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审美意象丰富，仅就动植物意象来说就逾百种。一种文化中的动植物的意象与孕育此文化的风土人情有密切联系，山水俊秀、草木繁茂的南方容易滋养浪漫主义的情怀。庄子是蒙人，蒙地的确切归属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战国时期蒙地属楚文化圈无可争议。庄子好玄想、爱神话、喜奇幻、尚浪漫的文风渗透着楚文化的气息。王国维曾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盛赞庄子善于以物比类的想象力：“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现之。故庄列书中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公认之事实也。”[1]

意象的产生是心灵与外物对话的结果，庄子的想象来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庄子》之“象”寄寓了与主体相关的丰富的观念意义。庄子创造的动植物审美意象仪态万方，但这些意象的出现并非无来由，而是庄子依据他内心的情志去塑造的。庄子以其丰富的想象力赋予他笔下的动植物以人的性格，让动植物开口说话，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从庄子一书看，它涉及飞鸟计有22种，水中生物15种，陆上动物32种，虫类18种，植物37种，无生命物象32种，虚拟的神性物象34种。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庄子一书描写的自然物象及物候变化，几乎囊括了暖温带可能出现的大部分自然风物。”[2] 文章中出现比较多的植物意象有大木，动物意象的有鸟、凤、鱼、龟等。庄子不仅用动植物的特性来类比人类的性格，而且用动植物的世界来指涉人世。在阅读《庄子》的过程中，动植物不能从表面理解为自然界的动植物，而应注意它们的隐喻义，把他们视作“人”。动植物意象是庄子加工、重组、变形了的主观之象。刘勰将这一过程称为“拟容取心”，指艺术创作主体在营构审美意象时把客观事物的形貌与主体的情意融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3]，形成审美表象，进而对其改造、加工、变形、重组、升华为主客观统一的心象过程。《庄子》中动植物意象繁多，难以一一列举，现只列出内七篇中的动植物以示之：

表4-4 《庄子》内七篇中的动物意象

表4-5 《庄子》内七篇中的植物意象

动植物意象的英译策略主要有：一、音译加注解；二、意译为英语文化中的动植物。前一种翻译方法属于“异化”的策略，引入他国文化中新鲜的概念和事物，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利于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后一种翻译方法属于“归化”的策略，即把源语文化中陌生的名物转化为本国文化中的名物。后殖民主义的翻译观认为这种翻译策略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殖民。《庄子》中的动植物意象的表述方式有些在现代汉语中仍沿用，而大部分却不一致，古汉语的单音词演变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其简洁美已有流失，更何况译成英语。英语中没有相应的意象，或者是有相应的意象但与源语中的意象并不完全重合，这样看来音译加注解的策略比较适用，通过意象出现的上下文对动植物的特性有所了解，因此对动植物意象的翻译是一种补偿。

《庄子》中的人物意象光怪陆离，主要有两类：一是历史人物，例如尧、舜、许由、黄帝、巫咸、老子、孔子、颜回、子贡、庄周、惠施、列子、宋荣子等。有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在《庄子》中变成了道家的代言人，他们所说的话与历史上记载的真实主张大相径庭，例如孔子；也有些人物作为道家的论辩反方出现，但结果处于下风，例如惠施。总之，这些历史人物亦真亦幻，为阐发庄子的哲学主张而设。

二是寓意人物。这类人物在历史上无所本，完全是庄子想象出来，为寄托抽象的哲理而存在。他们往往因义取名，例如浑沌、倏、忽、伯昏无人、天根、无名人、广成子、意而子、云将、鸿蒙、满苟得、无足、知和等；也有以生理特征命名的，如《德充符》中的一系列畸人，如支离疏、叔山无趾、哀骀它、支离无唇等。此类人物在《庄子》占据多数，成为独特的人物意象。

《庄子》英译早期的汉学不发达，译者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历史人名用“音译加注”的方法，注明历史人物的时代和事迹，即使寓设人名也采用“音译”的方法，原文本以生动的文学形象阐发义理的特征也消失了。1997年的梅维恒译本在翻译人名意象方面有所突破，下表是梅维恒翻译的《庄子》内篇中人名意象：

表4-6 梅维恒英译《庄子》（内篇）人名意象

续表

续表

梅维恒译本的主要目的是达到“文学的准确性”。他认为《庄子》的文学风格与思想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在翻译中尝试了新的方法来表现《庄子》的特色。梅维恒之前的译者，如冯友兰，基本采取音译，并在人名地名后用括号标注相应的汉语。在寓意人名的意象传译中，梅维恒译本传递了人名的双关意义。寓意人物是庄子凭想象创造出来的，若仅仅音译，必然消解了读者想象的空间，美感与趣味也会减弱。他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避免了使庄子成为沉闷的哲学家和脆弱的道教领袖形象，而呈现《庄子》的卓尔不群的文学风貌，不得不承认这在《庄子》英译史上是一个进步。

[1] （清）王国维：《静庵文集》，171—17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 刘成纪：《物象美学：自然的再发现》，381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3]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神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