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文明形态变革及其重塑的第一个也是最为基础的“测量器”和“指示器”。既有的生产力的变革，是推动当下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而变革了的新的生产力，同时成为塑造文明新形态的首要因素。就是在这种“测量器”和“指示器”的意义上，马克思论述了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当下文明形态的变革，意味着要超越既有文明形态的“坏的可能性”和造成危机的“界限”,从而实现一种更好的发展。要实现这种真正的超越和变革，在根本上必然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变革。

生产力的概念在最广泛也是最传统的意义上，指的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这表明了生产力的对象是自然界，目的是获取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而这一过程所形成的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但是，长久以来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文明形态的开端处到当下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文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处于一种消极的两极对立状态。以生产力自身的历史发展形态为区分标准，文明形态的历史阶段可以划分为前资本文明形态、资本文明形态和文明新形态。在前资本文明形态中，生产力自身未得到完全的发育，人的力量就此来说是弱小的，此时，人们为了获得一系列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就要相互以群体的方式共同对抗自然从而依赖自然，这构成了马克思所论述的由“人的依赖关系”所形成的文明形式。在这种文明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不成熟，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抗争以及自然对人的束缚。到了资本文明社会中，生产力强大的力量逐渐释放出来了，自然的秘密“就更加是在方术的扰动下比在其自流状态下较易暴露”②。在这种状况下，虽然人们有理由也有能力相信能够获得自然的一切财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为对立，这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剥夺与自然对人的惩罚。资本文明形态把控下的生产范式，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就是要“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隶属于资本文明形态的生产范式，由于资本增殖的价值理性作祟，资本逻辑逐渐宰制人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一方面，相对于前资本文明社会，人虽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②之上的。因此，这种独立性不过是碎片式、单向度、畸形化的“独立性”罢了，并且伴随物的价值的逐渐增殖，带来的是人的价值的逐渐贬值，人的主体性几乎被完全淹没在资本这个物的主体性之中。另一方面，资本增殖要求生产力的高效率，必然带来对自然本身的高污染。因为隶属资本文明的生产范式，是单向度的生产范式，具体表现为“大量开采一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单向度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的高污染生产逻辑，会带来自然资源短缺的结果，因而，在资本文明形态中的生产范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双方及其双方之间关系的极度恶化。

由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由前资本文明形态到现代资本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范式遵循的是“物质生产范式”。“物质生产范式”的目的就是直接获取物质财富的单向度生产，它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的生产范式，这种生产范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与自然关系消极地两极对立。由此可以断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在其根源上应归咎于隶属资本文明的生产范式，它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变种，并且比经济危机更为致命。

当然，需要反问的是，资本文明形态下的生产范式并没有对此熟视无睹，也并没有发生整体崩溃，而是稳步踏入了消费社会，由此，消费社会的文明形式把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整合为消费大众，这让资本文明的生产范式危机得到了缓解。我们也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范式正表现为另一种转变，较之于物质生产范式，当下实践中“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生产主导地位，在实质上这是资本文明为了摆脱原有的积累危机而寻求的新的存在形态。“这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①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是并不能认为“非物质劳动”改变了资本的积累方式，而是资本积累方式的创新促成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范式，在最终意义上，毋宁说“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范式依然隶属于原有的“物质生产”范式，即原有的资本积累手段。在深层次问题上，资本主义生产范式都遵循着自身的经济理性：“要么进行积累，要么就死亡。”②但是这种经济理性却是有其历史限度的，即自然的限度，而这一限度构成了资本文明生产范式的最终限度——“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论限度”③。

当下，生产变革范式的新趋势，是智能文明时代的到来所引领的人工智能的出现。智能文明时代的生产范式，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毋庸置疑是人本身。人力要素是构成生产范式的最基本的要素，生产范式变革是否可能也首先依赖于人自身。真正的文明社会，其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总是统一的，历史尺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准，价值尺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还存在着大的缺陷。资本文明下的生产范式的确以历史的尺度宣告了社会的进步，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作为价值尺度的主体，作为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只有人本身发展了，劳动对象才会变得更有价值，生产力创造的结果也才会更具有价值。因此，生产范式中人力因素变革的标准在于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并自觉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这也是判定人力因素成熟与否的标准。

只有人力要素充分获得了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理论自觉，才能真正地推动科技要素的变革。智能文明时代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了人力因素，它们构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解放了人类的诸多生理局限，这是人力因素的重要变革和发展。但是，较之于“无机的身体”这种人力因素的极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人自身应当自觉地意识到改变人与自然关系两极对立的历史使命，从而走向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解和统一。否则，缺乏这种理论自觉的人工智能导致的仍然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换言之，科技要素并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它自身总是携带着人类的自我意识，文明新形态视域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发展，就取决于科技要素的目的导向。这要求文明形态的变革必须重视主导科技力量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培育，即便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完全获得了属于它自身的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完全和解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新启蒙也是它所必需的，否则带来的将是无穷的危险与灾难。

此外，立足当今现实生产范式的变革，在概念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还必须指出：由于不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尽相同，生产力的主体并非全人类，而是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的“社会人”。因此，不能就此断言生产力的一些趋势性的变革已经成为全部社会所共同认同的理念。期待文明新形态的到来，以先进的生产范式和自觉的理论标准引领这种新趋势，从而为文明形态的变革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