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国际社会和中国本身两方面来回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全球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多，独善其身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并且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群体崛起日益凸显出目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不合理性，亟须变革。从中国本身来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西方各国对中国的猜忌和误解也不断增多，同时国际社会也呼吁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国际环境变化，更是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鲜明表现。

一、经济全球化下风险与挑战凸显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引起全球治理变革加快，世界多极化与大国间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人类文明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跨国生产和自由贸易，它将许多传统的国家经济体整合为全球经济体，并为了经济目的而有效率地将国家界限消灭掉。其基本特征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造成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经济全球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

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在各个层面席卷全球，以信息革命为先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奏响了世界互联互通的新乐曲，各种新技术、新制度把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经济与政治面向的跨域活动交互影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全球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进一步深化。

与此同时，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外，人类也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使得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全球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挑战。这些挑战已经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美国经济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等区域性、全球性经济危机频发；以基地组织、宗教极端势力、欧洲恐袭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有抬头趋势；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受损、能源危机等生态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问题都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重创全球经济，也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敲响警钟。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是具有共同命运的整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

二、世界格局变化下新兴国家群体崛起

冷战后，两极格局结束，国际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倒向西方。在冷战终结后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呈现出美国一方独霸的世界格局。但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四面出击、战略透支，美国称雄全球的单极霸权体系难以为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进而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产生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因美国霸权力量的衰落而萌生变化之端倪。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实力差距的收窄，这种趋势更趋明朗，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受到强劲的挑战，进而开启了世界格局重组的进程，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大国力量对比、地区力量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三个层面，全球经济中心和权力中心发生转变。①一是大国力量对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大国的发展势头迅猛，其群体性崛起业已打破传统大国对国际权力的垄断。按经济总量排序，法国、英国、德国等老牌欧洲国家的排位不断后移，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排位则不断前移。二是地区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发展重心从欧美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国际权力重心也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呈现“东升西降”的演化态势。三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冷战终结后的30年，特别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这从双方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变化中亦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呈现出“南升北降”的演化态势。发达国家经济体和以G7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世界占比不断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世界占比持续上升。

在这新一轮的大变革、大调整过程中，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大国对国际权力的垄断，推动着国际权力分配朝着更加多元、均衡的方向演化。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高涨，但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分配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的事实不相匹配，未能充分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由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体系和以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组成。这一体系的运行模式是以大国协调为中心，中小国家共同参与。发达国家处于治理“中心”,充当治理者角色，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治理“外围”,充当被治理者角色，发达国家牢牢控制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为谋取本国利益服务。例如，美国占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52%的投票权，在重大事项决议中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的投票权仅为6.09%。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缺乏合法性和代表性的事实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肆意阻挠对其进行必要改革。

三、中国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总量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完成了从世界第七位攀升至第二位的跨越，2004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越意大利(2004年)、法国(2005年)、英国(2006年)、德国(2008年),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202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人民币，突破110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中国经济增长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向诸多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红利，不强行推广政治模式。在文化交流领域，中国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文明交流活动，增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总之，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换句话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所需，也是中国所能”。

对于中国来说，世界的百年变局与中国的百年目标处于历史交汇期，中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地缘政治错综复杂，政治安全冲突和动**，新冠肺炎疫情、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都威胁着中国实现自身的稳定和繁荣。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是中国之所需。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在变局中也需要中国这支强劲力量，热切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这些期盼的回应，也是中国之所能。事实上，中国一直致力于做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宣布5年内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帮助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中国一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提供来华培训和奖学金名额，免除有关国家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和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重要举措。2020年5月18日，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青山一道，共担风雨。针对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