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20世纪“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的广泛运动，它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从而推崇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其特征表现为：

1.“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就是科学理性的进步。但是科学理性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总是和某种确定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化作一种解释模式或理论评价的标准而生动地展示出来。当人们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桎梏中解放出来之后，便试图从理论上探寻一种真正的科学理性。逻辑经验主义就是沿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构造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化的理性标准，并在这种“形式理性”的旗帜下庄严地宣告了它的“哲学革命”。它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形而上学改变它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将形式理性推向了极端，使科学理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逻辑经验主义者坚持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在他们看来，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在于能否用经验证实的方法确定其真假，即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经验上的可证实性与逻辑上的可能性，即命题符合逻辑句法规则，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命题如果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必然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反之亦然。因此，通过逻辑分析便可以确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这样，传统的哲学难题便迎刃而解，因为它们不可证实，对科学来讲是无意义的，应排除出去。同时，逻辑经验主义者汲取了现代逻辑学的成果，将其应用于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中。他们排除了传统经验主义对理论概念的“自然定义”，否弃了通过朴素的因果性“自然处理”以形成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阐述理论概念的方式。他们立足于科学逻辑的整体性立场上，把理论命题的逻辑综合归诸严格的演绎系统，通过逻辑的功能去形成和强化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意义。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科学理性的重建中，构造逻辑的经验意义。为此他们一反传统经验主义直接涉及“事件”的自然性，而强调涉及关于“事件陈述”的逻辑性，即观察陈述构成了整个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的逻辑起点。同时，他们认为，在满足了有意义的证实标准的基础上，所有理论术语都是认识上有意义的，而一个句子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所有非逻辑术语都是认识上有意义的。在这里，句法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基点上，逻辑经验主义者宣称要在科学语言的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对科学理论进行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从而在漫长的传统经验主义的“统治”下掀起一场“哲学革命”。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理性主义尽管反对传统的经验主义，要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但它同样延续了“语言学转向”之后，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批判理性主义者同样诉诸经验的支持，只不过采用证伪方法，即用可证伪性来定义意义标准、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陈述如果它是可证伪的，就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反之，如果是不可证伪的，就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科学理性在逻辑上的真正解释而不是接近客观实在的真理，严格地坚持科学方法的逻辑性，就是坚持科学的理性原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科学方法更理性了”。所以，逻辑就是真理，就是理性的原则，从而导致了彻底的“逻辑实在论”。[5]事实上，这与逻辑经验主义具有类似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批判理性主义仍然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延续。

2.引入了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手段。由于“语言学转向”所产生的强烈效应，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已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像血管和神经一样渗透于几乎所有的理论的构造、阐释和说明之中”[6]，它作为一种内在的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的功能，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语义分析的过程中内在地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这一点在与实在论的结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除了许多复杂的条件之外，科学实在论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大批科学实在论者在理论的构造、阐释、评价和选择中，自觉地借鉴、移植、汲取和引入了语义分析的方法，从而强化了科学实在论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由此自然而又必然地推动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

3.消解了传统的对应论的本质论、符合论的真理论以及反映论的认识论。传统的认识思维受追求真理性的客观知识的影响，把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把主观等同于虚构，把客观等同于真理，等同于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客观的本来面貌。这样，就要求思想、命题或理论应与其所阐述的对象具有相同的结构，或者说在构成要素上要与对象的要素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强调语言符号与外在对象具有严格的指称关系。从本质上讲，这种思想奠基于传统哲学“心灵是自然之镜”的隐喻，把心灵当作一面可以精确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7]随着语言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传统的这一认识思维受到了猛烈批判。就其本身而言，它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认识主体在认识系统中的作用，因为在认识系统中，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识是不可能脱离主观而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既有整体性，又有多维性，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性与条件性。心灵对有关对象的知觉与反映，要受到主体的成见、欲望和过去的知识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它除了反映对象的有关特征之外，还要反映主体的有关心理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语言哲学家否认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具有语义的单义性和指称性，进而否认语言符号表征客观真理的可能性，而强调语义的内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从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消除了存在于传统哲学中的这一僵化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语言学转向”的生成和发展并不是抽象的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地深刻反思传统认识论思维和迎接各种思潮冲击的挑战中展现出来的。尤其是随着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运动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的渗入，语言哲学发生了朝向后现代性生长的趋向，并与科学哲学、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发展结合起来，整体地展示了哲学思维后现代演变的特征和走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