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商品的流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交换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作为资本家的商品生产者关注的焦点是交换价值的数量而不是使用价值的质量。即使关注使用价值的质量，其目的也是为了交换价值的数量。在不损失交换价值数量的前提下，资本家是没有必要去关注使用价值的质量的。由于资本家商品生产的根本目的仅仅在于获得交换价值，因此他们并不看重商品本身。商品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几乎成为经济学家思考的盲区。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出了资本增殖的逻辑公式：G—W—G'。公式中的W(商品)是资本增殖的中介。作为资本增殖中介的W指的并非仅仅是一种商品，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W实际上是指商品的生产过程W…P…W'。而这恰恰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无论是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还是劳动力作为商品，两者都是由具体的物质承担者成为商品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W逐渐出现了虚拟化和符号化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日益“金融化”。所谓金融化，就是指资本的增殖可以与实体经济运动隔离开来，以庞大的金融网络体系为中介，形成一个独立的财富增殖王国。在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是和实体经济(制造业等)是联系在一起的，金融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现今的金融资本不再仅仅为实体经济融资，更多的是在为自身“融资”,它可以摆脱实体经济，实现自己的独立增殖。过去的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双向度依赖关系，已经转变为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不需要依赖实体经济的单向度依赖关系。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资本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金融资本主义”。
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G—W…P…W'—G'逐步被简化成G—W—G',并且其中的W逐渐被虚拟化，直到直接出现G—G'的资本增殖模式。从资本增殖的公式来看，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其资本增殖的公式是G—W…P…W'—G',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其资本增殖的公式则体现为G—G'。实际上，“G—G'”的资本增殖模式并不是取消了W,而是商品成为符号，商品被彻底虚拟化了。现代社会上流行的“传销”模式，就是资本增殖的中介W被虚拟化的表现。对于传销而言，传销的东西是什么是无所谓的，它只具有符号性的意义。符号成为商品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货币成为商品。在金融市场上，证券、股票、基金、期货等众多虚拟的金融产品，通过其自身运动，获得了特有的能带来巨额财富的机会。金融投机被幻象成人们获取财富，乃至一夜暴富的最佳途径。甚至连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也转移资本投向，把资本集中投放在获利更高的放贷、股市投机等短期收益上。
因此，金融资本增殖的公式G—G'实际上是G—G(W)—G'。货币成为商品，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产品和衍生品。货币作为商品意味着符号作为商品。我们知道，货币是固定承担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货币从金银到纸币，再到数字，被彻底符号化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分析了虚拟资本(货币作为商品)的四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国债。无论国债券出售的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第二种是有价证券。这种债券被当作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债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第三种是股票。虽然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但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第四种是借贷货币资本。即使是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这些“货币资本”或“货币商品”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其本质就是符号成为商品。虚拟资本所实现的收益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钱能生钱”,这种资本增殖的方式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不过是实现了财富在所有者之间的转移。因此，这种所谓资本的增殖只是财富增长的幻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虚拟资本那里，“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①。
货币作为商品必须被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被放大，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对现代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金融体系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商品——符号(货币)商品，货币循环成为一个资本增殖的过程。在此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不需要实际生产的介入。在这种虚拟的“新经济”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荣。人们不再把辛勤劳动当作美德，而是把资本的投机当作能力的展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欲望的癫狂之中。“幻象所展示的，并非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我们的欲望得到了实现，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恰恰相反，幻象所实现的，所展示的，只是欲望本身。”②货币作为商品，就是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在金融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大多成了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生产仅仅是赚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G—W…P…W'—G'简化为或者蜕化为G—G'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①金融资本主义把这一增殖方式的“狂想病”推向了极致。在金融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浪潮，甚至极端地认为一国经济即使没有制造业也照样繁荣兴旺，从而不仅把金融化幻象为财富生成的根本增长点，并且把通过金融化实现财富增长的模式幻象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现代社会的生产遭到了这种“增殖模式”的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②生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生产社会化是现代社会最为重大的进步，但是现在却面临着被瓦解和摧毁的危险。鲍德里亚指出：“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都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像代码一样运转，比如像货币符号一样逃进无限的投机中，脱离生产真实的参照，甚至脱离金本位制的参照。”①金融资本最本己的使命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现在却走向了自己原初使命的反面。货币作为商品的界限就在于恪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职能，而不是制造财富增殖的幻象。
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资本增殖的空间。从商品的角度来看，一切物品都待价而沽，从货币的角度来看，金钱具备了无限度的购买能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货币在市场上并不能够购买一切，它只是部分财富的代表。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的是政治权力而非经济权力。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市场必胜论”已然成为主宰现代人的隐性的意识形态，它最终促使人们丧失了对“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反省能力。现今的资本主义似乎丝毫不关心货币的无度购买力对社会正义的侵蚀。它不仅通过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来获取更多的货币，而且把人类的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变成了资本增殖的中介。为了想获得更多的货币财富，现代人变得更加短见，总想通过短期投机而一夜暴富，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催逼下，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赌场资本主义”。
现代社会的市场规则与道德规范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决不像自由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是在不断地建构公共善，恰恰相反，它是在丑陋地助长私人的欲望和贪婪，驱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在桑德尔看来，“市场必胜论”的真正危害不仅在于助长人们的贪婪和欲望，而且更在于它彻底侵入了人们的全部生活领域。“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到现代经济学家都力图通过促进市场的全面自由化来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由于他们仅仅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不仅不会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不太会关注和考虑经济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道德和价值被排除在经济领域研究之外。在古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和经院哲学时期，关于经济学的论述实际上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经济学最初关注的是如何将伦理原则运用到经济生活中。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蜕化，沦落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应该被重新纳入道德哲学研究的框架下思考，经济生活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和目标。
桑德尔虽然探讨了商品的界限问题，但也仅仅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金钱不能买什么”的商品的界限问题必须诉诸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通盘考量。马克思并没有像桑德尔那样着力从道德的角度划定货币购买的边界，而是将理论思考的重心置换为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考察。要真正破解货币颠倒黑白的神秘力量，化解它无所不能的强大购买力，就必须破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秘密。市场经济的任意冲动行事直接体现为金钱无限度的购买力，货币无所不能的强大购买力正是奠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之上的。金钱的无限度购买力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或者是资本增殖逻辑的根本性要求。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瓦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内在逻辑，才能使得货币重新回归执行交换中介的职能，进而规避它对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侵蚀。
可是，问题在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我们在现代性语境下，探讨商品界限的现实前提。因此，瓦解资本的逻辑固然是彻底解决商品合理性问题的最佳道路，但是由于我们不想放弃或者至少在短时间内无法放弃资本增殖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对资本、商品和市场进行规训。其实，亚当·斯密在提出自由市场经济观念的时候，对市场经济本身进行了双重限制。市场经济不仅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富论》),还是道德经济(《道德情操论》)和法制经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忘记了对市场经济的规训和驯服。我们探讨“金钱不能买什么”的商品界限问题，就是试图从商品的视角对市场进行规训，为自由市场经济“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主张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模式，但最终还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在培植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始终规避金钱对生活的过度侵蚀，坚守资本、商品和市场的合理性边界，保障市场经济的良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