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极端天气频发、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粮价持续飙升，全球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联合国报告显示，2022年，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各方对出现大规模粮食安全挑战的担忧不断上升，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已成为全球发展面临的突出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粮食安全和减贫目标正面临严重冲击。
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2022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继续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摆在头等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之一。在措施上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切实将保障国家粮食自身安全和维护全球粮食共同安全统一起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聚焦以农业为重点的民生项目，与沿线国家共同为促进全球粮食安全，破解全球发展难题通力合作。
一、粮食安全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是个离我们最近又离我们最远的问题。说离我们最近，所谓“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就是人类生存的底线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底线问题，是社会维持稳定的底线问题，谁都不能、不会去否认；与此同时，粮食问题似乎又离我们很远。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饿肚子”问题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而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任务，我们愈加觉得，所谓“粮食安全”,仿佛已然是一个离大家生活相当遥远的概念。
然而，从事实情况看，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而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值得重视，可以说，粮食安全问题是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底线。
二、怎么看粮食安全形势：全球的困境
从国际层面看，全球粮食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濒临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2022年5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2021年有53个国家或地区约1.93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粮食不安全程度进一步恶化，比2020年增加近4000万人，创历史新高。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2019年的8.12亿上升至2021年的8.89亿，全球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究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多大影响?答案是：很大。而且这种影响总体上来说不是由于真正的供给不足，而是由于恐慌和“自闭”心态造成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年6月发布数据显示，2022—2023年度世界谷物产量预计为27.84亿吨，加上库存粮食，总供应量为36.35亿吨；同期，世界谷物消费量预计为27.88亿吨。从全球粮食总体供需关系看，全球粮食产能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粮食安全挑战主要来自粮食贸易和分配体系方面。全球粮食生产和出口高度集中，美国、欧盟、俄罗斯等12个粮食主产区生产和出口的粮食总量占全球的70%,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四大粮商垄断了全球80%的贸易。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范围内频频出现限制粮食出口的情况。俄乌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实施包括出口限制和关闭市场在内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粮食供应。截至2022年5月底，全球共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人为造成的粮食流通和供应受阻让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面临严峻考验。
三、粮食安全问题：三低一高
从我国国内层面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三低一高”,即规模化程度低、人均耕地面积低、人才储备数量低和特定作物和种子对外依存度过高。农业人工成本高，粮价调节潜力变小。
一是规模化程度低。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粮农的户均规模仅7亩。规模化低使农业生产难以实现大型机械化，这让我国亩产成本、农业人工价格和粮食价格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是人均耕地面积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用于支持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务农效益差也导致大量农业人员进城务工，撂荒面积逐年增加，耕地流失严重。已耕种土地的复种指数减少，2019年全国复种指数为122%,比历史最高值下降了23个百分点，保持种粮面积压力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
三是农业人才和从业人员储备数量低。我国农业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缺少城市“五险一金”保障，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严重滞后，难以吸引年轻人口务农，农业劳动力人口日益萎缩。农业真正的现代化需要优质人才储备，但目前社会中金融、计算机等学科的吸引力强于传统科学，农业大学吸引优质生源的能力不足，农业大学的学生缺乏实践知识，很少把去农村工作作为职业目标，农民也缺少应用技术的专业知识，农业科技人才后备乏力。
四是特定作物和种子对外依存度高。从粮食进口格局来看，据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我国累计进口粮食16454万吨，相当于我国粮食产量的24%,其中大豆进口9652万吨，约占粮食进口总量的58.7%。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种子的重要性作出过如下表述：“关键时候，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巨大的国家；种业的安全关系到粮食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种子需求大国，但中国种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却不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进行了实质性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世界上绝大多数种子供应已被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种业公司垄断，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国际种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增加。我国特定作物受贸易摩擦影响风险大，如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6%。
四、粮食与科技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因此，需要将新科技的运作作为农业的新增长点，要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从国际上看，美国已经有大量科学家开始致力于农业领域的大数据研究，通过大数据了解不同地区的气象、病虫害等条件，对农民种植作物给予指导，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还要将培养农业人才摆在农业工作的关键位置。要保障粮食安全，人才是关键。要加大力度培养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一方面要加强农业大学和农业技术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让年轻科技人才能够长期扎根农村。将耕地保护作为农业工作的红线。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要培养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在人才政策上予以倾斜。
最关键的是将种子问题摆在农业工作的基础位置。有人将种子比喻成粮食的“芯片”,一旦断供断链将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建设好中国传统优良种子库，提高育种技术，让好的种子实现增量商品化。要加速培育各粮食品种龙头种子企业，提高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一体化的龙头种子企业，提高各主粮品种种子行业集中度；改进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模式，以种业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用科技力量解决育种问题，包括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育种是关键。
五、共建“一带一路”和粮食安全问题
面对粮食安全这一世界性难题，各国很难独善其身，唯有通力合作，才能战胜挑战。中国政府始终将共建“一带一路”和粮食安全、全球减贫有机结合，将农业和“小而美”项目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优先项目，将民生放在首位，为全球减贫和粮食安全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切实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发展的底线，也是减贫问题的头等大事。从世界粮食不安全总人数的分布看，在20亿粮食不安全人口中，10.3亿位于亚洲，6.75亿位于非洲，大多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始终将共建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作为重点方向，推动了共建国家的农业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已经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86个沿线共建国家签署了农渔业合作协议，与其中一半以上的国家就农业合作建立了稳定的工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累计投资的农业项目已经超过820个，投资存量超过170亿美元，仅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农业贸易总额就达到957.9亿美元。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已向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近11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占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国别数量的47%,占南南合作派出总人数的60%。这些人员大部分被派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了相关国家的农业生产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搭建的农业合作交流平台，促进了沿线农业合作和对外农业援助，在农业技术、农业物资等方面提供的大量支持，直接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抗自然灾害能力和稳产高产能力。
六、粮食问题也需要统筹安全和发展
面对不稳定不平衡的国内外环境，保障粮食安全要怎么办。202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续将粮食安全问题摆在突出重要位置，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住农业基本盘。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地缘冲突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粮食安全就是重大衍生性风险之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看，要统筹安全和发展，经济安全是基础，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底线。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需要综合施政，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开源节流”,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国际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双循环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粮食安全环境。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国恐怕还存在着科技转化率低的问题，这需要相关政策的进一步配合。在农业育种的问题上，各界人士和社会各领域存在许多不同的解读和误读，但通过调研，一些科研人员认为我国在一些新育种技术上有领先地位，却因为种种原因，还难以推广。希望有关部门本着科学精神，尽快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在粮食领域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更好更优地维护我粮食安全。
当然，粮食问题始终是人类的问题，以双循环主动构建“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亦是未来方向。我国应将农业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发展方向，在沿线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从政策、技术、综合角度采取提升共同体粮食安全的措施，确保沿线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国可先与友好国家建立海外10亿亩耕地或1.5亿吨粮食的多元、长期海外“供应链”,通过合作开发、长期租用、期货等多种途径进行经营，确保我国拥有人均稳定进口粮食70千克～100千克的能力和基础。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积极发展粮食国际贸易，促进粮食进口来源、渠道和结构多元化。发挥资金融通作用，通过银行和基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予农业合作更多支持，在劳工使用和进出口配额等问题上进一步磋商，增强政策协同。支持更多有实力的粮食企业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农业，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有人类以来，粮食安全就围绕、贯穿着人类的历史。人类大规模摆脱“饥荒”这个概念的时间并不算久远，到如今，这也仍然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当然，在新时代，粮食安全问题也有了新内涵，比如，需求端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到节约粮食的“光盘行动”,供给端从“锄禾日当午”到机械化程度日益升高、甚至与人工智能等相结合。如今，再也没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但我们仍应当牢牢记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刻重视粮食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