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笼罩在无边的烟雨和寒意中。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称为云间绣虎的陈子龙三十八岁，正值文思泉涌、体态轻健的壮年。其时，为了躲避清军追捕，他已在人迹罕至的四明山深处隐姓埋名好几个月了。花落伤春，雁鸣悲秋，这原本是中国文人最自然的冲动，何况值此国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穷于江湖之际呢？这年春天，陈子龙时时伫立在隐居的茅屋门前，如梭的细雨中跳入他眼帘的，是无情的狂风急雨打落的缤纷落英。睹物伤情，陈子龙写下了他为数不多的词作中最为缱绻与伤感的一首，这便是后人广为传诵的《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个享国较长的王朝，当其一旦灭亡，总会有一些文人为它的灭亡而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热爱那个不见得爱他们的王朝，而在于他们血脉深处一种叫作文化的精灵在作怪。甲申之变两百多年后，甲申年的最大赢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样，被中华民国刷新。此时，一个叫王国维的大学者跳湖自杀，对此，另一个大学者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缘何自杀，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陈子龙的追怀故国：“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可以作为佐证的还可以举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的解释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与王国维、茨威格相较，陈子龙和他们有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处于这种文化“衰落之时”。不过，陈子龙和王国维、茨威格仍然有相当之区别，那就是王国维和茨威格本质上是地道的文人，当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被突然的变故强行推离原来熟悉的既定轨道时，他们选择了结束自我生命来作最后的消极抗争。陈子龙则不同，在这个被认为是晚明最重要的诗人和词人身上，集合了江湖侠士、风流文人、能员干吏等多重特征，而这些特征组合起来的，是一个近似于愤怒青年的陈子龙。
晚明几十年间，文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与其他时代相比，发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个性的张扬。个性的张扬可分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纵情甚至滥情于醇酒妇人，已成为文人们身体力行的时尚；其二，好谈国事，动辄对时政提出尖锐甚至鲁莽的批评。
贴近三百年来的诸种史乘，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晚明文人那奇异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他们时而块然独坐，忧愤百集，大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之仁人志士的襟抱；时而却又排闼直入青楼深闺，狂喝烂饮，迹若癫狂。倘若以传统的道德准则来验诸他们的行径，我们很可能感到深切的迷惑：他们到底是好人在经常干坏事，还是坏人经常在干好事？
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中国文人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而程朱理学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但到了晚明时期，这种近乎腐儒的识见受到了以王阳明学说为代表的新兴思潮的严重冲击。王阳明认为，“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到了比王阳明更晚的哲学家李贽那里——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把李贽称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被他发挥得更为辽远。他公然宣称自汉代以来就被奉为汉民族最高行为规范的四书五经并非万世之至论。他不但自命异端，还大肆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因此获罪于朝廷，后来在羁押中趁侍者为他剃头时用剃头刀刎颈横死，时年已七十五岁。以风烛残年而不得不用自杀来作一解脱，李贽给当时和后世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阳明和李贽的思想对晚明文人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造就了晚明大批文人士大夫气质中那份怀疑和尖刻包融之下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同时又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恋与夸张。当晚明最具影响力的大文人袁宏道兄弟倡导为文的性灵说时，其实也是对个性自由的倡导。
考诸前代，中国文人向来有君子不群不党的传统。依凭古典规范，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纠集党群的，只有搞阴谋的小人才会结党营私。这种观念到了晚明，已经不再为文人们所恪守。恰恰相反，最能体现晚明文人精神气质的就是结社。因此我们对愤怒青年陈子龙的剖析，必须从晚明——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说起。
1610年，即万历三十八年，陈子龙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儿。这一年，致仕官员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讲学。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偏离了诗书，转而批评时政。说到激动处，这位六十岁的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再也讲不下去了。听众则须发皆张，涕泗滂沱。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座叫作东林的书院里并不鲜见。从这座书院开张的第一天起，集合在东林旗下的文人就从来没有只停留于学术和文章的探索，他们更愿意关心时事和抨击政府，对艰难时局下如何救亡图存发出大多数时候都与朝廷相左的声音。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这位虚岁四十五的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因触犯万历并得罪首辅王锡爵被撤职回到故乡无锡后，这位“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的学者型官员已基本打消了在政坛上东山再起的念头。事实上，顾宪成虽然在仕途上惨淡经营了十多年，但始终只是一个位不高权不重的中级官员。绝意官场的顾宪成当然不会像那些功成名就的高官致仕者那样就此隐居林泉之下，得享天伦之乐，而是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那就是讲学。
作为晚明最著名的党派精神领袖和当时即被清流视为正人君子样板的顾宪成，有两件事颇能看出其持不同政见的个性：其一，张居正当政时，权倾朝野，官员们即便不依附他，也绝不会去得罪他。有一次，张居正偶染疾病，在京的官员们按照惯例写了一道给上天的祷文，为张祈福。顾宪成却拒绝签名，他的同事怕他的任性会招来张的怨恨，于是代他签名。顾宪成得知后，“手削去之”。其二，他和首辅王锡爵聊天，王锡爵不满顾宪成对朝政的批评，阴阳怪气地说：“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顾宪成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虽然只是一个对帝国的运行轨迹无足轻重的中级京官，但顾宪成的这些行为却给他带来了特立独行的好名声。当他被撤职查办后，名气反而越来越大，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包括一大批朝廷要员也纷纷上疏，要求重新起用他。但这些请求都没能说服日益固执己见的万历。一直等到万历三十六年，朝廷才又想起了他，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少卿。这一安排，与其说是朝廷认识到了顾宪成的意义，毋宁说是给众多请求起用他的官员一个安慰，或者说是要让他们从此闭上鸟嘴。顾宪成当然明白当政者以此堵塞天下人之口的用心，他“力辞不就”，继续一心一意地讲学东林。
有一次，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谈心，顾允成感叹说：“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顾宪成回答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从顾氏兄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从诞生那一天起，东林党就不是单纯的文人士子切磋时文或诗词歌赋的文学社，而是力图缔造成一个能够影响朝廷决策的政治小团体。顾宪成的另一句话则挑明了他如何反对身处多事之秋时，士大夫不问政事，只顾死读书：“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这一点，庶几可以看作顾宪成这位东林领袖晓谕东林士子的院训。这座由常州知府欧阳东风资助，在原龙城书院遗址上修缮起来的东林书院，由傍河而起的几十间房屋构成。由于声名日隆，前来求学者渐众，东林的许多弟子都借住在附近的寺庙中。东林书院的大门上，镌刻着一副由顾宪成亲自撰写的对联。即便是普通中国人，对这副对联也记忆深刻，乃至三百多年后，许多人只知此联而不知顾宪成和东林为何物：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的同仁除了他亲爱的弟弟顾允成外，尚有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以及主要资助者、在任的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今天我们重读他们之间往来的书札和文章，很容易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即这是一群忧国忧民到了无以复加地步的人。比如顾宪成，他自称忧世成癖，认为“时局种种可忧，真如抱薪于郁火之上，特未及燃耳”；高攀龙则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
东林党人对时局的关注与有时近乎于耸人听闻的批评，取得了两方面的效果：其一，当政者对其心生不满，渐渐恨之入骨；其二，在野士人或不得意的官员则趋之若鹜，至于一时之间“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这些慕风羡义而遥相应和并以东林党自居者，内中自然有很多真正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但也不乏投机取巧、企图以东林为跳板进而奇货可居的奸佞中人，“附丽东林之徒，贪狡不肖者，亦出其中”——陈登原先生认为东林“外托清华，内多佥鄙，集华士、流氓、市侩、鄙夫成一集团”。也就是说，当东林党的领袖们为了扩大自身实力而对投怀入抱者不分良莠地一概吸纳时，注定了这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松散政治组织。后来东林惨遭清洗，甚至为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客观地分析东林党人，诸种历史的蛛丝马迹表明，这个政治团体在忧国忧民的旗帜下，的确吸附了一大批相对具备政治操守的忠贞之士。他们不愿像历代文人那样囿于学术文章，而是力图经世致用，希望在林泉而影响庙堂，也的确做过一些正义之事，“作为一个集团，东林党人以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和他们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为而闻名”。但是，在他们高标政治道德与政治操守的同时，往往矫枉过正，有政治洁癖的嫌疑。至于一批混迹东林党企图左右逢源者，更是与东林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
顾宪成是东林党的开创者和精神领袖，是这个政治组织的教父，但这位教父并没有等到东林党执掌朝政那一天。他于1612年去世，他的弟弟则比他死得更早一些。整整八年之后，顾宪成坟头的小树已粗如儿臂时，东林党人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把他们多年来一脉相承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机会。
1620年，是为大明万历四十八年，也是大明光宗泰昌元年，这一年，操纵帝国命运将近半个世纪的万历和他的儿子、在位仅一月的继承者光宗相继辞世，帝国之舵交到万历的长孙、光宗的长子朱由校，也就是前面述及的木匠皇帝天启手中。当光宗继位时，东林党人杨涟任兵科右给事中，以小臣预顾命，从而被推到了权力斗争的中心，后来因拥立之功升任左副都御史。当年和次年，一大批东林党人或亲近东林之人先后得到了天启的重用：已致仕回老家闲居的叶向高再度起复为首辅，韩爌、刘一燝任内阁大学士，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左都御史。一夜之间，东林势力几乎把持了帝国的大多数权力机构，当年顾宪成等东林党精神领袖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令人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当政期间，其所作所为，与他们在野时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概括起来，东林党人当政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只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除了任用孙承宗督师山海关，从而使孙积极支持袁崇焕守宁远，客观上延缓了清军入关外，另外两件事均使东林党人和他们曾经尖锐批评过的其他政治利益团体一样，陷入了党派之争的泥沼却乐此不疲。其一，搜举遗逸，布之庶位。即大量起用和提拔自己人。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郑三俊、李邦华、王之寀等东林人士要么重登政坛，要么提拔重用。其二，在发展己方小团体力量的同时，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党、楚党、浙党。京察是明代每年一次的对所有官员的考核，由吏部牵头实施，而当时身居吏部尚书要职的是东林党人赵南星。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东林党人对与本党有隙的其他团体，或是仅仅因为没与东林党保持一致的中立官员打击报复，一大批非东林党官员纷纷遭到严厉程度不一的处分。往轻里说，东林党这是排斥异己；往重里说，无疑于利用公权合法地伤害政敌。然而令人侧目的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非正当行径，却被东林党上下视若当然——在一大批相对正直的东林党领袖眼里，似乎只要目标是高尚的，则实现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不加选择。
东林党人如此施政的结果，使相当多的其他团体官员和中立派为了寻求保护，从而投奔到正在崛起的阉党领袖魏忠贤旗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的受重用和魏忠贤的受恩宠，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也是天启初年帝国政治中最具特色之处。帝国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利益集团，当它们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增多时，双方都失去了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耐心和可能，就像两个互相睥睨的巨人，必须用决斗的方式解决水火不容的对立，直到其中一方完全倒下。
与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人完全非其对手，最后不仅杨涟和左光斗等人横死狱中，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东林党也从此失去了执掌帝国政权的机会。但东林党人和阉党及其余孽之间的派系斗争，却一直在延续，从天启到崇祯，再到南明，直到大明余绪的彻底灭亡，这一斗争才画上了句号。究其实质，东林党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政党，而是古代意义上的朋党，乃是外人对东林人士带有贬义的指称。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指出的那样：“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至于东林党的历史地位，美国学者贺凯的总结最抵核心：“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东林党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一败涂地，却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同情和支持。因之，当东林党式微后，另一些士人也纷纷选择了结社的方式，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复社，而复社的主要领导人，则为张溥和陈子龙。
张溥是江苏太仓人，出身于世族家庭，其伯父曾任南京工部尚书，其父是太学生，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张溥因系妾出，在兄弟中饱受白眼，甚至遭到家仆的欺压。张溥自小嗜学，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他即奉母别居苦读。他读书时必亲手抄写，抄毕再朗诵一遍，诵完即焚，再抄一遍，再朗诵，再烧焚，如此达六七轮。多年以后，他右手握笔处，磨出了一个很大的老茧。冬季手皲，每天必须用热水温热数次。后来，他把书斋命名为“七录斋”，即指此事。顺理成章，他也因这种令人惊讶的苦读而博览群书。
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背景下，像张溥这种口吐锦绣、腹藏珠玑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济世之才自许。他们设计的好运人生，就是寒窗苦读之后，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从而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但事实上，读书多并不等于就有治国能力，更不等于君王就会赐给你治国平天下的权柄。因之，张溥虽然不到三十岁就高中进士，但只出任过庶吉士这种可有可无的闲散官职，离他的政治理想无疑判若云泥。是故，他很快就以葬亲乞归，仍然回到故乡太仓，在杏花春雨的江南继续读书作文。
与早年的困居书斋苦读、欲求大名于天下不同，这时的张溥已与他的同乡张采“名彻都下”，是远近闻名的“娄东二张”。就像大多数怀瑾握玉的文人一样，当闻达于君主、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另一些途径实现自我价值。张溥成长之时，正是东林党人因遭受阉党打击而日渐式微之际。虽然与东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渊源，但当“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时，张溥顺理成章地把江南地区众多的小社团合并为一体，号称复社，并宣称“吾以嗣东林也”，明确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
张溥亲自起草的复社纲领中，详细阐述了他设计与运作中的复社的思想立场，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这一段：“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为有用，因名曰复社。”这份纲领性文件中，张溥把顾宪成感叹官场腐败那句名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加以化用，这固然可以看作张溥步东林后尘的理想诉求，也可以看作他和他的同道们已经日益介入党派纷争。
复社成立后，在张溥的主持下，一共搞了三次大的活动，也就是三大聚会，分别举办于崇祯二年、三年和六年。
第一次大会即尹山大会。尹山在苏州以南前往吴江的路上，据说这里因掩埋了周朝贤臣尹吉甫而得名。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举行首次大会，是否有对尹吉甫见贤思齐之意，史料付诸阙如，不好臆断。《复社纪略》记载了参加此次大会的盛况：“于是为尹山大会……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比年而后，秦、晋、广、闽，多有以文邮致者。”就是说，当时参与尹山大会的文人士子，主要以江苏和邻近江苏的湖北、河南、安徽、浙江人居多，陕西、山西、两广和福建因为路途遥远，没人前来，但仍然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文章邮寄过来。
第二次大会即金陵大会。是年，因值南京乡试，张溥利用士子云集的便利条件，在南京召开了金陵大会。参加此次大会者，除张溥本人外，还有陈子龙、吴伟业和黄宗羲等晚明时代最孚人望的文人。这次乡试中，复社成员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同时中举，而次年高中会元的吴伟业系张溥门人，这使张溥和复社声名大振，许多苦读寒窗渴望一举成名的士子纷纷认为，出于张溥门下，科考必然高中，于是加入复社的士子骤然增加。多年以后，黄宗羲在他的文章里回忆了当时与会的情景：“庚午，同试于南都，为会于秦淮舟中，皆一时同年。杨维斗、陈卧子、彭燕，又吴骏公、万年少、蒋楚珍、吴来之，尚有数人忘之，其以下第与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秦淮是南京贡院所邻的花街，自古以来就以娼家众多而被看作是溢粉流脂之地。复社的大会在这里的船上举行，与会主要人物大多乡试高中，榜上有名，其风光与得意溢于言表。诗酒酬酢，才子佳人，均一时之选，难怪多年以后的黄宗羲还会清晰地记得这往年岁月的依稀游踪。
第三次大会即虎丘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在复社历史上规模最大，也被普遍认为是有明三百年间从没有过的盛举。大会之前，张溥遍撒英雄贴，邀请各地士子届时与会。当天，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山西、两湖和福建等地的士子达数千人之多，虎丘寺的大雄宝殿里坐满了人，连大殿外的生公台和千人石一带也成了会场，围观者更是不计其数，无不惊叹。参加大会的士子，争相把复社二字写在船头高挂的灯笼上，以自己身系复社成员为荣，就连不相干的士大夫家里也都在灯笼上写上复社名号，不但自己用，相邻的亲朋好友也借去挂几天，一时间几乎整个苏州城到处都能看到复社字样的灯笼。最离奇的是，当时太湖上的水贼也打出复社的牌子，以逃避官兵的追捕。
复社的三次大会，给复社第一领袖张溥赢得了几遍海内的声望。随着追随他的门生日益增多，他从白面书生一跃而为江南士子不敢称名的精神领袖。张溥颇有孔子再世的气概，他把自己的家乡太仓看作孔子教授门徒的曲阜阙里，门下弟子甚至仿效孔门架势，把他杰出的弟子吴伟业等称为十哲，把赵自新等称为四配，以此烘托张溥的圣人地位。
当东林党衰落之际，复社以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横空出世，确实非同寻常。然而，张溥等复社要人虽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但究其实质，复社的政治影响完全不能和东林党相比，换言之，复社更大程度上不过是文人的雅聚而已。秦淮纵酒，金陵放歌，虎丘论文，虽然人多势众，但既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一个供他们施展经世抱负的政治舞台。而当他们酒酣面热之际，高谈国是，不过是文人骨子里一次次轻狂的放浪形骸，不仅对艰危的时局了无益处，反而授反对者以口实。当他们因其座师周延儒的关系而卷入一场场尔虞我诈的政治路线斗争时，这个自命清高的文人社团事实上也正在落入污秽的大地。陈去病的《五石脂》中记录了复社人士聚合时之情状，无论如何，它也与政治活动搭不上线，至多只能算文人的冶游：“闻复社大集时，四方之士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酒尊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关于东林党和复社的历史意义，几十年后，尘埃终于落定之时，一代大儒戴名世作了一次深刻的反思，是为至论：“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甲申年到来之时，张溥早已去世，他因寿数短暂而有幸逃过这一大劫。与他齐名的张采却没他幸运。当南京被清军攻陷时，一些仇视他的人趁乱“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张采大难不死，仇人离开后，他竟然苏醒过来，逃到邻近的县城，又活了三年才去世。
后来因文字罹祸而惨死的学者戴名世生于顺治十年，其时，大明灭亡已经将近十年了。多年以后，当戴名世回首晚明政局时，他对东林党和复社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在他看来，把弘光的一年而亡完全归之于弘光昏庸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更接近于：东林、复社这些党人一天到晚高谈大义而不能有任何真正有效的行动，这些好名沽直的家伙对南明的覆亡也要负重大责任。戴名世的这一观点，有其义愤之处，却也大抵指出了事情的部分真相。只不过，在他所批评的东林和复社诸君子中，也并非全都是以风节相持而事功甚疏之人，比如陈子龙。甲申之变不可抑止地到来时，晚明大词人陈子龙此后的岁月都交付给了破碎的山河，他不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和文人，而是一个忧时伤遇，一再对日非的时局提出强烈批评，最终奔走于江湖之上，为反清复明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愤怒青年。
陈子龙晚年——用晚年一词也许有些不准确，因陈子龙虚岁也只活了四十岁，或许说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更合适——缠绕在他心头最令他挥之不去的事情有两件，其一，不用说，乃是对业已灭亡的大明帝国的无限缅怀；其二，乃是对早年曾经深深相爱过的一个女人的深切怀念。这两重怀念，从他晚年的词作中不时可以看出端倪，诸如：“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唯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碧草带芳林，寒塘涨水深，五更风雨断遥岑。雨下飞花花上泪，吹不去，两难禁。双缕绣盘金，平沙油壁侵，宫人斜外柳阴阴。回首西陵松柏路，肠断也，结同心。”
然而，造化弄人，当陈子龙满怀愁绪地怀念过去时，它和她其实都已经离他而去：他一腔热血为之倾洒的弘光朝廷不复存在，复兴大明的理想终成画饼。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寄身于深山老林之中，以躲避日渐临近的追捕和审判；至于那位十多年前曾和自己有过一场轰轰烈烈而又甜甜蜜蜜爱情的女子，此时已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她崇拜多年、比她年长三十多岁的晚明文坛领袖，而这位文坛领袖在清军攻陷南京后，立即率先投降了清朝，成为被时人讥讽的两朝领袖。此领袖，便是后来列入《贰臣传》的钱谦益，而那位女子，便是**到如今的柳如是。
陈子龙与柳如是初遇时，陈子龙二十四岁，一个风华正茂的好青年，柳如是则只有十四岁，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其时的柳如是，虽然年方二七，却已经历了许多人世的坎坷：柳如是不姓柳而姓杨，先后用过杨爱、河东君和朝云等名字——伴随过苏东坡晚年的一个聪明美丽的使女也叫朝云，不知柳如是自取其名是否来源于此？柳如是的家世已不可考，只知道她幼年时即抱养于故相周道登家。柳如是自小聪明伶俐，深得主人喜爱，不想却因此招来周道登众妾的嫉妒。周道登死后，十四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家门。
从柳如是留下的画像和当时与她交往的文人留下的文字看，柳如是身材娇小，结束俏丽，生性机警，有胆略；知书善乐，分韵作诗，顷刻而就。因此，当被赶出家门而不得不落入青楼的柳如是高张艳帜时，一时间当地士子纷纷以能与之交结为幸事。大学者陈寅恪晚年足疾加失明，却以半废之身写下了一部八十万言的巨著，这就是《柳如是别传》。以如此篇幅为一个青楼女子立传，借陈寅恪本人的说法，乃是要彰显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柳如是身上，确凿无疑地传达出了晚明时代世风日下时，来自一个奇女子身上的那种独立自由的人格。许多年以后，当甲申之变来临，国家鼎革之际，她曾劝谏夫君钱谦益自尽殉国，钱谦益当然不想死。在柳如是的一再要求下，他方才跳进水塘，一会儿却从水塘里起身上岸，向柳如是宣称：池水太冷。
《明史》说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为人慷慨任侠，尚气使酒。概括地说，陈子龙兼具精通五经的读书人、七步成诗的风流才子和胆识过人的江湖豪客诸种性情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首屈一指。陈子龙青年时代的一件轶事，能看出他性格中的率真和倔强：十九岁时，陈子龙参加当地一群文人的雅集，当时陈子龙已有相当名气，一个叫艾千子的文人可能有些忌妒他，高声对旁人说：“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论文，艾再次对陈子龙指指点点，陈子龙“不能忍，直前殴之”，艾千子只好狼狈而逃。
对柳如是而言，堕入青楼是迫不得已的宿命，她也是一个以文才自负的奇女子，当然不愿意在卖笑生涯中度过短暂如春花的人生。和众多风流士子交往中，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和一位如意郎君结下百年之好，而这位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在她心里，非陈子龙莫属：“夫卧子以才子而兼神童，河东君以才女而兼神女。才同神同，其因缘偶合，殊非偶然者矣。”按陈寅恪先生之论断，陈子龙与柳如是的爱情可分三个阶段：“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二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也就是说，陈柳二人虽然相爱多年，但真正同居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崇祯八年，也就是1635年，陈子龙二十七岁、柳如是十七岁那一年的春天和初夏的三四个月时间。其间原因，乃是此时的陈子龙早已娶妻，并育有两个孩子。在古代中国，文人纳妾或是狎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陈子龙本身除了正室张氏外，另外还有小妾，按理张氏应该容忍陈子龙与柳如是的爱情。要命的是，柳如是当时的身份是青楼妓女，这实在有辱门风。因此，这桩爱情遭到了张氏的强烈反对。再则，二人虽然才华互赏，其实各自的为人和性情有相当大的差异：柳如是从小不拘礼法，与众多名士交游，时常被人目为行为怪诞；陈子龙则是典型的儒家人格，虽然为人粗犷，却有一定的行事底线。复次，陈子龙经济并不宽裕，而柳如是自小生长在锦衣玉食之家，从来花钱都是大手大脚，陈子龙渐渐地便不堪承受。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陈子龙只能与柳如是洒泪而别——陈子龙回到书斋继续潜心苦读，两年后终于金榜题名。柳如是先移居盛泽，继而移居南京，一时**之名溢满秦淮。
陈柳二人分手后，都写下了不少怀念对方的诗词，这些诗词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愁绪满怀，难以排解：
一帘病枕五更钟，晓云空，卷残红。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舞东风。
——陈子龙：《江城子·病起春尽》
合欢叶落正伤时，不夜思君君亦知。
从此无心别思忆，碧间红处最相思。
——柳如是：《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一
看来，古今都一样，有一些爱情不是用来发展的，而是用来凭吊和怀念的。只不过，当当事者深情地依凭一纸短笺怀念依稀仿佛的旧时爱情时，就像人不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这些爱情已经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了。
我之所以把陈子龙用现代语言定位为愤怒青年，乃在于他身上不仅有多情善感的一面，更在于他有感时伤遇并企图力挽狂澜的一面。当爱情离去时，陈子龙只能与诗书为伴。崇祯十年，陈子龙中进士，旋即被任命为绍兴推官。推官是负责一个府的刑狱事务的官员，对志向远大的陈子龙来说，这样的职位当然不能满足他对远大前程的渴望。不过，他也明白，按照帝国多年来的规矩，像他这种通过科考而出身正途的官员，只能从这种低职位上不断历练，然后才有可能沿着既定的官阶拾级而上，最后要么成为封疆大吏，要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
绍兴推官任上，陈子龙兴致勃勃地恪尽职守，但不久就因一起突发事件而搞得心情抑郁。原来，绍兴下属的东阳县诸生许都，出身官宦家庭，任侠好施，平时常常以兵法操练其门客和族中子弟，希望以此引起朝廷重视，在乱世中谋一个职务。陈子龙的朋友徐孚远认为许都是个人才，向陈子龙推荐说：“都，国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职，隐然干城也。”陈子龙于是欣然主动和许都交往，觉得徐孚远所言不虚，便积极向上级推荐，但没得到上级的首肯。
东阳县令姚孙棐与许都有隙，这为许都后来罹祸埋下了根子。当时，姚孙棐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大肆捞钱，指望从富有的许都那里“坐都万金”，但出身世族的许都坚决不肯就范。恰好，义乌有人假冒宦官名义招兵买马，而许都因葬其母，前来参加葬礼的多达上万人——由此可见许都在当地的影响力。姚孙棐遂向监司王雄诬告，宣称许都聚众谋反。王雄不经调查，即派兵抓捕。早就对朝廷甚是不满的许都情急之下，真的揭竿而起，十来天聚众数万，接连攻下东阳、义乌和浦江三座县城，进而进攻绍兴。其时，朝廷方面负责镇压许都的乃是巡按御史左光先，也就是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弟弟。
陈子龙在左光先手下充当监军，领命与故人许都交战，许都退到南砦山中据险坚守。王雄和陈子龙商量说，贼聚粮据险，官军无法仰攻，我兵万人，却只有五天的粮草，怎么办？陈子龙说，许都是我旧时的朋友，我愿意前去说服他投降。于是，陈子龙单骑前往许都营中，历数其罪，指出许都只有投降这条路可走，并保证说只要许都投降，就能保他不死。许都答应投降，与陈子龙一道前去见王雄。此后，陈子龙又与许都一道，再次返回山中，遣散了许都的追随者们，其余二百来人，与许都一道投降朝廷。然而，由于姚孙棐与左光先关系亲密，现在公报私仇的时候到了，左竟将许都及手下六十余人全部斩首。陈子龙据理力争，左光先不为所动。此后，许都余党再次作乱，理由就是许都初降终杀，朝廷有失公允。由于左光先是左光斗的弟弟，当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正好借此机会攻讦左光先及东林人士，苏松巡抚祁彪佳站出来为左光先说了几句话，也被马、阮构陷去职。
正当陈子龙为没有兑现保全许都性命的诺言而懊恼时，朝廷的诏命下来了：由于定乱之功，陈子龙被提拔为兵科给事中。旧交的鲜血染红了自家的官帽，带给陈子龙这种慷慨任侠的愤怒青年的，是无比的尴尬和痛苦。接到诏命后，陈子龙迟迟没有动身赴任，“子龙深痛负都，不赴”。等到他终于说服自己、决定起身赴任时，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从遥远的北京传来，那就是崇祯自杀，李自成攻陷北京，大明帝国已经瓦解。
从陈子龙在明亡后写下的众多怀念家山故国的诗词看，这个具有江湖豪杰气质的青年才俊对大明帝国饱含赤诚。当李自成农民军北伐进抵山西境内时，他曾经与好友夏允彝等人动议过一件规模宏大的事情：他认为既然由南京通往北京的陆路，由于河南和山东均已被农民军阻断，那么或许可以组织船队，由长江进入大海，再由海路抵达天津，进而增援北京。但就在他和夏允彝等人筹划此事时，他被调往东阳镇压许都造反，许都之乱平定后，巨变已经发生，“忽闻神京沦陷，先帝升遐”。
在“饮血崩心，呼号无地”之后，陈子龙离开绍兴前往南京履新，出任兵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级别虽低，但由于是言官，负责兵部的监察工作，因而也有相当大的权力。陈子龙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不到十个月就匆匆辞职，辞职的原因简单而无奈：偌大的南京城，他看不到这个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前途何在。
兵科给事中任上，陈子龙做了两件事——说是做了其实有点勉强，应该说是他想做而最终并没有做成：其一是上疏请求弘光“慎名器”。前文已经说过，弘光政权笼络重臣的手段就是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属于不折不扣的滥赏。陈子龙看出了这种滥赏的弊病，他指出“夫劝功诱善，唯在爵赏。一为轻滥，后将无极”。其二是上疏弘光，提请朝廷加强长江防务。陈子龙认为，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收复，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首先要保住江南。要保住江南，就必须守住长江。要守住长江，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是当务之急。然而，醉生梦死的弘光对陈子龙这种低级官员的话根本不可能听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毫无兴趣。而擅权的马士英等人此时正忙于巩固己位，消灭异党，更不会去理会一个刚从外地调回京城的小官员的喋喋不休。
愤怒青年的意思，是指陈子龙骨子里那种尚气任侠的性格和直言批评时局的精神。当他渐渐看清弘光朝廷完全不可能实现中兴的理想时，他对继续留在兵科给事中任上已渐渐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不过，辞职之前，他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再一次上书弘光。奏章里，陈子龙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尽管“在言路五十日，章三十余上”，这种激烈的批评被送进九重飞檐托起的深宫，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海洋，看不到任何反应。陈子龙完全失望了，1645年早春二月，当南京还是一派乍暖还寒的萧索时，陈子龙辞去兵科给事中之职，带着一个仆人，坐上一辆驴车，抑郁无比地离开了南京这个六朝金粉之地。
夏允彝既是陈子龙的老乡和同年，也是复社同仁，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当陈子龙打算组织一支船队，由海路救援北京时，夏允彝第一个站出来响应和支持。陈子龙到南京出任兵科给事中时，夏允彝出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的儿子比他的名气更大，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夏完淳，而夏完淳，则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早年即被誉为神童，他起兵抗清失败后遭洪承畴处死时，只有区区十七岁。
夏家父子和陈子龙在南京时经常来往，夏完淳所作诗文，也都要送给老师陈子龙点评。有一次，夏完淳给陈子龙送来的是一篇批评时局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夏完淳痛斥当时南京文恬武嬉，不知祸之将至。历数了种种流弊后，夏完淳批评了两个着奇装异服的人，认为如此服饰，简直就是亡国的征兆——古人一直坚定地相信，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而这妖孽，有时是靡靡之音，有时是灾异祸事，有时是奇装异服。夏完淳写道：“阮圆海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叱为梨园装束。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大兵大礼皆娼优排演之场，欲国之不亡，安可得哉？”
阮圆海即我们一再说及的才子加政客阮大铖，所谓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则是陈子龙的旧情人柳如是。夏完淳对阮、柳二人奇装异服的批评，于今看来，有嫌偏激之处；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国家鼎革，朝廷偏安一隅，身为国之重臣的阮、钱（事实上，柳如是的装束与钱谦益称职与否是两回事，但古人喜欢把所有问题都付诸道德，可以称为泛道德化）要么自己奇装，要么听任妻妾异服，于是在义愤的少年英雄眼里，这都是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征兆，他们必须对国之将亡的大悲剧负责。陈子龙读罢高足的作品，对高足所痛斥的旧情人，他心中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悲耶？泣耶？痛耶？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久远的人和事仍然能让千百年后的来者牵肠挂肚的深层原因。
总而言之，国事不可为，旧情人和政敌出双入对，如此这般的南京对心志高远，常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己任的陈子龙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只能选择离开，况且，他还有九旬的祖母需要赡养。
陈子龙悲愤地离开南京仅三个月，清军铁骑渡江，弘光政权土崩瓦解。两个多月后，他的好友夏允彝“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但接二连三得到的都是好友们先后自杀或是被杀的噩耗。绝望中，夏从容写下绝命词，投水自沉。
如同夏允彝一样，陈子龙也考虑过自杀，但这时他家里尚有九十岁的祖母。古人爱说一句话，那就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于陈子龙而言，生和死的确是一个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削发为僧，出家于嘉兴的水月庵。不久，风声渐紧，他又逃往四明山中。此后，老祖母安详辞世，陈子龙再无牵挂——古人看来，除了自己需尽孝道的父母长辈可以成为自己的牵挂外，妻子则无关宏旨，可以忽略不计。就在这时，鲁王监国于福建号召远近，派人间道找到陈子龙，希望他能联络太湖水盗，以此为根本组建一支反清武装。陈子龙答应了。然而，陈子龙和夏完淳前往太湖与吴易的白头军见面后，觉得与想象中差距甚大，基本没有把它收编为南明官军并带往抗清前线的可能。此后，陈子龙又参与策动清朝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由于机密泄露，清军正到处捉拿陈子龙，陈子龙的复出无异自投罗网。他的仆人茅太向清军告密，陈子龙做了清军俘虏。
陈子龙被捕后，和负责审讯他的清军将领陈锦之间有一番对话。陈子龙被押入审讯室，直立不拜，神色不改。陈锦问他：你为什么不薙发？陈子龙说：留此见先帝于地下。陈锦又问：你的同谋何在？陈子龙回答：文天祥只有一人。
鉴于陈子龙既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又是深孚人望的抗清人士，清军把他当作重犯由松江押往南京。当那只防范严密的木船行进于运河上时，他趁看守士兵一时疏忽，纵身跳进了急浪滔天的江中。看守士兵急忙伸手去抓，想把他拉上船，但陈子龙反而把这个倒霉的士兵紧紧拽往水中，二人同归于尽。才子加愤青的陈子龙就以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姿势结束了他的生命。是年，陈子龙虚岁四十。陈子龙的投水之地，恰好是他的故乡松江。一个毕生渴望远方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最终绝望地死在了故乡，这更像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陈子龙虽死，清军仍对他施以戮尸的惩罚，而曾经藏匿过他的顾咸正等人均受牵连被诛。至于他的天姿聪慧的学生，也在陈子龙身后被捕。夏完淳被押往南京后，负责审讯他的是洪承畴。洪早就知道夏完淳是著名的江南神童，又见他小小年纪，遂有心劝降。他温言对夏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必是受人指使，只要归顺大清，不仅免你一死，还有官做。”夏完淳假装不知道审讯他的就是洪承畴，回答说：“我朝有个人叫洪亨九先生，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年纪虽小，杀身报国，又怎肯落在他之后？”亨九是洪承畴的字，他听罢夏完淳的话，知道夏在讽刺他，大为尴尬。手下那帮如狼似虎的蠢吏们却认真地告诉夏完淳：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痛骂道：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先帝曾亲自设祭，你们怎敢冒充先烈？洪承畴汗出如浆，审讯匆匆结束。
1647年九月，虚岁十七的夏完淳在南京被处决。在狱中，夏完淳写了一封给母亲的信，后人把它加上标题《狱中上母书》，收进夏完淳的文集。信中，他一面对自己死后一家八口的生计忧心忡忡，“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一面则认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讽诵再三，令人唏嘘。不过，夏完淳所希望的“中兴再造”，如同镜花水月，终究没有到来。
夏完淳在家乡松江被俘后，写下了一首类似于绝命诗的作品，题为《别云间》——云间，即松江的古称。这首诗，庶几也可看作夏氏父子和陈子龙两代文人生命最后的绝唱：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与陈子龙分手后，一代才女柳如是后来嫁给了大学者和高级官员钱谦益。康熙三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寿终正寝，毕生官场、情场、文场三场得意。钱死后，族人向柳如是追逼遗产，柳如是被迫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七岁。是时，陈子龙已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繁华事散，烟消云隐，只有陈子龙和柳如是当年留下的作品以及史书里几行寥寥的文字，还能让人大体复原三百余年前那桩才子佳人的凄婉情事。伴随这场凄婉情事的，则是大明江山的彻底易帜和大清三百年的异军突起。置身于此大背景之下的陈子龙，无论身为才子也好，愤青也罢，他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强加给他的命运。这一切，恰如加缪的伟大作品《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横空出世的论断：西西弗斯的悲剧在于，他的命运属于他，他的巨石也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