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八月，地处江南的南京正是菊黄蟹肥之时，不少官宦人家或是殷实富户，纷纷忙着欢度中秋。名士和诗人尤其热爱这种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赋诗，赏菊饮酒，都是他们最为热衷和最为擅长的雅事。虽然就在几个月前，他们的君父崇祯已经绝望自缢于京师，而关于清军就要南下的消息也不断同南逃的士民一起到来，但这座江南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秦淮河上，画舫云集；夫子庙畔，歌吹沸天。
这年八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称史督师的史可法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写来的。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著名的信件之一。这封信中，多尔衮一方面指斥南明君臣有仇不报，有贼不讨，却忙于偏安自立；一方面则声称，大清的江山并非得之于明朝，而是得之于李自成。南明君臣偏安南京，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前途。史可法应该审时度势，及早归降。史可法当然不可能投降，一个月后，史可法回信给多尔衮，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他或者南明政权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两封信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多尔衮要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却要求与清朝联手西向，以讨李自成——“伏乞树同仇之义，全始终之德，会师进讨，共枭逆贼之头，以泄神人之愤，则贵国义声照耀千古矣”。——也就是说，到了清军就要投鞭南指、席卷中国之际，作为南明政权中最有声望者的史可法，依然没有认识到对南明小朝廷来说，最重要的敌人已经不是农民军，而是随时可能渡江南下的清军。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就是让当事人产生错觉，进而得出错误判断。于南明而言，自君王到大臣，普遍认为国之大敌乃是逼死君父崇祯的流寇李自成，而已经迁都北京、虎视天下的清朝，则始终被南明认为，他们是可以用裂土纳款的方式进行安抚的，甚至可以与之联合起来共同讨伐李自成等流寇。当是时，南明诸公打心底不敢相信清朝会是自己的敌人，因而也就坚决不愿相信，清朝入关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大明的整个天下。也就是说，对一个已经经不起任何外来打击的小朝廷来说，他们只能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关于南明小朝廷，这里补充几句。所谓南明，乃是指崇祯自缢、大明覆亡之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几个地方性政权，按顺序分别为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其中占据地盘最广、最具实力、最有中兴可能的当数弘光政权。但弘光政权和隆武政权及鲁王监国都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绍武政权更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微型朝廷，当它在苏观生等人的打点下于广州成立时，由于封官太多而官服供应不上，只得从戏班子里借戏装。维持最长的是永历政权，长达十六年。但那是一败再败，一退再退，最后竟退到了缅甸的苟延残喘的十六年。
甲申年三月，崇祯面对日益逼近的京城之围，曾发布圣旨，要求天下勤王。南京方面接到勤王令已是三月底。四月初一，经过短暂的准备，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史可法发布文告，誓师勤王——这时，南京方面仍不知道京城早已易主。四月十二日，史可法率军北渡长江，刚刚抵达南京对岸的浦口就因粮草匮乏而不得不驻扎下来筹粮。这时，崇祯自缢、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军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不是及时得知这一消息，这支粮草匮乏的军队，在一边筹粮一边行军的方式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遥远的京城？
京师失守、崇祯蒙难的消息传到南方，一石击起千层浪，南方反应之剧烈出人意料，《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说：“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和南直隶的官场和社会贤达，而且传遍南方，在晚明的社会动乱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乱、佃户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场和矿厂工人罢工、土匪袭击、各式各样地方武装集团造反——这浪潮在许多地区几十年都没有平息。”
具体到史可法，这一消息令他锥心蚀骨。众人吃惊地看到，史可法放声大哭，他以头碰柱，把头撞得鲜血淋漓，一直流到他的脚背上。后人解释史可法的忠诚时，记载了他母亲的一个梦，说他的母亲怀着他时，梦见文天祥走进家中。这一记载见之于作为正史的《明史》。在史家们看来，史可法的尽忠报国，如同文天祥一样，乃是宿命和天意。
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考察，史可法仍然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恪尽职守、克己奉公的优秀公务员。因坚决反对魏忠贤阉党而惨死狱中的左光斗，史可法一向师事之。左光斗打入死牢时，史可法重金贿赂狱卒，化装成清洁工人得以进入死牢和左见面。酷刑之后的左光斗已经“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史可法眼见导师如此惨状，不由抱着左光斗痛哭起来。是时，左的双眼已无法视物，但还能听出是得意门生史可法的声音。左光斗大怒：“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弥留之际的左光斗认为，像他这样的精忠之臣冤死后，天下事必然更加糜烂不堪，而史可法则是最后的希望。
甲申之变前，史可法曾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以地方官的身份配合卢象升等人进剿农民军。他后来的军事经验，大约就是那时候积累下来的。在进剿农民军时期，史可法表现出的不是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是管理能力和管理智慧。这个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有一张黢黑的脸庞，目光犀利。他“廉信，与下均劳苦”，行军途中，只要士兵们还没吃饱，他绝不端碗。士兵们还没领到御寒的被服，他绝不先领。这种品格在明末文官贪污腐化成风、武将作威作福成性的大环境下，不仅使他出污泥而不染地一枝独秀，更重要的是，“以故得士死力”。一句话，士兵们愿意为这样的领导去吃苦，去卖命。换言之，后来在南明军队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这个小朝廷的前途与恩威，甚至也不是这个小朝廷的法制和纪律，而是史可法这样的高级将领的个人魅力。
以个人魅力而凝聚军队和政府，对史可法个人而言，是极大的成功，但对这个政府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失败。把军队和政府的凝聚力建立在个人魅力之上的最大弊端在于，将士和官员们只知有明公而不知有朝廷，只知有私人恩德而不知有国家权柄。
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理所当然地义正辞严，一如这位短小身材的高级官员严肃的脸。然而，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年头，无论多么义正辞严的回信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这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唯有用武力来解决。
多尔衮接到回信后，他失去了继续劝降的耐心，遂于甲申年十月二十四日，直接向南明君臣下了战书。这道传檄江南各地的文告中，多尔衮历数南明君臣身负三桩罪责：“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往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唯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