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自成，我以为本节的标题虽然稍嫌刻薄，但用来概括李自成所提供的历史悲剧却很妥贴——李自成是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一只老鼠偶然间掉进了盛米的缸子，先是惊，继是喜，接着就是疯狂大吃。等到把米缸里的米吃得差不多时，才猛然发现要跳出空****的米缸已经十分困难，它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坐以待毙——要么在米吃完之后饿死，要么被闻讯赶来的米缸主人打死。
攻下北京的李自成其实才走完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他还有许多甚至比打下北京城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和他的兄弟们都以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享受和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他们以为打天下坐天下也如同春种一斗粟、秋收万颗籽那样简单而顺理成章：既然此前的几千个日子都过着刀头舐血的担惊受怕的苦日子，现在皇帝已死，大明已灭，紫禁城都在咱们手中了，还不该好好过几天舒心日子吗？
郭沫若在那篇影响巨大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的悲剧作了这样的总结，他写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入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史家们时过境迁的总结虽然可能一针见血，但总给人以表面和教条之感。真正要深刻触摸甲申年的中国之痛，更多的，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上去用心体察。
李自成进京时，崇祯已在煤山身死，文武大臣或自杀殉国，或惶恐不安地听天由命，由宫女和太监组成的皇宫则是一片大乱。最可怜的当数那些十来岁时就从全国各地选进宫中的宫女，这些几乎毫无社会经验的柔弱女子，完全就是一头头迷途的羔羊。当时，李自成军队呐喊着往宫内冲去，宫女们四散逃窜，在宫门外遇到农民军，只得沿路返回宫中。一个姓魏的宫女对众宫女大呼：“贼入大内，我辈必遭其污，有志者早为计。”说罢，魏氏跳入御河自尽，众多晕头转向的宫女被魏氏跳进御河卷起的浪花吓得清醒了——她们已然明白，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要想保全清白，只能步魏氏后尘了。于是乎，顷刻之间，二百余名宫女跟着魏氏跳河。
一个姓费的宫女没跳河，而是选择了跳井——可能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自尽。她刚跳下去，就被几个农民军嬉笑着用铁钩钩了出来。费氏长得十分美丽，几个农民军士兵一看，争着想把她据为己有。费氏见事情不对，赶忙宣称：“我乃长公主，你们不得无礼，否则我要到你们首领那里告你们！”农民军士兵没见过多少世面，被费氏唬住了，把她押着去见李自成。李自成也对这位自称长公主——也就是皇帝的姐姐或妹妹——的女子产生了兴趣，命令找太监来辨认。结果当然不是长公主。李自成便把费氏赏给手下一个姓罗的将领。大喜过望的罗姓将领把费氏带回营中，费氏说，我的确是皇家的金枝玉叶，不可能和你草率成亲，除非你选一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否则我实难从命。罗姓将领以为费氏真的有皇家血统，甚是欢喜——虽然农民军一向仇视天潢贵胄，但一旦他们有机会与金枝玉叶结为连理，仍然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无上骄傲。这是人性的复杂，与农民军的立场无关。
罗姓将领为了讨得“长公主”欢心，大摆酒宴，喝得烂醉。当天晚上，费氏身藏利刃，等到醉酒的罗姓将领入睡后，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睡梦中的罗姓将领血溅洞房。事毕，费氏自刎而死。此事一夜之间闹得全北京城都传开了，李自成知道后大惊失色——据《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猜测，李自成之所以大惊，倒不是为罗姓将领之死，而是他曾一度想把费氏据为己有。诚如是，则身首两端的就不是替死鬼罗某，而是自己了。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在北京的短短几十天里都干了些什么，以至于一个足不出宫门的宫女要舍弃自己的性命干出这种玉石俱焚的事情呢——费氏死时只有虚岁十六，正是豆蔻一样的花季年华。可以想象，凭她的美貌，倘若真的嫁给罗某，等待她的肯定是比在宫中守活寡好一百倍的未来。然而，她却毅然决然地走了这样一条令人惊叹的人生之路。这其中一定是有些原因的，这原因，也许从进京后李自成农民军的所作所为上可以查找到蛛丝马迹。
牛金星和李岩是李自成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算得上精英级别的人物。与草莽英雄相比，二人似乎要多一些远见。进京之前，两人就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须约束士兵，不得再像以往那样攻下城池后纵兵抢掠。对此，李自成也欣然同意，并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李自成进城时，还特地拔箭去镞，向后面的士兵连发三箭，宣称：“兵入城，伤一人者斩。”入城后，又在城内遍布告示，告示上明令“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告示颁布之后，有两个不信邪的士兵抢劫了一家绸缎铺，李自成下令“立剐于棋盘街”。这种令行禁止的做法立竿见影，原先对农民军持观望和恐惧心态的市民大为宽心，“民间大喜，安堵如故”。
可以说，刚入城时的农民军还有严格的军纪，对民众基本保持了秋毫不犯的良好作风，与抢劫民间、杀良冒功的左良玉之类的官军相比，农民军更受民众欢迎和拥护。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这倒不是李自成食言自肥，而是他的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明清鼎故的大变革历史而言，这种性质也决定了李自成只能是一个旧时代的摧毁者，却不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他有能力摧毁一个旧时代，却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
事情得从两千年间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点说起。不论陈胜、吴广还是赤眉、绿林，抑或张角、黄巢，直至后来的王小波、李顺和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身处不同时代的农民领袖所率领的农民军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庶几也是朝廷给予他们一个蔑称的重要原因，这个蔑称就是：流寇。政府的蔑称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农民军大抵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他们感兴趣的是冲州闯府，过五关斩六将式地纵横天下，却几乎没有考虑——或是即便考虑了但也没有有效地实施过——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进一步建设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言以蔽之，支撑这些农民军纵横天下的物质基础，不是依靠他们的生产，甚至也不是他们占领区内的赋税，而是源源不断的掠夺。打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农民军有时候像蝗虫，它们从远处匆匆飞过来，肆无忌惮地吃光了所有能吃的叶子，然后又匆匆飞向另一个地方，寻找其他可供食用的叶子。
全面考察李自成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十几年征战史，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这支军队没有组织过任何像样的生产，也基本谈不上正常的赋税征收。不征收赋税的很大原因在于，这支队伍一直以“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作为吸引贫民百姓加入其中的最有效号召，一旦占领了城池就抹掉以前的承诺，这显然不利于农民军吸引更多的加盟者。这样，这支军队也就断了征收赋税来获取军费开支的重要途径。至于说恢复和发展生产，李自成即使在占据土地肥沃的湖北并在襄阳建制时也无所作为，更不用说以后挥师西进长安，继而又挥师北伐京城了。反倒是他的对手、以往被称为刽子手的孙传庭，为长治久安之计，曾在陕西募兵屯田，做了不少恢复生产的有远见之事。至于明朝的建立者，同样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他明显要比李自成棋高数招。当他扫平江南时，没有急于称帝，也没有急于推翻元政府，而是采纳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即进一步消化已经占领的地区，把它变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官军和其他农民军的角逐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惜，历史的经验尽管就摆在眼前，李自成过于狭窄的视野却没能触及到它。
一支规模不是太大、还在全国各地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不靠生产，不靠赋税，只靠攻城略地后的缴获来作给养，似乎还有可行之处——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李自成要屡次攻打城高墙厚的开封，那是因为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的富庶吸引了他。但当李自成军队已经打下京师北京，从名义上讲完全推翻了明王朝，并打算建立中央政府，确立对全国的统治时，再依靠这种缴获来供养一支庞大的队伍和一个打算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显然远远不够。
数十万大军蜂拥北京，原本就必须依靠漕运从江南运送大量物资才能维持局面的北京，这时的供应雪上加霜：一方面是需要供养的人员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漕运的中断。很快，李自成这支大军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困境——即便是他最为器重的老营，也出现了“给老本米止数斛，马豆日数升，众颇怨之。老本者，闯号老营为老本也”。
在全军上下粮饷难以为继的窘境下，李自成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把目光盯住了一个如此富有却又如此不合时宜的群体，那就是曾经多次被崇祯怒斥为个个该杀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
这样，甲申年最精彩也最荒唐的拷掠百官的闹剧上演了。
《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以一个小细节解释了李自成为何对故明官员百般拷掠和杀戮。故事说，李自成抓获崇祯的太子后，和他有一番对话。太子回答了李自成的问题后向李提出：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百姓。接着又预言说，“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第二天，果然有大批故明政府官员前来朝贺逼死了他们君父的“流贼”李自成。面对黑压压磕头如仪的故明官员，李自成不由一声叹息：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于是始动杀戮之念”。
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也符合李自成草莽英雄见不得不仁不义之人的性格。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前面说过的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几十万大军要吃饭，李自成这个当家人必须给他的兄弟们找一条出路。更何况，既然天下都已经打下来了，难道不该让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充分享受一把吗？
李自成于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入城，四天后的二十三日，故明政府官员四千余人进宫朝见李自成。这些前往朝见者，少数是被强迫的，多数是欣然前往、企图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牛金星从这四千余人中选出了九十二个，打算录用进新政权。这九十二名幸运者由东华门出来，被送往大顺政权的组织部——吏政府。余下的四千余人，由西华门押出。官员们战战栗栗地排成几条长队，从宫里鱼贯而出，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农民军士兵，雪亮的刀剑全都出了鞘。这些官员被押出宫后，分别送到了刘宗敏和李过的官邸中关押起来。
也就在同一天，李自成发布了一道对明政府官员们来说杀机顿现的诏书。这道诏书中，李自成认为殉国的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反倒是明朝的臣子们大多是贪官污吏，一个个结党营私，从不对国家尽忠，“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尽”——意思是说，这些官员们勾搭成奸，朝廷的威严都被他们一天天地破坏掉了，对宗绅富户巧取豪夺，民间的财富都被他们搜刮个精光。
既然官员们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替天行道的农民军自然有最为正当的理由要求他们吐出来。何种级别的官员该吐多少银两，大顺政权也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规定：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一万，部属以下各以千计。这些被押为人质的官员，如果识相地认捐，就由士兵押往其家，付清银两后可获自由。若有一言分辩或是讨价还价，或是表示无力交纳的，统统施以夹棍。
夹棍由三根等长的木棍组成，明清时俗称“三木”。一端用铁条固定，另一端用绳索串连，用刑时把夹棍竖放在地上，再把犯人的两条小腿夹在里面，施刑者向两边拉绳，夹棍收紧，犯人被夹，疼入骨髓。夹棍有长短不等的型号，愈是短的，夹人愈疼，腿骨被夹断的事时有发生。这些昔日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明王朝中高级官员们，除了极少数人如愿以偿地在新政权谋得一职外，绝大多数都被送往刘宗敏和李过等人的府邸品尝夹棍的滋味。
官至大学士的魏藻德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人生将会以夹棍收场。他的如意算盘是如何在新政权继续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没想到却被新政权投进了大牢。他从窗缝里对看守高喊：如果要用我，不管如何用都行，把我关起来做啥？按规定，他要交纳的银子是十万两，但他只交出了一万两，被农民军严刑拷打。农民军用夹棍夹住这位前朝红人，刘宗敏责问他，你位居首辅，为什么造成天下大乱？魏藻德说，我本是书生，不谙政事，加上先帝无道，所以才弄得不可收拾。刘宗敏怒骂：你以书生考中状元，不到三年就升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污蔑他无道！——刘宗敏的怒骂，隐约让人感觉到，这位大顺农民军的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李自成一样，对崇祯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情。等到刘宗敏离开的间隙，魏藻德向刘宗敏手下的王旗鼓讨好，说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王旗鼓想必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对魏藻德此举实在鄙视之极，一边骂，一边用脚踢。此后，对魏藻德的拷掠更加厉害，五个昼夜下来，夹棍竟然夹破了魏的脑袋。魏死后，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起来追赃。看样子这位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好的高级昏官真的没有多少银子。他儿子表示，如果魏藻德不死，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贷，现在根本没办法了。话音刚落，就被农民军挥刀砍杀。
李自成围北京时，襄城伯李国桢被委以守城重任。城破后，李被活捉。李自成斥责他说，你受崇祯重用，崇祯对你的恩宠远远高于其他官员，你既不能坚守，又不能死节，你他妈到底想做啥？李国桢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自成大骂：误国贼，你还想求生吗？骂毕，送往刘宗敏府中，几天后也死于追索银两的拷打。李的妻子也被农民军抓获，这个可怜的女子被剥光了衣服，一个农民军士兵把她赤身**地抱到马上，一边纵马狂奔，一边高呼：看啊，这就是襄城伯李国桢的老婆！
嘉定伯周奎是崇祯的岳父，崇祯自尽前曾让儿子们前往外祖父府中躲藏。但周奎对太子的呼喊无动于衷，根本不开门。同样是这位国丈，当崇祯号召高级官员们为国募捐时，他却百般推辞。前往周府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哭着劝了半天，周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徐愤然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事情果如徐太监所料，一个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财，一个月后都在夹棍的威胁下送进了农民军大营。从周家抄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而一个月前，他捐给国家的是区区数千两。
考察历史的诸多细节，我们可以断言，农民军在对业已被推翻的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们拷掠和侮辱时，一定感到了某种难以言状的扬眉吐气。然而，治理国家需要的不是匹夫式的快意恩仇，而是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高瞻远瞩。可惜，具有这种高瞻远瞩水平的人，大顺军里几乎没有。或者说，即便有，也没有能力让大顺军这列已经严重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回到轨道上来。
李岩和宋献策是大顺军中不多的两个对拷掠百官持谨慎反对态度的人。李岩是武职，刘宗敏给他分配了必须拷掠出的银两数。对此，李岩不愿意像刘宗敏等人那样严刑峻法，由于追索到的银两较少，不得不用自己的家产来充数。宋献策是文官，是谋士，向主公进谏是他应尽的职责，他很委婉地用天象示警告诫李自成：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依照古代中国的传统，一个哪怕混世魔王性质的造反者，尽管敢于推翻政府，但对高高在上的苍天，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敬畏。对宋献策的劝谏，李自成此后要求刘宗敏：“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李自成对刘宗敏说这番话时，其背景是李前往刘的府第，看到宽大的院子里用夹棍夹了数百名官员。有的在有气无力地哀号，有的则连哀号的力气也没有了。其情其景，惨不可状。对李自成的命令，刘宗敏当然遵守，他下令把勋臣和皇亲国戚从府中押出，拘禁在民舍中，至于其他的普通官员则全部释放。然而，此时已经晚了。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灾难的渊薮就已横空出世。
如果令人闻风丧胆的夹棍只是针对魏藻德、李国桢和周奎这样的误国高官贵戚，农民军的拷掠行动未必就不能被当时的百姓和后来的史家理解。但问题的关键是，拷掠行动一旦开始，到底该拷掠到何时、拷掠到何种范围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就是拷掠扩大化和最终的无法收场。可以这么断言，当拷掠的对象从明王朝高级官员扩大到民间的富户甚至普通人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就走上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之路。以貌似正义之举的拷掠百官为开端，大顺农民军这支刚进城时秋毫无犯、曾令京师吏民不胜欢欣的队伍很快就裂变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嗜血狂。他们抢掠、拷打的对象，很快从高级官员扩大到一般富户，再进一步扩大到了寻常百姓。
《甲申传信录》说，大顺军队刚进京师时，初入民舍，还只是借借锅灶和床榻之类的生活用品而已。很快，他们闯进居民家中，声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面对这些刀鲜剑亮、如狼似虎的征服者，倒霉的居民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流寇志》记载得更为详细，该书说，大顺军进京后，先将兵器火药搜取一空。出于安全考虑，这么做是必要而正确的。接下来，就开始要求居民无偿提供饮食。市民中没有嫁人的女子，一律强制性地配给大顺军人。“**杀戮，备诸暴酷。赀财既罄，犹索饮食如故，稍不给，刀背马箠挞之，往往立毙。”牛金星和顾君恩担心这种做法将要激起民变，两人前往刘宗敏府中劝他约束士兵。作为大顺农民军的二号人物，铁匠出身的刘宗敏回答说：“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扰，闭门分剿，不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
刘宗敏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现在天下已经打下来了，天下百姓都是板上的鱼肉，可以任意宰割，只要把军队笼络住，尽量满足他们的欲望就行了；其二，老百姓要是敢反抗，只要派出军队镇压就万事大吉了；其三，现在军队庞大，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如果不向民间强取，又到哪里去筹办呢？
一支拥众近百万的军队的二号人物竟然说出如此混账的话，这支军队被大浪淘沙般地击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般说来，一个政权一旦对民众实施竭泽而渔的掠夺时，贪污腐化就将是这个政权的必然伴生物。《明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大抵符合历史事实。但它符合的历史事实仅限于李自成进京之前，他自己衣着简朴，吃粗粮，穿旧衣，给人一种拒绝腐败的良好印象。进京后，他虽然不腐败，却纵容部下腐败，或者说对部下的腐败听之任之，姑息养奸。这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比个人腐败还要严重还要可怕的集体腐败。
据学者估算，李自成通过拷掠明王朝官员和京师富户，一共得到了总数高达七千万两的被称为助饷的白银。与此相比的另一个数字是崇祯加派的三饷，其总数不到助饷的三分之一，即只有两千万两左右。两千万两三饷的征收对象是全国，而李自成搜刮的助饷的对象仅限于京城。两千万三饷已经成为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导火索，高达七千万的助饷给不幸身处甲申之变的北京吏民带来怎样的灾难，这是无论怎样想象都不为过的。
大规模的拷掠给大顺军上下人等带来的是大量社会财富，即便一般士兵，“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一般士兵尚且如此，那么李自成这样的高级将领又如何呢？刚进京师，李自成和其他高级将领首先瓜分的是当作战利品的后宫宫女，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等几个主要将领各挑了几十位姿色绝佳的宫女，牛金星和宋献策等人也分别得到了数量不等的宫女。至于一般军官，则往往配以明朝皇亲国戚和勋臣们的女眷。如前所述，农民军攻下京师时，大约有数以百计的皇亲国戚和勋臣自尽，他们遗留下来的财富被充作军饷，他们遗留下来的妻女，则一律不拘老少，编成名册后分配给农民军一般将校。那些分到年轻美丽女子的，往往喜出望外，抱之马上，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向战友们夸耀；分到丑陋或老年女子的，只好垂头丧气，自怨运气不好。
梁山好汉阮小五还在石碣村打鱼时，最向往的事情莫过于像打家劫舍的好汉那样“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其实，举凡具有草莽气者，只要条件许可，都对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心向往之。出身于草根阶层的李自成亦然。虽然《明史》记载他吃的是粗粮，穿的是布衣，但那时造反还未成功。既至京师到手，在他看来，自然算大功告成，尽管还不至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但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豪放生活却是不容置疑要有的。
关于李自成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吃酒的一则笔记说：“（李自成）日置酒宫中，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欢饮。牛、宋执礼恭，闻呼则避席而答，余贼杂坐，觥倾酒，手攫食。宗敏时呼大哥，闯贼无如之何。”这种聚众欢饮的场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它隐约向我们表明，哪怕已经推翻了明王朝，哪怕已经把北京控制在手中，但无论心态上还是行为上，李自成都没有做好一个治理国家的开国之君的准备。他还停留在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江湖好汉的层面。
李自成如此，他的部下也差不多。牛金星是大顺军中最热心张罗李自成登基即位的人。因为他知道，只要李自成登基，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不二人选。直到吴三桂拒绝招降，李自成不得不亲征吴三桂时，留守北京的牛金星依然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他“具内阁仪仗，往来拜谒，夸其乡人，限商人三日开店，弛九门出入之禁”，俨然就是一个盛世的太平宰相。至于早就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心腹之患，他迟钝得毫无感觉。
顾君恩是李自成的另一个重要谋士。在襄阳时，他曾献策说服李自成先取西安再伐北京，应该说是一个有远见有胆识的人。即便是他，也在进城的考试中不及格。他像个无赖一样把脚放到吏政府（即吏部）的案桌上，也不戴头巾，喝得醉醺醺地令娈童唱小调取乐。另一位谋士宋企郊劝他注意形象，“衙门自有体，不比营中，可以自放”。他讽刺说：“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
刘宗敏是武将之首，也是仅次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二号人物。进京之后，这位二号人物的主要工作似乎只有两件，其一就是前面说过的拷掠百官以追银两，其二是搜罗美貌女子丰富业余生活。他偶然听说一个叫陈圆圆的女子乃天下之绝色，经多方搜求，打听到陈圆圆乃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爱妾，住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家里。当时，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已基本接受大顺军提出的受降条件，正从山海关开往北京，拟降于李自成。但刘宗敏仍然毫不犹豫地逮捕了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的父亲。刘宗敏此举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反水，使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关外的清人借兵，最终导致的则是清军入关并定鼎中原。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占据京师的李自成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说没做好的事情有四件：
第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军中最能征惯战的王牌，它还守卫在山海关，还处于东摇西摆的骑墙状态，而吴襄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一家都在李自成手中。这正是招降王牌军的王牌，李自成做了，却做砸了，做砸的原因是他的助手刘宗敏的轻率之举；
第二，虎视关外的清军随时可能入关，是战是和，李自成完全没有考虑；
第三，即便南京政府为了谁继大统而忙于内讧，一时间还不可能派军队北伐，但农民军与南明的势不两立是必然的，李自成应该趁着南明的混乱南征；
第四，农民军一下子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地盘，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稳定政权。
以上四件，任何一件都比拷掠追索金银财宝重要十倍百倍，可惜的是，人在深宫的李自成没能看到，他的谋士们和将军们也没能看到。他们只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叫作北京的花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