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一般场所绝对不是阿甘本所谓的集中营和难民营，而是工厂。集中营和难民营只是生命政治发生的非典型性状态，工厂才是现代社会的一般场所。在生命政治学看来，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概念正是“装置”。福柯曾经指出，生命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权力，而是权力机制。只有从装置入手，才能梳理出权力发生的机制。“装置的本质是策略性的，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对权力关系以及对权力关系中理性而具体的干预的明确操控，其目的要么是促进这些关系向特定方向发展，要么就是阻止它们，使它们稳定下来，并对之加以利用。因此，装置总是嵌入一种权力游戏之中，这种知识来自装置，同样也对它作出了限定。确切而言，装置就是关于权力关系——它们支持特定类型的知识或受其支持——的一套策略。”①阿甘本进一步明晰了福柯的装置概念，他做出了三点归纳：①“装置是一套异质的东西，事实上，它以同一个头衔囊括一切，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治安措施、哲学命题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②“装置始终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始终存在于某种权力关系之中。”③“因此，装置出现在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叉点。”②综合福柯的定义和阿甘本的论述，装置就是关于权力关系的一整套策略，其目的是实现明确操控。
装置是关于权力关系的网络，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这种策略功能就是装置所具有的技术意义：“机器或机制的一部分以及(通过延伸)机制本身得以组织的方式。”③一切装置都意味着主体化过程，一旦缺失这种过程，它就无法发挥治理装置的功用，而且还原为纯粹的暴力活动。“在这个基础上，福柯早已证明，在一个规训社会，装置如何旨在通过一系列实践、话语和知识体系来创造温顺而自由的躯体，作为去主体化过程中的主体，这些躯体假定了它们自身的身份和‘自由’。因此，装置首先就是一种生产主体化的机器，唯有如此，它才成为一种治理机器。”④装置是一种主体化过程和去主体化过程的统一。从去主体化的过程而言，装置通过一系列权力关系网络来规训和惩罚主体，使其丧失自己能动的主体性；从主体化的角度而言，权力装置最终创造出温顺而自由的躯体，这些躯体假定了它们自身的身份和“自由”,成为一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主体化过程正是在去主体化的过程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