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理的一般规定
（一）《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七章“代理”第一节“一般规定”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 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第一百六十三条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
第一百六十四条 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第二节“代理”规定：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六十四条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指定代理人按照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
（三）《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总则》第七章“代理”第一节“一般规定”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 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第一百六十三条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
第一百六十四条 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委托代理
（一）《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七章“代理”第二节“委托代理”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 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六十六条 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七条 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百六十八条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九条 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
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代理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
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除外。
第一百七十条 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第二节“代理”规定：第六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
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六条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七条 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八条 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没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由代理人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除外。
（三）《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总则》第七章“代理”第二节“委托代理”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 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六十六条 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七条 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百六十八条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九条 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
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代理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
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除外。
第一百七十条 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四）《专利代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专利代理条例》（1991 年3 月4 日国务院令第76 号发布，2018 年9 月6 日国务院第23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规定：第一条 为了规范专利代理行为，保障委托人、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的合法权益，维护专利代理活动的正常秩序，促进专利代理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专利代理，是指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等专利事务的行为。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自行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按照委托人的委托办理专利事务。
第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执业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恪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应当为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第八条 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专利代理机构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名称；（二）有书面合伙协议或者公司章程；（三）有独立的经营场所；
（四）合伙人、股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九条 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有关材料，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 日内作出是否颁发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决定。
专利代理机构合伙人、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具有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专科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参加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颁发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办法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专利代理师执业应当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在专利代理机构实习满1 年，并在一家专利代理机构从业。
第十二条 专利代理师首次执业，应当自执业之日起30 日内向专利代理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为专利代理师通过互联网备案提供方便。
第十三条 专利代理机构可以接受委托，代理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以及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专利事务，也可以应当事人要求提供专利事务方面的咨询。
第十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委托合同。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后，不得就同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事务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其他当事人的委托。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指派在本机构执业的专利代理师承办专利代理业务，指派的专利代理师本人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承办的专利代理业务有利益冲突。
第十五条 专利代理机构解散或者被撤销、吊销执业许可证的，应当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专利代理业务。
第十六条 专利代理师应当根据专利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专利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
专利代理师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专利代理机构从事专利代理业务。
专利代理师对其签名办理的专利代理业务负责。
第十七条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对其在执业过程中了解的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以外，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第十八条 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不得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专利或者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
第十九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离职后，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得从事专利代理工作。
曾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任职的专利代理师，不得对其审查、审理或者处理过的专利申请或专利案件进行代理。
第二十条 专利代理机构收费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国家鼓励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为小微企业以及无收入或者低收入的发明人、设计人提供专利代理援助服务。
第二十一条 专利代理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对会员的自律管理，组织开展专利代理师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对违反行业自律规范的会员实行惩戒。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对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及时依法予以处理，并向社会公布检查、处理结果。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代理公共信息发布，为公众了解专利代理机构经营情况、专利代理师执业情况提供查询服务。
（五）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发〔1988〕6 号］规定：77．意思表示由第三人义务转达，而第三人由于过失转达错误或者没有转达，使他人造成损失的，一般可由意思表示人负赔偿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78．凡是依法或者依双方的约定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行为，本人未亲自实施的，应当认定行为无效。
79．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
被代理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经其他被代理人同意而提出解除代理关系，因此，造成损害的，由提出解除代理关系的被代理人承担。
80．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属于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中的“紧急情况”。
81．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的，比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办理转托手续。因委托代理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被代理人赔偿损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要求委托代理人赔偿损失，转托代理人有过错的，应当负连带责任。
82．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1）代理人不知道被代理人死亡的；（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3）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约定到代理事项完成时代理权终止的；（4）在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进行、而在被代理人死亡后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完成的。
83．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对已实施的民事行为负连带责任的，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列为共同诉讼人。
（六）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1-17】
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 基本案情
2013 年1 月24 日、2 月4 日，经案外人台安县建平工业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平公司）联络及协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长芦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产品购销合同》，价款分别为4900 万元和3500 万元。长芦公司交付煤炭后开具了8400 万增值税专用发票。沈阳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长芦公司后交付给建平公司。但建平公司未将该汇票交付长芦公司，而是自行进行了贴现。建平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称其已得到长芦公司的同意。
另查，在2012 年8 月7 日、9 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产品购销合同》，货款共计9750 万元，沈阳公司亦是将承兑汇票背书后交由建平公司转交长芦公司，长芦公司均已收到汇票。又查明，沈阳公司、建平公司、长芦公司于2013 年7 月签订了煤炭买卖《三方协议》，约定长芦公司先向建平公司支付6650 万元后，建平公司再支付给沈阳公司，沈阳公司将货物过户给长芦公司。在《三方协议》签订前，沈阳公司曾向长芦公司索要过8400 万元的收款收据。
长芦公司起诉称，沈阳公司未如约支付98000 吨煤炭货款，故请求判令立即支付货款4900 万元并赔偿损失。
2.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长芦公司如约履行了供货义务，而沈阳公司未支付货款，建平公司工作人员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遂判决沈阳公司支付4900 万元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沈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在本案前即存在着常年的合作与交易，涉案合同亦是通过建平公司的一手经办而签订。在此前的大额交易中，亦是由建平公司代为转交汇票而完成，在此后三方交易中，长芦公司即使在向沈阳公司付款的情形下，也未提出涉案汇票从未收到这一主张。综合行为人与本人在涉案协议履行之前的行为、涉案合同签订过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之态度等因素，足以认定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之表象。基于对该表象之信任，建平公司领取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视为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付款完毕。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的认定仅仅限定在涉案单笔交易而忽视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前后交易的整体情况，最终作出的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长芦公司的诉讼请求。
3. 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天津两省市，是一起关于认定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的典型案例。基于民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需要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特别是在连续**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当尽可能地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恰当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本案即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表现，并结合相关事实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在还原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最终认定表见代理的存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善意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维系正常民商事交易关系、保护诚信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效果。
【案例1-18】
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丽景支行票据回购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2003 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丽景支行（以下简称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某为吸收资金和谋取个人好处费，伙同他人伪造印章、证件，与华信支行签订《回购合同》，华信支行依约交付1.3 亿元，但丽景支行未依约回购，由此引发本案纠纷。案涉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后，华融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丽景支行赔偿华融公司本金6830.48 万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丽景支行赔偿华融公司3086.81 万元。双方均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实务总结
本案一审因等待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中止审理多年，至二审诉讼时间已长达12 年之久，双方权利义务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均望尽快尘埃落定。本院当庭宣布二审判决结果后，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激烈辩论的当事双方都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事实证明，当庭宣判在提高庭审效率、防止诉讼拖延、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开和司法效率的新期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具有典型和指导意义。民刑交叉合同效力问题一直是审判实务以及理论研究中的一大争议问题，合议庭对于本案《回购合同》的效力虽也有不同认识，但对于合同并不因一方当事人刑事犯罪必然无效，而是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的认识并无分歧。虽然华信支行不存在与黄某共同诈骗银行资金的主观犯罪故意，但是其有利用银行之间汇票转贴现业务为他人套取银行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因此《回购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无效合同。另外，一审认定黄学良在办理转贴现业务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但认定黄学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对表见代理与表见代表两种制度的混淆，本院予以纠正。
三、代理终止
（一）《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七章“代理”第三节“代理终止”规定：第一百七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一）代理期限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四）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五）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
第一百七十四条 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
（一）代理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被代理人死亡；（二）被代理人的继承人予以承认；（三）授权中明确代理权在代理事务完成时终止；（四）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实施，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代理。
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的，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定代理终止：（一）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三）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第二节“代理”规定：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一）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三）代理人死亡；
（四）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五）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法人终止。
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终止：（一）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二）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死亡；（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四）指定代理的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取消指定；（五）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
（三）《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总则》第七章“代理”第三节“代理终止”规定：第一百七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一）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四）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五）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
第一百七十四条 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
（一）代理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被代理人死亡；（二）被代理人的继承人予以承认；（三）授权中明确代理权在代理事务完成时终止；（四）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实施，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代理。
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的，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定代理终止：（一）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三）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1-19】
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诉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
1. 裁判摘要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事务中，应当尊重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即使认为委托人的选择不妥，也应当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提供法律意见，而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合同条款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上述行为不仅侵犯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相关合同条款亦属无效。
2. 案件事实
原告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正律师所）因与被告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以下简称船舶设计院）发生服务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弘正律师所诉称：原告原系被告船舶设计院常年法律顾问。2003年5 月，被告委托原告律师王镇生代理其与上海市黄浦区商业网点管理办公室（下称商业网点）赔偿纠纷一案（以下简称赔偿纠纷案），被告提出风险代理。双方协议约定：被告按照诉讼标的额的15% 给付原告律师代理费；被告如有接受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情形，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否则，按照约定律师代理费的数额补偿原告经济损失。诉讼中，被告数次提出不当调解方案，均遭王镇生律师拒绝。2005 年6 月，被告在不让王镇生律师知晓的情况下与对方达成调解，并由法院制作了调解书。在原告提出异议时，被告称会分次依约支付律师代理费，原告为此同意被告先支付12.5 万元，余额分次给付。后被告突然解聘原告的常年法律顾问，原告提出异议时，被告再次承诺同意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但至今拖延未付。原告认为，对于原、被告之间的风险代理，原告已为之付出大量投入，被告应依约按诉讼标的（房屋市场评估价）人民币209 万元的15% 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现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18.8 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05 年9 月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日止的利息。
被告船舶设计院辩称：涉案律师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弘正律师所不同意被告接受与对方调解，因而在调解中拒绝出席。原、被告之前已就律师代理费达成协议，风险代理方式是由原告提出。风险代理合同条款中，真正的风险承担者是被告。风险代理合同中有关调解问题的约定，应体现诉讼代理的依附性特征，双方发生争议时，应以被告的意思表达为准，而该合同相关条款明显限制了被告的诉讼权利。此外，被告之所以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2.5 万元，是考虑到双方存在的良好关系，想以友好的方式解决此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船舶设计院就本案提起反诉，诉称：在赔偿纠纷案诉讼中，是原告弘正律师所提出在原有合同基础上补充签订风险代理合同以提高其律师的积极性。补充合同由原告拟定，约定的内容对原告无任何风险，仅增加了律师代理费。在诉讼中，关于接受调解与否的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坚决不同意调解，且拒绝参加法院于2005 年6 月28 日进行的开庭。赔偿纠纷案调解后，被告为息事宁人，依照调解数额还是向原告支付了补充律师代理费12.5 万元。被告认为，原告作为诉讼代理人，理应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委托人的意志。但是，原告为博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委托人的诉讼风险，盲目放弃调解机会，且毫无理由拒绝出庭，严重违反了双方的合同和律师的职业操守。现要求原告返还被告第二次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2.5 万元。
被告船舶设计院提交了其在赔偿纠纷案诉讼中形成的两份答辩状、庭审笔录，原告弘正律师所的解决意见函、调解笔录以及相关支票存根等证据。
原告弘正律师所辩称：被告船舶设计院称原告未出庭，无任何证据，事实是被告未通知原告出庭。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弘正律师所提交了聘用律师合同、协议书、民事诉状、房地产估价报告、赔偿纠纷案法院调解书、律师付费发票、通知函、催款函及邮寄凭证、电子邮件往来、王镇生律师写给被告船舶设计院的信函等证据。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船舶设计院除对原告弘正律师所提交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表示：房地产估价报告关于房屋的价格有三个数额，不应按最高数额确定诉讼标的，应按111.08 万元计；调解书并非仅针对赔偿纠纷案所涉问题，给付80 万元中包含了其他案件的50 万元；对律师付费发票所载的“先期”二字不认可；通知函与本案无关；信函陈述与事实有出入。弘正律师所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本案处理无意义。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3 年5 月14 日，原告弘正律师所与被告船舶设计院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指派王镇生律师代理被告与商业网点之间的赔偿纠纷案，律师代理费2 万元。2004 年2 月18 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在原有代理关系基础上实行风险代理，被告如有接受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情形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原告经济损失。双方同意以赔偿纠纷案诉讼标的（赔偿款数）为基数，如完全不给付赔偿费，被告以诉讼标的的15% 给付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经判决或调解被告赔偿的数额在诉讼标的50%（包括50%）以上的，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已支付的2 万元；在50% 以下的，则以赔偿纠纷案诉讼标的50% 以下部分的15% 计付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已给付的律师代理费）；如经判决被告全部败诉的，原告退还已收律师代理费中的15000 元。
在赔偿纠纷案诉讼中，商业网点诉称，中山南一路198 弄16 号104 室、701 室，198 弄17 号101 室、301 室系被告船舶设计院作为公建配套房移交后，由上海市南市区住宅发展局调拨给商业网点使用的，但被告却称上述4 套房屋已配售给了自己的职工无法退还，请求判令被告按上述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予以赔偿。2004 年9 月13 日，上海国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估价报告，载明：“以2003 年6 月27 日为估价时点，上述4套房屋房地产市场价格为209.7 万元，使用权价格为199.72 万元；以1998年1 月15 日为估价时点，使用权价格为111.08 万元。”被告在赔偿纠纷案中辩称其已按规定支付了公建配套费，故不该再交付房源，同时要求将上述4 套房屋与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瞿溪路680 弄1 号205 室房屋纠纷案一并处理。商业网点也同意两案合并处理。诉讼中，被告与商业网点接受调解，调解结果是由被告赔偿商业网点80 万元，双方达成调解后不再涉及本案被告的公建配套费等的返还事项。赔偿纠纷案调解解决后，2005 年8 月23 日，被告向原告弘正律师所又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2.5 万元。
3. 一审判决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弘正律师所与被告船舶设计院于2004 年2 月18 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关“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约定是否有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委托代理人可以在代理权限内根据具体情况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但委托代理人最终体现的是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诉讼行为的后果也归属于被代理人，因此，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所进行的独立意思表示，应基于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并受制于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和接受被代理人的指示。在与商业网点一案中，被告船舶设计院决定与对方调解，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对此，原告弘正律师所作为诉讼代理人可以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提供自己的见解，但最终应当贯彻的是被告的意思，而不应将原告的意思强加于人。
其次，被告船舶设计院在诉讼调解中处分的是自己与对方争议的利益，对该利益的处分不可能侵犯到作为代理人的原告弘正律师所的利益。即使该处分的结果可能影响原告的收费额，原告也无理由要求被告因此牺牲自己的利益，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或因此要求被告赔偿律师代理费。
综上，原告弘正律师所在法律服务合同中订立诸如调解等需与其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其经济损失的条款，是侵犯被告船舶设计院诉讼权益的行为。诉讼中，原告关于上述加重被告义务的条款是被告自行提出的陈述，违反常理，不予采信。原告关于被告曾承诺分次支付律师代理费，先支付12.5 万元，余额分次给付的事实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
对照风险代理协议书，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以商业网点的诉讼标的（赔偿款数）为基数，经判决或调解的赔偿数额在诉讼标的50% 以下的，律师代理费以商业网点诉讼标的的50% 以下部分的15% 计付。尽管对该约定的理解双方存有歧义，但以诉讼结果计付律师代理费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考虑到被告船舶设计院在上述案件的调解中放弃了公建配套费等返还权利，以及原告弘正律师所在上述案件中的实际投入，现被告以与另一起案件合并调解的总数额为基数，按照15% 计付律师代理费，已属合理。由于上述案件的诉讼中，被告并未获得完全不赔偿的结果，故原告要求以商业网点全部诉讼标的计赔律师代理费的差额，不合理，且明显相悖于双方协议的约定。
综上，原告弘正律师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船舶设计院已支付给原告的律师代理费，考虑到被告与商业网点的诉讼毕竟是在原告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达成调解结果的，且被告也无通知过而原告不出庭参加法院主持的调解的证据，庭审中被告又明确表示，12.5 万元律师代理费是因认为原告已完成任务，按阶段性计算标准计付的，因此，对被告关于返还上述款项的反诉请求，依法亦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09 年3月18 日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弘正律师所关于被告船舶设计院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8.8 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船舶设计院关于原告弘正律师所返还其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2.5 万元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0 元，由原告弘正律师所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00 元，由被告船舶设计院负担。
4. 上诉与二审判决
弘正律师所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1. 双方的风险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符合无效或可撤销要件，故双方应按约履行；2. 法律规定律师可作风险代理，且提成比例可达标的额的30%，而本案只约定了15%，并未超出风险代理收费最高限额；3. 协议并未禁止船舶设计院与对方当事人调解，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相关条款侵犯船舶设计院的处分权不能成立。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支持弘正律师所的本诉请求。
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答辩称：被上诉人完全同意一审判决对协议第二条所作认定，该协议限制了委托人对委托事项的处分权，相应的协议条款应为无效。请求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上诉人弘正律师所与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于2004 年2 月18 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关“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约定是否有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协议书》系在双方原有的《聘请律师合同》的基础上为实施风险代理而签订的合同，双方之间构成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对婚姻、继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其他涉及主张生活保障费用等方面的案件及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对于其他律师服务项目，相关法律法规并未作出禁止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因本案所涉事项并不属于上述禁止范畴，故双方之间约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并无不当。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本案中，双方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比例为15%，未超出最高比例，亦无不当。
二、关于《协议书》中“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约定的效力问题。
1. 律师的职业责任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执业过程中，律师应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纠纷解决、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应在调解、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收取相应的费用，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律师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限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2. 本案所涉代理内容为诉讼代理。代理的概念系委托人将相关事项授权于代理人，由代理人处理委托事务，代理结果归于委托人。因此，从代理的目的和结果归属而言，委托人对代理人权利的授予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在代理权所涉范围发出或受领意思表示的能力，即委托人对委托事项仍享有自行处分的权利并可以随时终止代理权。代理人的义务为运用法律专业知识搜集、提供证据、参加诉讼、提出法律意见等，其目的是通过律师的服务尽量使当事人增加胜诉概率，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调解、和解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彻底解决，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更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事务中，应当尊重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即使认为委托人的选择不妥，也应当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提供法律意见，而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合同条款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上述行为不仅侵犯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3. 关于本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调解、和解必须当事人与代理人协商一致，否则应赔偿损失的条款，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称该协议条款并未禁止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对外享有自行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法院认为，该条款虽然并未明文约定禁止船舶设计院进行调解、和解，但该条款对船舶设计院自行与诉讼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设定了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在代理关系内部必须按照《协议书》约定受违约条款的约束，如果船舶设计院试图单方调解或和解，必然受制于违约责任条款而产生顾忌，以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进行调解、和解。故上诉人主张该条款未限制船舶设计院调解、和解的权利的辩解不能成立。
4. 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约定实行风险代理，如果律师收取费用的标准以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该处理结果不应以结案方式的不同有所差别。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称所代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造成其经济损失而要求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赔偿。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代理的案件以调解结案，法院裁判并未下达，裁判结果为未知数，上诉人代理的结果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赔偿数额是否多于调解结案的数额并不确定。因此，上诉人断定裁判结果必定优于调解结果并无事实依据，其认为调解结案必定造成律师代理费减少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对于终止委托而言，《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该规定中的应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实际损失，而《协议书》约定如船舶设计院单方终止协议的，须按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上诉人经济损失，该约定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认为，上诉人弘正律师所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而限制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进行调解、和解，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风险，侵犯了委托人在诉讼中的自主处分权，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
故《协议书》中“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条款应为无效。
三、合同相关条款无效，而代理人为代理事务付出了一定的劳务，委托人仍应支付合理的报酬。赔偿纠纷案结束后，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向上诉人弘正律师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2.5 万元。关于该报酬金额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认为，首先，在本案诉讼发生前，船舶设计院是自愿支付代理费，未曾以不合理为由而要求返还；其次，双方约定了以诉讼标的额为基数，按照案件判决或调解的赔偿金额不同来确定船舶设计院应付代理费的金额；船舶设计院与商业网点就赔偿案件和卢湾法院另一案合并调解，共需支付给案件对方当事人商业网点赔偿款80 万元，赔偿纠纷案以最大标的额209.7 万元与卢湾法院处理的另案50 万元的标的额按比例分摊，则赔偿纠纷案中船舶设计院向商业网点支付的赔偿额为64.6 万元，该赔偿金额远小于案件诉讼标的额的50%，按照本案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应以诉讼标的数50% 以下部分的15% 支付律师代理费，即以诉讼标的额209.7万的50% 减去赔偿款64.6 万元得40.25 万元乘15% 为6.04 万元。船舶设计院支付给上诉人12.5 万元代理费已经超出了6.04 万元。故法院认为，船舶设计院支付上诉人12.5 万元报酬已属合理。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于2009 年8 月17 日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0 元，由弘正律师所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