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公元一六二○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
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谈买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
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倒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
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
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
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
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么，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熏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
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
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么，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
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衖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寻，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付“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全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
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胡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帐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整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
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
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么”，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么，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么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那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
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
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么，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
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压积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那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
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
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么，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谈印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么，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么，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
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么，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
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
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
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的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
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么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
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抄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
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么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抄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抄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科。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
（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么，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原载1956年《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