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友兰英译《庄子》的背景
1926年，冯友兰受燕京大学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邀请，在北京的“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课，为一些来华的外国人讲《庄子》。华语学校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为了解中国文化而自办的一所学校。这门课的读本就是后来的冯友兰《庄子》英译本，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庄子》。
冯友兰译《庄子》之前已经存在有好几种译本了。当谈到他为何提供了一种新的译本，在1928年的英译《庄子》自序中，他举出的理由是：“首先，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就《庄子》各种英译本而论，它们从语言文学的观点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换言之，它们在语言文学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哲学方面则不然。由于庄子著作，有如柏拉图的‘对话’，虽是文学著作，但更是哲学著作。看来就需要一个新的译本，更加着重在庄子哲学上。”[1]从冯友兰的这段话中我们有两点发现：第一、冯友兰给翻译下的定义不同于古今中外的译者和翻译理论家。“翻译即解释”或“解释性翻译”这样的表述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并不鲜见。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翻译的同时也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译者对所给定的词语所进行的一个完整的解释过程。”[2]但认为翻译也是“评注”的，冯友兰应该是第一人。因为“评注”意味着发表译者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这与翻译强调“信”、“忠实”的传统相背离。但对于哲学家来说，不亦步亦趋前人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思想难能可贵。可见冯友兰译者与哲学家身份的糅合体现在了他的《庄子》英译本中。第二、冯友兰英译本首要目的是突出《庄子》的哲学思想。至于如何着重强调《庄子》哲学，冯友兰并没有明说，但与其他译本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大量对郭象注释的英译，是冯友兰译本不同与其他译本的突出的特色，一千七百多年来，郭象都被认为是注释《庄子》的权威。
学术界通常认为《庄子》的内七篇是庄周本人所作，冯友兰的英译本选译的就是《庄子》的内七篇，认为它包含了著者的主要见解或观念。他同时选译了晋人郭象为《庄子》作的注释。为什么选择郭象的注释一并翻译，我们可以从这个时期冯友兰评论郭象《庄子注》的学术著作中窥见端倪。
二、以郭象《庄子注》为基础的英译本
冯友兰对《庄子》的认识以郭象注为基础，郭象注在冯友兰的译本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体例方面，冯友兰的译本沿用了中国传统义疏之学的体例。作为哲学家的他，注重的是义理的阐发，所以冯友兰不只选译了郭象注，在众多的郭象注下面还有译者的自注，以此对义理进一步阐发。
在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导言中，他认为虽然中国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并重，但在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六朝”时期，道家思想的影响更大。当时，有的道家经典注解本身也成为经典，例如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他甚至认为“他们注中的一些段落甚至比原文还要更具启发性。” [3] 冯友兰很欣赏郭象的《庄子注》，认为从庄子到郭象，道家思想实现了真正的发展。“前者粗略的轮廓和诗性的暗示被后者清晰的概括所代替。前者的一个想法发展成后者的完善的原则。无需说发展意味着进步。谁又能说当鸡蛋里孵出鸡，没有进步呢？”[4] 从冯友兰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郭象思想与道家思想是和谐的，肯定郭象对道家哲学发展的贡献，并认为郭象说出了老庄不曾说出的观点，是一种进步。
1927年，他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说：“发挥引申就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也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已潜具之官能而已。……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而且他自己也有许多新见解。”[5]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郭象哲学是建立在《庄子》哲学之上的，由小儿和鸡卵的比喻说明郭象哲学与庄子哲学是一脉相承的。研读该篇文章发现这一阶段冯友兰对庄子哲学的理解是以郭象的《庄子注》为基础的。
对于庄周哲学与郭象哲学，冯友兰看出它们的不同，但只是认为后者承袭并发展了前者，而且有自己的新见。他并没看出二者的对立。所以，冯友兰并没有区分庄子和郭象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从该时期的著作和文献中可以看到。为什么如此，冯友兰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中有比较明确的解释：
在中国哲学史中，庄子可以说是，以作诗的方法讲形上学，郭象的庄子注，则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所谓作诗的方法者，即以可感觉者表现不可感觉者，庄子常藉可感觉底事物，以表示其意思。……庄子的意思，可以是如郭象以正底方法所说者。……庄子的书，加上郭象的注，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因为它们代表两种形上学的方法。庄子以作诗的方法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负底方法。郭象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正底方法。一个意思，以负底方法表现之，又以正的方法说明之，对于学人则必更加清楚。 [6]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庄子和郭象讲的是同—个意思，只不过所用的方法不同罢了。关于这一点，在冯友兰以后的庄学研究中有所改变，但因为本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之特点，对于其改变不在本文中赘述。
汉语典籍的英译至少经过两个阶段，即雅各布森所说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语内翻译是指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现代汉语解释古汉语的过程。语际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一种语言的语符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语符。[7] 这种解释既是跨时代的又是跨文化的。就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来说，“语内翻译”涉及郭象和冯友兰对《庄子》跨时代的解读，语际翻译涉及冯友兰对《庄子》和《庄子注》的跨文化的英文翻译。
虽然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时代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但这种解读不是无止境的。对于《庄子》内篇而言，每一篇都有它的主题，每一篇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庄子的表达方式有寓言、重言、卮言，但不论何种言说方式，《庄子》的基本思想是贯彻始终，统一呼应的。褒贬扬抑之对象是确定的。这正是庄子之所以为庄子，道家之所以为道家的根本。作为哲学家，“六经注我”无可非议，但作为译者，还需“以庄注庄”，防范过度阐释，不要与庄子的本意背离。赫伯特·库欣·托尔曼在《翻译的艺术》中说：“翻译的心理过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我们必须掌握原文作者的思想；第二，我们必须用译文的语言把原文作者的思想表达出来。”[8] 所以，要弄清楚冯友兰的英译《庄子》义理取向，我们需要了解《庄子》的原文义理是什么。那么最好的解释就在原作本身，最好的办法是考察原作内在的义理逻辑。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逍遥游》为例，阐释冯友兰《庄子》英译本的义理源流，作者借用“源流”一词的名相，指代两种概念。“源”，这里指庄周原作的义理，“流”指经过郭象的阐释和冯友兰的翻译后，英译本的义理流向。
三、《逍遥游》鲲鹏意象的异读——义理的流变
1.鲲鹏意象：庄周——鹏高飞 志在千里
郭象——鹏高飞 实属无奈
《庄子》的开篇便描绘了一幅鲲化为鹏，鹏徙于天池的图画，境界开阔、壮美。冯友兰《庄子》英译本的体例是先译《庄子》原文，再译相应的郭象注。关于鲲鹏的寓言，有两处英译了郭象的注：
例1：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逍遥游》）
冯译郭注：The p’eng cannot move itself，unless in the ocean.The air cannot bear its wings，unless it reaches to a height of ninety thousand li.The p’eng is not doing so for the sake of curiosity.It does so simply because large things must live in a large place；and in a large place，large things must be produced.[9]
例2：鹏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
冯译郭注：Since the wings are large，they are difficult to move....The p’eng has its own way of doing things，because of necessity，not because it likes to.The large bird flies with a duration of half a year and stops at the Celestial Lake.The small bird flies with a duration of half a morning and stops at the trees.If we compare their ability，there is a difference.But what each does is proper to its own nature；in this they are the same.[10]
第一段郭注义理是说鹏之身大，必运于冥海，鹏之翼大，必举于九万里，并非鹏好奇，而是大物必生于大处，大处亦生大物。这是自然之理。庄周寓言中的志在千里之鹏被郭象置换成自然界的鹏鸟，它高飞只不过是其动物的本性使然。
纵观《庄子》全本，庄子的所有寓言，旨在“寄象出意”，所有的动植物形象都喻指人事，也就是说要理解《庄子》，我们就要把动植物之品质性情置换成对应的人所代表的精神境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经常采用这种写作手法，即“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第二段郭注重申了鹏高飞九万里，是因为翼大难举，不可能像学鸠等“决然而飞，数仞之下。”鹏此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乐于如此。虽然大鹏与小家雀飞翔的能力不同，但因为它们的自然本性，因此并无优劣之分。直接用庄周在《齐物论》中的论述方法，齐同了大鹏与小鸟。事实上，庄周并不认为在精神境界上，万物是等齐的，这一点在后文有论述。开篇对鲲鹏意象所指的阐释显露出庄周与郭象义理对立的端倪。
因为境界殊隔，在翻译《庄子》原文的过程中，庄周笔下的大境之壮美，没有在冯友兰的英译文中体现出来。中文之动植物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扬抑分明的象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经常采用此方法，譬如屈原在《离骚》中，常以多种香草自喻，象征自己高尚纯洁的品质。鲲鹏意象的象征意，其开阔的境界，冯友兰译文没有准确地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中。开篇的“鲲之大，”冯友兰略去“大”不译，而“其翼若垂天之云”在陈鼓应注释的《庄子今注今译》中，现代汉语意思为“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冯译为“its wings obscure the sky like clouds”。“obscure”的意思是“to darken；to deprive of light or brightness；to dim.”[11] 即“使黑暗，使无光。”引申意义还有“晦涩，难懂”。原文形容鹏翼之大，开阔、壮丽的意象之美，这里失掉了，却增添了几许灰暗之气。
2.小大之辩：庄周——境界有高下
郭象——大小无优劣
在思想境界上，庄子一定不是主张齐物的，必有高下之分。若把《逍遥游》中的几对对比范畴提取出来，答案非常明显。他明确地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以下用表来表示庄子寓言中几对对立范畴，也可看作大知与小知的代表，以表示之：
表5-2 《逍遥游》中大知与小知对立的代表
大鹏与小鸟的对立表现为，鹏的志向是天池，象征逍遥之境。而无知的小虫腾跃于蓬蒿之间，却嘲笑大鹏，正如眼界狭隘的世俗之人。推想庄周必然遭遇过世人的冷眼，世人只知用功利的标准去品评他人，所以在庄周眼里世人的境界只能是功利的境界，而庄周追求的是天地的境界。庄周实在难以被世人理解。这点在《逍遥游》结尾处的寓言中有所体现：魏王赠惠子大瓠之种，惠子认为要么应种成树，或者剖开成瓢，这都是世俗和功利之用，无奈瓠大，岂能用于世俗？因此惠子以其无用。可在庄子的眼中，却可作成大樽而浮于江湖。大有大用，即逍遥之用，这是乘物游心的境界！
宋荣子的境界高于“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的世人，因为他“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但庄周认为他“犹有未树”。更高境界的是御风而行的列子，但犹有所待。庄周理想中的人格应是不需要凭借外物就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山神人，这正是庄周心目中的逍遥游。
世人都称颂尧舜，而庄周借尧自己之口，与许由比来，好比火把的光亮比太阳，灌溉用水量比雨水。
结尾处的狸狌也是小的代表，结局是“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而大的代表是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不能为世俗之用的大树，却能保全性命。庄周肯定了不同于世俗之用的大用，并不是真的无用，而是所用异也。
《庄子》的这种行文结构是纲目式的，即提出核心观点，然后几乎平行地从各个角度来分目阐述、论证、丰富这个观点。庄子运用类比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生命境界的大小、高下。
关于小大之辩的问题涉及的冯友兰译郭象注有两处：
例1：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逍遥游》）
冯译郭注：The p’eng cannot move itself，unless in the ocean.The air cannot bear its wings，unless it reaches to a height of ninety thousand li.The p’eng is not doing so for the sake of curiosity.It does so simply because large things must live in a large place；and in a large place，large things must be produced.
例2：鹏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
冯译郭注：Since the wings are large，they are difficult to move....The p’eng has its own way of doing things，because of necessity，not because it likes to.The large bird flies with a duration of half a year and stops at the Celestial Lake.The small bird flies with a duration of half a morning and stops at the trees.If we compare their ability，there is a difference.But what each does is proper to its own nature；in this they are the same.[12]
这两段冯友兰译的郭象注是说万物虽大小不同，但只要各适其性，则大小无优劣胜负之分。大知、小知虽殊，寿夭虽异，若论遗憾，则大有大的局限，小有小的局限。这种局限是无法跨越的，如果人们深知自己的局限，就不会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有遗憾，人们则可以平静的生活。无论大鹏，小鸟，彭祖还是朝菌，它们的生长发展都是各适其性，任其自然的。只有忽略万物之间的差别并顺随造化，人们才会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郭象意在取消大小之间的差别。他的倾向是人们虽然智力和才能有差异，但只要是适合自己的本性就可以获得快乐。可见庄周与郭象关于“自由”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不同的，庄周向往的是一种永恒的，不为任何外界条件影响的，绝对的精神自由。郭象始终关心的是在如何在人世间获得快乐，那就是各适其性。
关键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出现在小虫嘲笑大鹏寓言之后。“及”一词的解释，《辞源》中有：追上；达到；趁；继；推及；比得上。按照前文对《逍遥游》义理的分析，此处应取“比得上”之意。冯友兰的译文为：“Small knowledge is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great nor a short life to a long one”。并未明确显示出庄子对大知与小知的态度，译文的语义色彩偏于中性，较客观。如果这句话译为“Little wits cannot keep up with great；the short-lived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long-lived”，则更适合于庄周原文的义理。
3.逍遥观：庄周——无待方逍遥
郭象——适性便自得
作为《庄子》内七篇的首篇，《逍遥游》为我们探求《庄子》义理提供了门径。庄周所指何谓“逍遥”？逍遥的对象有哪些？通过前面对鲲鹏寓言和“小大之辩”的分析，看得出庄周向往的是绝对精神自由，故其推崇的是高飞万仞的大鹏，荣辱不惊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子，游于四海，达到天人合一的神人。
这个问题冯友兰译郭象注有两处：
例1：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逍遥游》）
冯译郭注：The general idea of Chuang Tzu is to show the happy excursion，the indulgence in the way of nonaction and self-enjoyment.He，therefore，told the story of the extremely great and extremely small，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fitness of the nature of things.[13]
例2：大鹏的高飞遭到了蜩与学鸠的嘲笑，它们认为：“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逍遥游》）
冯译郭注：If there is satisfaction to their nature，the p’eng has nothing to be proud of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mall bird，and the small bird has no desire for the Celestial Lake.Therefore，though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at and the small，their happiness is the same.[14]
第一段说这篇的主旨在展示自得与无为之境，极大和极小的故事只是为了说明事物的自然性不同。第二段也对鹏与小虫做了对比，但建立的标准是能否 “苟于其性，”大鹏小虫都能自得其乐，大鹏不必觉得自己比小虫高贵，小虫也不必艳羡大鹏，这里有抑大鹏扬小虫的趋势。
冯友兰对《逍遥游》篇名的翻译是“happy excursion，”“逍遥”译成“happy”，“happy”的意思是“having a feeling of great pleasure or content of mind”。[15]“逍遥”一词，除了在《逍遥游》篇名中出现，在本篇的结尾处有：“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的状态与“无为”和“寝卧”等状态相连。“逍遥”一词也出现在《大宗师》中：“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16] “逍遥”出现的语境都与“无为”、“无事”、“无用”联系在一起。参照庄周《逍遥游》义理，主要取无为游世之义，形容无己之至人，无功之神人，无名之圣人，非平常人也可逍遥。而英语的“happy”所指非常广泛，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happy”。与“逍遥”比起来，“happy”较接近汉语“自得”之意。郭象注中也用“自得”替换了“逍遥”从而削弱原文的褒贬、高下之分。汉语中，少有人用“逍遥”来形容蜩与学鸠等小虫，而若用英语“happy”来形容它们则没有任何不妥。若沿袭庄周义理，则逍遥译为“carefree wandering”更胜一筹。
4.现世的态度：庄周——超越现世
郭象——适应俗世
如果我们继续追溯为何庄周与郭象的逍遥义南辕北辙，这应该与二人不同的性情、修养、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记载了一段庄周辞相不仕的故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周认为精神自由要比世俗的权位重要，不屑于现实的名利。《庄子》中也有多处对身为魏相的惠施的嘲讽。
郭象则着眼于现实，他关心的是人如何能在当下获得快乐与满足。他是入世的。郭象的生平，有说：
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17]
又谓：
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18]
据此可看出，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他不但热心追求名誉与权势，而且运用权势作威作福。
《逍遥游》中庄周的至理名言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就是最高的逍遥境界。为私、为功、为名，显然是世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生活的动力。庄周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就要超越世人的追求。庄周描述的不论是大鹏徙于天池，列子御风而行，姑射山神人的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还是浮于江湖的大樽，种于无何有之乡的大树，都是超脱于现世的。只有超脱了现世的桎梏才能获得真正的逍遥，他是出世的。郭象认为万物适性自得的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世的要求。世人皆可以“适性”为由各取所需，不论为名、为利，还是为私都无可非议。
总言之，庄周所肯定的是大的逍遥之乐，郭象所肯定的是小的世俗之乐。庄周看到的是大的无用之用，郭象所看到的是小的功利之用。若套用冯友兰的四境界之说，庄周的境界是天地的境界，郭象的境界是功用的境界。
四、冯友兰英译本对郭象义理的吸收及延伸
郭象注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发展了“名教即自然”的哲学体系。对比庄子超越的出世思想，郭象注显然更加入世，更容易为世人接受。冯友兰的自注顺承了郭象的思想脉络而又有自己的发挥。他的阐发更接近现世，加之冯友兰的西学背景，也决定了他的着眼点是在当下，而并非庄子那玄之又玄的“道”。比如说，郭象把庄周的逍遥义改成“适性”，冯友兰直接把“逍遥”等同于“幸福”，“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19] 冯友兰用《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寓言说明此理。可见，冯友兰的“幸福”义涵盖的主体是“物”与郭象的“万物”等同，而幸福的来源也“顺自然之性”，与郭象的“适性”相类，而得到幸福也很容易，“当下即是”，远比庄周需要“心斋”、“坐忘”、“丧我”才能得“道”来得简单。所以冯友兰对庄子思想的阐发更适合现世的需要。
“逍遥”演变成了“幸福”，“齐物”演变成了“自由平等”。冯友兰翻译《庄子》是在20世纪30年代，正值社会变革，颠覆旧价值，重塑新思想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宣扬西方“民主”，宣扬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高唱“自由平等”的口号。西方文明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是万物之主”。经历了长期专制的中国人迫切地需要个性的解放，自我张扬。不难理解冯友兰延续了郭象的“均异趣”，把庄子的“齐物”演绎成“自由平等”。冯友兰说：“可知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则善者应改造不善者使归于善，而即亦不能主张凡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也。”[20] 并举《齐物论》中“民湿寝则腰疾偏死”一段为例。《齐物论》原文本指所谓万物一齐是站在“道”的高度上来说的，“道”是高于“物”的，相对于“道”来说，物之间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庄周本意鼓励人们去追求那高妙的“道”，而不是满足于“朝三暮四”般的囿于“物”的见地。冯友兰却把“齐物”按照“平等”来理解，是为了阐发他本人的哲学观点而对庄子原文进行的断章取义的理解。
《庄子》以其壮美的文辞，深远的义理闻名于世。如果说《庄子》是一本哲学书，那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塑造的意象是一种人生境界之审美意象，理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一脉相承。郭象利用了庄周的“象”却抒发了自己的“意”，此人生哲学不同于彼人生哲学。庄子人生意象之主题是超越、升华。郭象人生意象的主题是适性、当下。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文体现出其他译本尚未有过的特色，在庄周原文翻译的基础上附上英译的郭象注，还有的地方附有译者英文自注。他的译本不拘泥于对《庄子》字句的机械对译，而注重段落、篇章在语境中的整体意思，把对《庄子》书的关注转化到对庄周人的关注，注重其哲学思想的阐发，赋予了英译本生命力，显然是《庄子》英译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译本的瑕疵，这可能是由冯友兰本人的英语水平所限，也可能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时，精力主要放在研究郭象的哲学而非庄周的哲学上面有关。冯友兰是最早研究郭象哲学思想的学者。1927年，他发表了《郭象的哲学》这篇论文。这期间，他对庄学的研究是以郭象的《庄子注》为基础的，所以在理解庄周哲学的义理时，采用了郭象的注释，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分歧，在细节的处理上也主要参考了郭象义。体现在译作中，如本文中所举几例，更符合郭象义理，是受郭象注影响所致。他对庄周人生境界审美意象的重新阐释有所降格。这种降格是相对于庄周的意象审美层次来说的，在庄周的意象审美层次中，天与道是最高范畴，人与物是低一级的范畴。接近了天与道的人才可谓真人。郭象的人生哲学中回避了天与道的概念，而对人性予以浓墨重彩的张扬。冯友兰晚年的人生四境界说与庄子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更接近于庄子思想的本真。但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郭象注的影响，“五四”前后，张扬人性，高唱自由平等的西化思潮和他本人的西学背景也在他的译本中留下了印记。
再有，冯友兰在英译《庄子》自序中定义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前者应该是译者的主要任务，而后者是哲学家感兴趣之话题，可见冯友兰译者与哲学家身份的糅合体现在了他的《庄子》译本中。如今，距离冯友兰英译《庄子》已八十余年，译界的后人应该在总结前人译本得失基础上，思考如何让中华文化的瑰宝典籍更好地走向世界。
[1] 冯友兰：英译《庄子》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11卷，22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 Hans Gadamer，Truth and Method.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75，p.346.
[3]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3.
[4]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146.
[5] 冯友兰：《郭象的哲学》，载《三松堂全集》第11卷，85—8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方法》，载《三松堂全集》第11卷，548-54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 Roman Jakobso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aw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114.
[8] H C.Tolman，The Art of Translating.Boston：Benj.H.Sanborn & Co.，1901，p.13.
[9]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p. 27-28.
[10]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28.
[11] Murray and James A.H.（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being a corrected re-issue with an introduction，supplement，and bibliography of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vol.V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p.28.
[12]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31.
[13]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27.
[14] Fung Yu-Lan，Chuang Tzu：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p.30.
[15] Murray and James A.H.（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being a corrected re-issue with an introduction，supplement，and bibliography of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vol.V. 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p.80.
[16]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1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 （唐）房玄龄等：《晋书》，13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 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二卷，《中国哲学史》（上），169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
[20] 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二卷，《中国哲学史》（上），172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