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讲,语用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那时,就存在有著名的语气理论,它在指示、疑问和命令这三个经典句式语气范畴间做出了区别,分别对应于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三种基本句型,用来表达对事物的描述,对事态的质疑和对行为的要求。后来的普罗泰戈拉则第一次把言语分为四种语气,即请求、提问、回答和命令,并将它们视为言语的基本构成部分。
这种分析特定言语行为的传统,后来为亚里士多德所系统地继承和发展。紧随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第一个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模式。在他看来,修辞学和逻辑学是不同的,修辞学是一种公开演说的论辩艺术,通过语言表达进而影响听众的心灵来说服人。为此他将交流做了分层,认为在一个对话或交流过程中,存在讲话者、听者和他们共同指称的对象三种因素。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区别了言语的三种语气,即劝告、对陪审团的致辞和礼仪言语。这些都对应于当时社会实践对语言使用功能的需要。在《解释篇》的第四章中,亚里士多德把可为真或假的判断与既不可为真也不可为假、并因而应当在修辞学或诗学中处理的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做了区别和比较,前者就是通常所说的陈述,后者则是不属于主流的、语言的非书面用法。在《论诗学》中,他提供了另外一些言语行为的例子,如命令、请求、报告、恐吓、提问和回答,但他并未对这些表达类型提出条理化的分析。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已经意识到了言语行为的多样性,但他只对判断或陈述做了特别的研究和处理。[19]
斯多葛学派具有类似的看法,认为逻辑学包括辩证法和修辞学两部分,分别研究理性和语言的规则。在语言问题上,他们把所有词汇分为名称、类名词、动词、连词和冠词五种,认为词汇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自然的产物,词素是对自然声音的模仿和变形,词素的意义合成为词汇的意义。根据语言、思想和事物间的自然联系,斯多葛学派进一步指出,①词汇的意义既是指称对象,又是含义,前者是词汇指称的外部事物,后者是词汇表达的思想内容;②“逻各斯”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逻各斯”的原意是“言辞”,在哲学中的通常意义是理性和思想,这是因为语言和思想是同一个“逻各斯”的内外两个方面,“内在逻各斯”为无形的思想,“外在逻各斯”为思想的表述,即言语。但斯多葛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所研究的主要逻辑对象不是主谓关系,而是“可说的东西”,即语句的意义。在此,语句的意义不同于语句的表达,因为表达是说出的声音,但说出的内容却是事物状态,它们才是实际上可说的东西,即语句的意义是逻辑研究的对象,而语句的表达则是语法研究的对象。[20]
亚里士多德的作为与逻辑相对的修辞学,到了中世纪成为Trivium(即修辞学、语法、逻辑[辩证法]三学科)的一部分。但后来,特别是在19世纪,当语言学逐渐寻求独立的自主学科发展中,更多地关注于语法的研究,从而把语法与对话(修辞学)和逻辑的语言研究相对立,而所有内在于修辞学的概念,包括言语的地位、对话的情景、对话的功能、讲话者和听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成为语用思维的另一主要来源。
除了这些对语用学发展具有积极的和肯定的思想来源之外,尚存在从否定的方面促进语用学发展的思想来源。
首先,对作为陈述、证实、判断、思想或命题表征的句子的还原论观念的反对。这一思想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渗透于语言的思想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学》中写道:“每一个句子都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是每个句子都是作出了陈述的句子,而只有那些可以为真或为假的句子才是陈述句。并不是在所有句子中都存在真或假:恳求是一种句子,但既不真也不假。当前的研究解决了作出了陈述的那些句子,而其他类型的语句则未加考虑,因为对它们的思考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研究”。[21]对这个观点的反对刺激了从18世纪末的里德(T.Reid)到20世纪的奥斯汀对语用学的洞察。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上两次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
其次,语言作为一种有机体的观念从大约18世纪起渗入于语言学的研究中。在康德把语言视为有机体这一隐喻的启迪下,洪堡抛弃了对发现普遍语法的奢望,而强调语言仅仅在讲话的行为中存在,并因而在讲话者(和听者)的心理和语言的活动的推动下变动和改变,从而强调讲话者的作用和言语行为。
最后,语言表征思想的观念一直统治着语言学的发展,对这种观念的批判极大地刺激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因为语言并不仅仅表征思想,它也不单是思想的表达式,而是在特定的方式中被用于去影响他人、与他人交流并对他人采取行动。同时对语言是基于约定,并因而是任意的和私人的这种观念的批判也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因为语言并不仅仅是任意的系统和作为思想或概念的表征的约定符号,它们反映了思想或概念表达式的声音结构及其意义的动机,反映了语言的自然性,以及反映了讲话者和言语情景中动机的来源。另外,随着对语言形式和它们的功能之间不一致的意识的增多,特别是对形式和功能、语言和思想以及意向和约定之间不一致的见识,如句子类型和它的语力间的不一致,促使语言哲学家开始质疑已接受的语法以及它与逻辑关系的传统思想。
这种倡导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意义的观念,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与对科学知识的探求结合在一起,形成特定形式的语用思维。在德国,语用思维始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并与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特别地关注于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和理解这两个特征。在英国,洛克的符号行为哲学开启了通过语言手段,发展个体自由来建构观念世界和精神世界,为人类语言使用的自由而构建人类知识的传统,并由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语用观念,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奠定了语用学的基本理念。在法国,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中的驱动力,语用思维是在经验所激发的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发展的,普遍语法和源于洛克哲学对语言和特定理论的经验洞识的合流,共同导致了法国“经验主义语用学”,形成了对话分析的传统。在美国,皮尔士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现代语用学的科学目的和对象,普遍符号学的建构经由莫里斯的发展,更直接地促进了语用学的发展,而塞尔和格赖斯也分别通过对“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蕴含理论”的研究促进了语用学的整体发展。
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中所各自发展出的这些语用观念共同促进了一种新的独立的学科形式——语用学的诞生。可以说,现代语用学自身正是由这四个独立成分构成的混合体,即源于英国的言语行为理论、源于法国的对话理论、源于德国的普遍语用学和源于美国的符号学。它们一方面与认知科学,另一方面与社会的交流方面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自身特有的对象、论域、目标和理论体系。[22]
除了特定的哲学背景之外,现代语用学的形成也是与语言学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通过区别语言和言语,把语言视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主张就语言而研究语言,从语言系统、结构本身来研究语言,追求语言描写的形式化。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更是倾全力于语言结构而忽视了语言使用。而在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更使语言分析高度形式化,把语言看作与其功能、使用、使用者无关的一种抽象机制或心智能力,只研究语言能力而不考虑语言使用。这些语言思想不仅不处理语言的语义问题,而且忽略了语言使用研究。[23]事实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手段,只关注于静态的语形而不顾动态的语义和语用,根本不可能对语言获得真正的认识。另一方面,对语言语义的研究由于过分依赖于通过命题的真假值来确定语句意义,而将大量非真值条件言语放弃掉,不考虑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对言语不能获得准确理解,导致交流的失败。语言学发展中的这些教训促使语言学家关注于语言的使用,致力于在真正的语言交流情景下把握言语的意义,内在地促进了语用学的诞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