变成一片瓦砾。
陈明遇当了半辈子不入流的典史。所谓典史，乃元明清时所设的县级长官的下属。明代，典史负责一县之缉捕与监狱。江阴人的记忆中，陈明遇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对人宽厚，人缘颇好。当江阴人把拒剃抗清的领导重任交付他时，他主持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奖励忠勇之士。凡是出城杀敌，献敌首一级，给银三两；其二，鉴于已被囚禁起来的方亨还在继续暗中与清军联络，于是将方及其家人处死，以绝内应；其三，针对清军将领刘良佐——此人本是南明江南四镇之一，这时已投降清军——的劝降，回复了一封豪气干云的信。通过此信的只言片语，或许更能洞悉江阴人为何不肯剃发作瓦全，也要坚持束发为玉碎：“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贰。”——改朝换代可以理解，也可以忍受，但哪怕改朝换代，也不能令国人改变衣冠文物。彼时人们看来，剃发易服就是骇人听闻的不忠不孝之举，乃是变华夏以近夷狄。如果说改朝换代是亡国，那么剃发易服就是亡天下。亡国之事常有，亡天下之事却罕见。对升斗小民来说，亡国乃是朱家的江山拱手交给了爱新觉罗，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亡天下则相当于侵害了普天之下所有民众的利益，而这利益还是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千古道义。所以，江阴人表示，如果清政府要坚持剃发，“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
陈明遇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的长处是长厚，与人为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忠恕之人。他的短处是缺乏领导才能，尤其是军事领导才能。大敌当前，他想起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阎应元。他和几个主事者商量之后，决定派人前去请阎应元出山，由他负责江阴城的抗清防务。
和陈明遇一样，阎应元也曾任过多年江阴典史。他本是顺天通州人，当时，已升任为广东英德县主簿，因母亲患病，还没赴任。南京城陷，他只得举家侨居于江阴县东面的砂山。和陈明遇温柔敦厚不同，阎应元身上更显出一个干材的能力。江阴典史任上，他率兵丁抵抗海盗顾三麻子数百只战舰的进攻。是时，阎应元手射三箭，箭无虚发，三名海盗应弦而倒，顾三麻子遂不敢再犯江阴。江阴人感其再造之恩，把他的肖像供奉于社学中。按理，像阎应元这种立下大功的小吏，朝廷应当大行褒奖，但仅把他升为广东英德县主簿。阎离任后，他的江阴典史之职的继任者便是陈明遇。
当陈明遇派人缒城夜出找到阎应元时，阎应元爽快地说：尔等能从我则可，不然，不能为若主也。众人皆曰：敢不唯命是听。于是，阎应元乃率家丁王进忠等四十人，在闻讯赶来相助的几千乡兵的帮助下，杀进孤城江阴。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几十天后将陷入血泊与绝望的孤城。
性情上，陈明遇和阎应元可谓相映成趣。他们一个柔和，一个刚烈，但对一心杀敌的将士（称为将士很勉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事变之前都是不曾受过训练的平民，都是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草根，是时势的变幻无常，为了保住华夏衣冠铤而走险，成为孤城的守卫者。从这一意义上，把他们称为义军或民军其实更为妥帖）都能体恤下情，是故能做到在外援断绝、弹尽粮缺的绝境下，全体民军仍然舍命追随，没有任何人提出投降。
阎应元身材高大，浓眉剑立，眼睛则细而长，红脸膛上留着一部长胡子，每当他巡城时，后面必有一人执大刀紧紧跟随，远远望去，颇像三国时的英雄人物关云长。他号令严肃，凡偷安不法者必处鞭刑以警众，对勇敢杀敌者，则温言慰问。他对部下从不呼名，皆称兄弟。有天，有个人在路上对他说：我想去杀敌，却没有像样的短刀。阎应元闻言，立即解下身上所佩的那把价值二三十金的宝刀相赠。
与阎应元相比，陈明遇则有些婆婆妈妈，他每遇战士劳苦，温言抚慰之下，常常禁不住涕泗纵横，有守城的士兵因实在疲倦而打盹，他总是轻言细语地陈说利害，从不加以呵斥。
总而言之，陈明遇与阎应元二人成为江阴民众领袖，对江阴这个弹丸之地能抵抗清军二十万大军达八十一天之久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宽严相济，恩威并施，“说者谓阎是严父，陈是慈母，如此不愧为民之父母”。
八十一天里，江阴人过的是供给制的集体生活。他们首先清查了这座城市的所有物资，最重要的物资其实只有两种，一是军用品，一是食品。清查的结果，江阴城物资明细如下：火药三百瓮，铅弹子一千石，大炮一百门，鸟枪一千支，铜钱一千万贯，絮帛一千万端，酒一千酿，水果一万钟，豆类一千斛，刍藁一千万束，食盐一万斤，铜器和铁器一万件，牛一千头，羊和猪一千只，干鱼一千包，蔬菜一千畦。
作为江阴抗清义军的总指挥，阎应元不负众望地显露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谋略——如此优秀的干材，却沉于典史这种不入流的下僚，军国大事执掌在一帮颟顸无能的肉食者手中，明朝的灭亡，一点也不奇怪。
阎应元挑选年轻力壮的市民和原有的民军一道重新进行整编，命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他亲守北门。此外，他还和陈明遇总督四门，昼夜巡守。城外的乡兵和城内的民军加在一起，数量有二十万之众，阎应元令分保防守，城门用大木塞阻断，每人守一城垛，如战，则两人守之，定期轮换休息。每十人为一小组，给小旗一面，百人为一大组，给大旗一面、红夷炮一座。接近城楼的街道上，分设供应守城军队饭食饮水的后勤点，派章经世、夏维新和王华等人负责全城的后勤保障工作。
由于事发仓促，江阴城中箭矢存量较少，一时间要大批量地营造，也有临渴掘井之窘迫。阎应元乃命民军束草为人，外披兵服，每个草人手里执一竹竿，上面挑一盏昏黄的灯笼。制成之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下令把草人一个个直立在城垛上，士兵们则伏在城垛下大声鼓噪，做出要乘夜出城袭营的架式。围城清军急忙放箭——如同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一样，这些箭都成了城中民军的战利品。
七月十一日，清军总攻开始了，阎应元亲守的北门首当其冲。一阵火炮的狂轰滥炸后，清军冒着城上密如雨注的箭矢攻城。清军上下并没有把江阴这座小城放在眼里，这些从关外一路如狂风扫落叶般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八旗兵，连久经沙场的李自成和明政府的正规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江阴城中那些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平民呢？
清军很快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了惨痛代价。七月十二日，清军继续攻打北门，是时，“凡城堞凹进而两对直守者，见兵至，发炮弩毙之。其来攻城脚者，以长阶沿石掷下；或旗竿截段，列钉于上，投下，死伤无算”。清军中的两个高级将领见部下死伤惨重，极为恼怒。二人身着二层铁甲，腰悬两刀，肩插两刃，手执双刀，顺着云梯冲上城楼。守城民军的刀枪砍刺到两个清将身上，竟然毫发无伤。众人都慌了，这时，有人急中生智，大喊：只能刺他们的脸。民军手里的枪矛于是一齐向两个清将没有任何保护的脸上刺去。清将大窘。一个姓汤的少年，手持钩镰枪，一下子钩住了其中一名清将的颈部，一个姓姚的竹匠飞快跳过去，一刀割下了他的头。没了头的清将尸体随即堕落城下，城下清军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箭镞如雨，清军死伤一片。
清军稍微退却后，刘良佐令军士向城上喊话，要求把清将的头还给他们。从军士口中，城上方知被汤姓少年和姚姓竹匠斩杀者乃是清军的一位王爷。城上当然不肯答应，城下表示愿意用银买。城上把银子吊上城后，用蒲团包了一颗黄狗头扔给清军。
清军见硬攻不行，便派人劝降。阎应元决定施行诈降之计，他派几名年岁很高的白发老人，令他们手执降旗，从城上缒下来到清军将领薛王营中通报，表示城中愿献银买命，以免杀戮。几个老人后面，一些民众抬着几只沉甸甸的木箱子，看上去似乎是一箱箱金银。薛王不知有诈，大喜过望，吩咐开营门，把木箱抬进帐内。当他和手下将官打开木箱查看“金银”时，突然间火发炮裂，烟焰蔽天，雷鸣般的巨响中，薛王手下上将两人以及军士两千余人一命归天。至于那几个白发老人和负责抬木箱的民军，史书没说他们的结果如何。据理推之，他们显然和薛王同归于尽了。
江阴起事之初，当地首富、徽商程璧，慷慨捐出二万五千金以充军饷。陈明遇深为感动，此后派程突围出城，联络南明残部增援。当时，按陈明遇和阎应元的设想，驻守在江阴附近的淮抚田仰和总兵黄蜚、吴志葵三支部队都是可以依靠的后援。然而，天意难问，当程璧前往搬兵时，田仰已率军进入福建，追随南明的另一个小国之君隆武去了，而总兵黄蜚和吴志葵二人已为清军俘虏。
出于瓦解守城军民意志的考虑，黄蜚和吴志葵在投降清军后，被清军押到城下，向城中喊话劝降。这两个曾被江阴城军民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方面大员，一个喋喋不休地劝降，另一个涕泪交加，情词悲楚。阎应元厉声呵斥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安用喋喋为！”
很令人意外的是，南明政府的正规军没有等到，江阴人却等来了此前长期骚扰他们的一支队伍。说起来，这支队伍和江阴主帅阎应元曾有过很深的过节——那就是海盗顾三麻子。阎应元之所以得到朝廷升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当年三箭击退顾三麻子。现在，顾三麻子不计前嫌，慨然率战舰数百只溯江而至，停泊在江阴北门外的长江上。顾三麻子的故事说明，面对剃发易服这种亡天下的大是大非，政府官员和江湖黑道人物也可能同仇敌忾，虽然他们曾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面临共同的民族气节这样的问题时，他们之间的仇隙得到了暂时的妥协。不过，顾三麻子的队伍一则多是水军，长于水战而短于陆战，二则江湖人物精于打家劫舍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拙于大军对垒的阵地战。三日之后，顾三麻子不得不率部撤离江阴。这支海盗队伍是江阴守城八十一天里，唯一向江阴军民伸出过援助之手的力量。
清军将领刘良佐与阎应元早年有旧，交情还相当深厚，清军企图以此说服阎应元投降。一日，刘良佐策马近城，向城楼上的阎应元大声说：弘光已成俘虏，江南都被清军占领，如果你能顺应时局，爵位岂在良佐之下吗？阎应元回答说：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一席话说得刘良佐惭愧无语，默然退去。次日，清军还不死心，再次令刘良佐劝降。这次，面对刘良佐劝降的陈词滥调，阎应元只说了一句“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话音刚落，一声梆响，火箭齐发，刘良佐狼狈逃走。
可以肯定地说，自从决心抗清那一天起，江阴城士民就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玉碎。为了坚持衣冠传统，他们只能选择一场悲壮的死。
坚守八十一日后，江阴城于顺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陷落。江阴士民在中秋节前两天，即八月十三日，就举行了一次中秋节庆——对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中秋节既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中秋节，也是最别具一格、既慷慨又悲壮的中秋节。
早在初九那天，阎应元就下令制作月饼，并给所有军民各发一笔赏月钱——困守孤城的江阴人其实已经用不着货币了。八月十三日晚，天气晴朗，皓月当空，民众纷纷带上酒食以及特制的月饼登上城楼，与守城士兵们一道开怀畅饮。许用仿楚歌音律，作《五更曲》，阎应元令擅长唱歌者在城楼上高唱，一个姓黄的乐师鼓琴伴奏。是时，圆月在天，清辉满地，挺立于大江南岸的江阴城笼罩在一派淡淡的烟水之中。悲壮的集体合唱声达数里，围城的清军将士争相窃听，有的怒骂，有的悲叹，有的则感动得泣不成声。这支在城破之际被众人传唱的歌，其歌词如下：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歌者和听者都明白，这座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城破之日和民众集体殉国之时很快就要来临了。这是他们一生中的绝唱。这绝唱，既有自豪，也是自挽。
孤城陷落的末日终于不可抵挡地到来，那是1646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前一天，清军从南京用船运来巨炮二十四门，这些巨炮原本是用来守卫南京的，炮身巨大，一艘大船仅能运炮一门，每枚炮弹重达十余斤。当天晚上，江阴一带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清军冒雨安置好巨炮，对着江阴城连轰了一个晚上。困乏之极的江阴民军再也没有力量抢修被轰塌多处的城垣了。次日清晨，清军顺着这些缺口蜂拥进城。
城破的噩耗报告给阎应元时，他正在东城楼上指挥御敌。阎应元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令左右取来笔墨，在东城楼门上匆匆写道：“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写罢，掷笔于地，率众杀向西门。以阎应元的勇猛，他可能打算从西门突围，但他所率仅区区千余人，立即陷入数以万计的清军包围圈中，虽然杀敌无算，仍然无法冲出城去。混战中，他背中三箭，喘气对从者说：“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说罢，拔出所佩短刀直刺胸部，血流如注之后又纵身投于湖中。一个叫陆正先的义军不忍看着自己的领袖就这样悲惨死去，跳下湖去拉阎应元。就在这时，刘良佐率兵赶到，他获悉投水者乃是阎应元时，令士兵务必将阎从水中救起。
阎被救出后，清军将他带到刘良佐面前，刘良佐原本踞坐于乾明佛殿前，见阎带到，立即一跃而起，双手拍打着阎的肩膀号哭不止——这个细节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刘良佐这种匆匆投敌的原本负有守土之责的高级将领，哪怕在投敌事仇之后，有时候仍然未免有些人性的流露。阎应元说：哭什么？事已至此，我只有一死，快杀了我吧。刘良佐虽与阎应元有交情，似乎也有些同情阎应元，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也只能号哭一番罢了。当天晚上，阎应元在江阴城内栖霞庵遇害。他带来的四十个家丁，此时已只剩十余人，悉数被俘，无一肯降，同时遇害，跳湖救阎应元的陆正先也同夜罹难。
文质彬彬的陈明遇没法像阎应元那样指挥突围，城破之日，他从容地命令家人闭门举火，全家老小四十三人全部烧死。烧死家人后，他手持兵刃，独自在街头与清兵巷战，身负重创后犹自握刀僵立，死于乱军之中。
零星的巷战延续到八月二十二日，清军最高指挥官博洛下达了屠城命令。损失惨重的清军对江阴人恨之入骨，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报复的机会，而江阴人也自知只有死路一条，因而哪怕是最后关头，也要作困兽之斗。
八月二十三日，在两天的大屠杀之后，博洛下令停止屠杀，出榜安民，原本有将近二十万人口的江阴，这时只剩下五十三人而已。《江阴城守纪》《江阴城守后纪》和《江上遗闻》等史料，给后人留下了城破后江阴这座人间地狱的惨状：
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環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池、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二百余人。
城中死者，井中处处填满，孙郎中池及冲池叠尸数层，然竟无一人降者。
二十四日敕兵北上，新任县丞卞化龙命舁尸至城外，焚瘗道旁，白骨如山积。
清军的损失也异常惨重，“清兵围城者二十四万，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如果联想到深孚众望的史可法坚守扬州，也不过数日就城**死，而且他所指挥的还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与史相比，江阴城小力薄，和满洲铁骑对垒的大多数都是不谙战事的普通民众，难怪《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要感叹：“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
十余万江阴人的死难，并没有成功地阻止剃发令的推行，江阴城破一个月之后的九月，一些围城前逃出孤城的人民重又回到面目全非的家园，他们在清政府的高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宿命的安排：剃发。史称：“剃发之夕，哭声遍野。”——一旦联系到这座悲壮的城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为了反剃发而家破人亡，却依然无改剃发的推行，这些幸存者的号哭更加让人感到辛酸与不忍。然而，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往往就是通过那些面目模糊、被遗忘了名字的底层民众的泪水来实现的。
有清一代两百余年间，汉族对清朝的反抗一直不曾断绝，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运长久的朝代都是不曾有过的事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剃发易服所象征的异族征服不得人心，以致晚近革命党流亡海外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时，首要之举就是剪除脑袋后面那根丑陋的辫子。对这些有历史记忆的人来说，那不是一根辫子，那是一根民族的耻辱之绞索，如邹容在他那黄钟大吕般的《革命军》中就深有感慨地写道：“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殊为可悲的是，两百年的时间太过长久，一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异族之辫，当辛亥革命后发动剪辫运动时，果然有不少汉人因失去那条拖了两百多年的辫子而如丧考妣。这就是鲁迅所谓的“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也许在功利主义者的天平上，江阴人的牺牲悲壮则悲壮，却似乎有点划不来——在大兵压境、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情况下，以江阴这座弹丸之城而欲与纵横天下的八旗军为敌，似乎有点认死理。然而，有时候，认死理乃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必须有一些人，哪怕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认死理，一种叫作气节的东西才能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