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是“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教育”二字，但并不表明教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是可有可无的。恰恰是，教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5]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的因素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应该看到，无论是解决“一带一路”战略构思的理论问题，还是推进实施的实践问题，关键都在人才。[6]“一带一路”的所有活动都要靠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普通劳动者来进行，因此，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成为“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7]无独有偶，人才问题同样是“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关切。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也指出：“人才因素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关键。东盟国家拥有大量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维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优势。”[8]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需要培养哪些方面的人才呢？第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宏大的不同领域的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第二，随着众多的企业落地，急需大量通晓当地语言，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乃至西亚国家政治、经济及风土民情的人才；第三，区域性经贸往来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9]更为重要的是，教育需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带一路”宏观规划和战略推进的人才。
二、“一带一路”中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及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顺势而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教育开放承诺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已相对较高，有的方面高于一些发达国家。[10]但在“一带一路”实施方面，教育的布局还比较滞后。据统计，我国赴“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布局的企业有11000家。[11]截至2014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80多家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12]而我们的教育机构在海外办学、服务中国赴海外企业等方面的工作仍然严重滞后。
（一）教育输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高校“走出去”开展海外办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目前，我国本科层次的工科专业布点数已达15733个，基本覆盖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重大工程项目，已经具备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的基础。但是，高校境外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教育部批准的境外办学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老挝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另外，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约旦、埃及等十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已向中国发出了赴境外办学的邀请。[13]但是，我们的境外办学面临两个短板，一是与企业的融合度不够，二是双语师资、国际化师资的缺乏。[14]
在援外方面，近年来，中国通过援建维修校舍、提供教学设备、培养师资力量、增加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等，不断加大教育援助力度。但教育援外项目主要集中在非洲。在广义的教育即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方面，2010—2012年，中国在国内举办1951期培训班，其中包括官员研修班、技术人员培训班、在职学历教育项目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49148名。大多培训都是与贸易、农业、矿业、渔业等产业相结合，在教育领域，只举办了30多期院校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高等教育管理培训班、职业教育管理培训班、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研修班、现代远程教育研修班等，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千余名教育官员、校长和教职人员。[15]这些培训还面临过多讲授、没有考虑实际需求等问题，而真正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订单式培训很少。
近年来，中国通过实施各项“留学中国计划”，扩大外国学生来华留学规模。比如，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东盟留学生联谊会，双方要落实到2020年把互派留学生规模扩大到10万人的双十万计划，让更多青年参与到地区合作交流中来，使中国-东盟睦邻友好薪火相传。[16]但是，多数来华留学生主要还是以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为主，且来自中亚、西亚、中东欧等的学生比例较小。
（二）语言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带一路”的所有愿景与规划的实现，都要以语言沟通为基础，因此，语言教育至关重要。这里的语言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另一方面是相关国家小语种人才培养。
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135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而在6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的54国共建立了134所孔子学院和116个孔子课堂，其中，泰国建立了15所孔子学院和18个孔子课堂，俄罗斯建立了17个孔子学院和5个孔子课堂。[17]以上数据表明，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一带一路”国家呈现数量偏少、分布不均的特点。另外，在对外汉语教学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截至2013年，全国共有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高校300余所，每年招收人数超过15000人。[18]
而在小语种人才培养方面，按照目前的规划线路，“一带一路”国家使用的语言有1000余种，其中官方语言及国语总共约60余种。目前，我国高校教学尚未完全覆盖这些官方语种，有18种语言没有开设相关课程，仅有1所学校开设的语言有20种，相关人才储备状况堪忧。[19]非通用语种覆盖面窄，语言专业布局不合理，关键国家和地区语言人才匮乏等问题将限制“一带一路”的建设。[20]
（三）对“一带一路”国家教育的研究进展及问题
传统上，我国的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研究主要聚焦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比较薄弱。虽然2012年教育部设立了一批国别区域问题研究基地，以加强国别区域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尚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不足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了局限。[21]而在教育方面，比较教育研究长期以来也比较注重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对于相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还比较薄弱。[22]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进展及发表的文献来看，对“一带一路”中教育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些基本性的问题上，例如：教育是否应该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发挥怎么样的作用？从哪些方面切入开展教育活动？教育要发挥作用，目前还存在什么障碍与挑战？等等。而真正对“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处于什么水平，面临什么样的发展困境，未来的发展战略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四）建立教育联盟及其挑战
高等院校已敏锐地嗅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给学校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为占得先机，不少高校牵头或参与成立了大学联盟，如2015年5月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28所大学参加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lliance of the New Silk Road）；2015年10月由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俄罗斯乌拉尔国立经济大学、韩国釜庆大学等46所中外高校在甘肃敦煌共同成立的“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福建省依托省内高校成立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另外，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牵头成立的“一带一路”国家开放教育资源联盟也于2016年正式启动，先期有10多所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知名大学参与。
这些联盟是海内外大学结成的开放性、国际化高等教育合作平台，主要发挥以下功能：搭建教育信息、学术资源共享交流合作平台；探索跨国培养与跨境流动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加强联盟高校间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文化交流；以联盟交往带动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探索开展多边、双边联合境外办学，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和服务当地模式，确保联合办学落地生根。
其他联盟无论从组成、架构还是具体的合作方面尚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这些联盟的成立乘势而为，愿景良好，但是否能真正实现建立联盟的目标还面临诸多障碍，还需要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