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各级各类教育出现的差异化发展状况，基于中国以往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基础及比较优势，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中的教育战略时应该采取区别化、多层次、多样化的策略。
一、扩大高等教育海外办学与合作
高等院校建设海外分校、成立合作高校以及组织教育联盟等，可以打通文化交流可能存在的各种障碍，服务国际合作的各个领域。在这方面，老挝苏州大学提供了良好示范。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往来的日益密切，大量的中国企业去老挝投资建厂，开拓市场。由于老挝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难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使得中国企业在老挝的发展受到了专业人才匮乏的制约。[1]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吉隆坡分校和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从数量上而言过少，且全部分布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高水平大学应该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建立大学、院系、研究中心，联合培养人才，联合开展科学研究。这顺应了本报告第一章提到的相关国家关于中国高校海外办学的期待，同时也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以中国大学为主导建立的各类大学联盟，如“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新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等，则需要进一步落实联盟的抓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政策研究和医疗服务等方面交流合作，服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及欧亚地区发展建设。当然，我们也欢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大学参与到这样的合作网络中。
二、扩大“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规模
除了在海外办学之外，实施“一带一路”国家“留学中国”计划，支持和吸引沿线国家优秀学生到中国留学，特别是接受高等学历教育，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未来领袖。接受来华留学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培养“知华、友华”的精英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些学生将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友谊的纽带，能有力配合官方外交，部分精英化人才甚至能在该国对华友好政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的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Mulatu Teshome）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留学中国”方面，我们已经和东盟国家取得较大的进展，需要扩大到更多的“一带一路”地区和国家。可以设立高端学历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一批未来领袖人才。
当然，留学是双向的，在实施扩大来华留学战略的同时，需要转变中国学生传统上紧盯欧美国家的现状，通过政府奖学金及创造就业的方式，鼓励和吸引我国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学习语言、文化、宗教、法律、外交等专业，为未来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整体外交大局服务。
三、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各类人才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无疑是重要因素，无论是经贸合作还是文化交流，都离不开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通晓国际语言以及对某一国家、地区或者行业领域有专业研究的复合型人才。而在各类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等院校包括职业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将责无旁贷。
为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需要重点培养以下几类人才[2]：一是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都需要专业技能人才支撑。二是小语种人才培养。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与交流的增加，我国将急需大量通晓“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国情的专门人才。三是技术人员和工人劳务培训。“一带一路”的实施需要大量外派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有必要对外派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必要的当地国情教育和语言、文化、习俗培训，同时需要围绕工程项目对当地人员进行技术、技能培训。
四、进一步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近10多年来，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标志的对外汉语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并摸索出了中国高校和外国高校合办孔子学院的成功模式，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正如本报告第一章所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一带一路”国家呈现数量偏少、分布不均的特点。中国可以在“人文交流”的大框架下，充分发挥地方高校对创办海外孔子学院的积极性，根据不同国家的教育需求，开设不同特色的孔子学院，特别是有“一带一路”特色文化标识的孔子学院。这将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人文教育交流合作长期稳定发展。
五、重视对“一带一路”国家教育的研究
传统上，我国的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研究主要聚焦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比较薄弱。比较教育研究长期以来也比较注重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对于相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还比较薄弱。
为支持“一带一路”的实施，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行动迅速，纷纷成立相关机构，如浙江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大连外国语大学建立“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将原来的发展研究所改名为“一带一路”研究所，西北大学建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成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而中联部牵头，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成立了“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立“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香港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同时，相关研究机构已启动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江苏师范大学于2015年完成了《“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北京大学发布了《“一带一路”国家“五通”指数研究报告》。
但是，这些机构中专门研究“一带一路”教育问题的较少，需要成立相关机构或者引导现有教育研究机构开展对这些国家的教育研究。可以设立“一带一路”教育研究专项基金，支持高等学校开展“一带一路”国家和教育问题研究；建立“一带一路”教育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基础上开展联合研究；设立“一带一路”教育援助专项基金，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领导管理人才、教师和各级、各类专业技能人才。[3]
六、采取“软”“硬”结合的教育援助模式
国际教育援助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实现了从重点支持“硬件建设”到“软件改善”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双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将教育援助的重点放到课程改革、教学方式变革、教师培训、能力建设、教育质量，以及制度建设、教育规划和教育政策的变革，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性别平等问题。[4]
虽然中国的教育援助也有教师培训等“软”项目，但规模较小，投入的重点仍然是校舍建设、条件改善、教材资料等方面，这对于扩大我们在教育领域的“软”实力影响非常不利。因此，在新的时期，有必要在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提供改善基本条件的教育援助的同时，增加“软”的部分，把我国优秀教育改革经验与成果，理念与思想扩散到这些国家，同时培育一批能支持相关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具体实施的第三方咨询机构。
七、借力国际多边平台
从本报告第二至八章对“一带一路”国家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介绍和论述来看，我们发现国际组织在很多国家政策变革和实践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一些国家在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追求上取得进步的重要因素。
未来，我们可以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更有影响力的教育发展合作项目，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 4）即《教育2030行动框架》相关目标的实现。借力国际组织有诸多优势，一是国际组织的知识优势能让相关项目和活动更具引领性，二是能扩大相关项目的国际显示度（International Visibility），三是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为我们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项目设计和管理人员，四是能在不削弱援助方影响力的情况下打消受援方的疑虑。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援非信托基金项目”（CFIT）就是成功的先例，此外还有“海南航空公司信托基金项目”（HFIT），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为未来相关合作提供基础。
八、加强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合作
上文提到，大量中国企业包括央企已经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分公司或机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及如何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合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挑战。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真正将“一带一路”战略落到实处，教育机构需要与企业合作，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支持服务，主要包括，一是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培养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国际化人才；二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当然这需要教育机构开展大量的相关研究并具有知识优势；三是支持企业扛起社会责任的大旗，通过在当地开展教育公益项目来获得声誉，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并营造较好的发展环境。
当然，我们在实施相关战略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5]：一是避免以我为中心的思维，考虑对方的需求。“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力来自我国，但如果没有沿线国家的响应与配合，“一带一路”战略不可能取得成效。不同国家肯定有不同的教育需求，从匹配双方的需求出发，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居高临下。二是制定差异化的对外教育合作政策。“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我们的对外教育合作政策一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粗放式做法，采取差异化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处理好各利益主体的关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依靠的是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和不同机构的协作努力。因此，需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区域利益、部门利益、单位利益的关系，建立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处理好不同利益主体的分工和协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1] 邢光远，汪应洛.“一带一路”教科文先行的战略思考与资金保障[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
[2] 刘宝存.“一带一路”中教育的使命与行动策略[J]. 神州学人，2015（10）：4-7.
[3] 刘宝存.“一带一路”中教育的使命与行动策略[J]. 神州学人，2015（10）：4-7.
[4] 赵玉池.国际教育援助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71.
[5] 刘宝存.“一带一路”中教育的使命与行动策略[J]. 神州学人，2015（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