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决不是古本或元本的面目。元剧决不会是分为连续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更不会是在每折或每出之前，有二字或四字的所谓标目的。即明初刻本的杂剧，其格局也不是如此。
元刊本的杂剧三十种，每一种的剧文，都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明初周宪王刊的诚斋乐府三十余种，每一种的剧文，也都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即宣德本的刘东生娇红记，其剧文也便是每卷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
所以，我们很可以想象，不仅西厢记之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为非“古”，非本来面目，即臧晋叔元曲选的每剧分为四折或五折，也非“古”，也非本来面目。
杂剧在实际上供演唱之资的时代，人人都知道其格局，且在实际演唱之时，也大都是一次把全剧都演唱完毕的，故无需去分什么折，什么出。全剧原是整个的。直到刘东生的晚年（宣德时代）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习尚。
杂剧的分折人，约是始千万历时代，至早也不能过嘉靖的晚年。嘉靖戊午（三十九年）绍陶室刊本的杂剧十段锦，也还不曾有什么分折或分出的痕迹。
为什么杂剧的分折，要到万历时代方才实现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凡是一种文体或思潮在其本体正在继续生长的时候，往往是不会立即成为分析的研究对象的。到了它死灭，或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方才会有更精密的探索与分析。万历时代是“南杂剧”（此名称见于胡文焕的群音类选）鼎盛，而“北杂剧”已成了过去的一种文体的时候（且实际上也已绝迹于剧坛之上），所以，臧晋叔诸人，乃得以将它的体裁，加以分析，将它的剧文，加以章句。
这情形正和汉代许多抱残守缺的经生们对于周、秦古籍所做的章句的工作，毫无二致。西厢记的分折分出，便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现了的。但因西厢记毕竟与其他元人杂剧，略有不同（篇幅特别长），故王伯良、陈眉公诸人，便于分折及分出之外，更于每折或每出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标目。
这使西厢记的体式更近于当时流行的传奇的样子，也常因此使后人误会西厢记并不是一部“杂剧”。
王国维的曲录便是这样的把王氏西厢记放在“传奇”部的班头，而并不将它与丽春堂、贩茶船、芙蓉亭等等同列的。
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为了求分折分出的齐整计，总要把西厢记分为整数的二十折或二十出。其实，西厢记的歌唱，原来决不是这样的分为二十段的。雍熙乐府所收的西厢记是如底下的样子分散为二十一段的：（一）点绛唇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
（二）粉蝶儿不做周方埋怨杀法聪和尚
（三）斗鹌鹑玉宇无尘
（四）新水令梵王宫殿月轮高
（五）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六）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
（七）粉蝶儿半万贼兵
（八）五供养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
（九）斗鹌鹑云敛晴空
（一○）点绛唇相国行祠寄居萧寺
（一一）粉蝶儿风静帘闲
（一二）新水令晚风寒峭透窗纱
（一三）斗鹌鹑彩笔题诗
（一四）点绛唇仁立闲阶
（一五）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
（一六）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
（一七）新水令望蒲东萧寺暮云遮
（一八）集贤宾虽离了眼前闷
（一九）粉蝶儿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
（二○）斗鹌鹑卖弄你仁者能仁
（二一）新水令玉鞭骄马出皇都
这次序虽是不依雍熙乐府之旧（雍熙乐府是以宫调为类的），而是依着西厢记的内容的次第，然已可见出浑不是王伯良、陈眉公诸本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式样的了。王、陈诸本，虽未必是始分为二十折的祖本。（最早是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今已不知为何本）不过依着明人分折的规则，本是应该将每一套曲皆分为一折的。何以王、陈诸本或其祖本竟不依惯例将西厢分为二十一折，而仅将它分为二十折呢？何以必要将第六段的端正好一套“不念法华经”云云，并入第五段八声甘州一套“恹恹瘦损”云云之中，而不另成一折呢？
这是一种不大可了解的错误的布置。大约总是因了要求折数的齐整而始如此的无端的并合了的。
崇祯本的沈宠绥的弦索辨讹，便是这样的分为二十一折的（将八声甘州一套，题作求援，将端正好一套，题作解围，分为二折）。
后来叶堂的纳书楹，收入西厢记全谱时，也便是同样的分为二十一段（将端正好一套，题作传书，八声甘州一套，题作寺警的分开，各作一折）。
以上是最足注目的后来的变异，很容易使我们看出决不会是“古本”或“元本”的真实面目。
三
就在天启、崇祯之际，也已有人明白王、陈诸本的式样，并非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了，于是即空观主人凌初成，便自称得到一种周宪王刊行的西厢记。这本西厢记分为五剧，每剧各有题目正名，又各分为四折。端正好一套，则放在第二剧第一折之中，而题着“楔子”二字，表示不入四折正文之例。他相信，这个式样，乃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其实，即空观主人的所谓周宪王本西厢记，据我看来，也便是“子虚公子”一流的人物。我想，在西厢记的版本考上，大约是不会有周宪王刊行的这一本子的。凌初成所谓周宪王本，与王伯良之所谓“古本”，其可信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都不过是“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们在过去的记载里，找不出一点周宪王（朱有燉）曾刊行过西厢记的痕迹来。假如有此一本，何以王伯良、徐文长（说是假托的，但也是万历中刊行的）、陈眉公诸本，都从不曾提及一言半语，而直到凌氏的时候方才出现于世呢？
第一个使我们不能相信的，乃是即空观主人本西厢记的分剧分折的秩序整然的次第。我在上面已经提过，在万历时代以前，杂剧是没有分折的风气，每一剧都是连写到底的，即周宪王自己刊行诚斋乐府也是如此刊印着的。周宪王对于他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刊印西厢记便又会那样的分剧分折起来了的呢？这是说不通的。凌氏说：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凌本例言）
欲盖弥彰，作伪者诚是心劳日拙！
再则，凌氏为要维持着元剧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厢记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作为楔子，不入折数。其实，元剧又何尝没有五折的呢（像元曲选中赵氏孤儿一剧便是五折的）。推凌氏之必以端正好一套为楔子者，
意中多少总受有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之以此套包纳入上一段八声甘州“恹恹瘦损”一套之内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凌氏解证）。
这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凌氏难道竟不知道元剧有一剧五折的么？有人说，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为的是夹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里，例以元剧每本必须“旦”或“末”独唱到底之惯规，故此套当然是“楔子”，而不能当作一折。但西厢记的体裁本来是元剧常例所范围不住的。西厢记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这是元剧所未有的。更不用说是在一卷或一剧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夹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异的，不必因此便说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为楔子，则在第四卷及第五卷中，张生、莺莺、红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这些套曲，究竟这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关于西厢记为什么会和其他元剧的惯例不同的原因，我将在别一文里论之。）
凌氏为了要证明他所依据的周宪王的本子，确是古本，确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便在卷首引着点鬼簿的一项记载：
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
王实甫
张君瑞闹道场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害相思
草桥店梦莺莺
关汉卿
张君瑞庆团圆
凌氏所引的点鬼簿，当然便是元钟嗣成的录鬼簿。但据我所知，许多本子的录鬼簿便从没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一项记载的。现在所能得到的录鬼簿，有：
（一）明初贾仲明续补本（天一阁旧藏蓝格抄本）
（二）孟称舜柳枝集附载本
（三）栋亭十二种本
（四）暖红室刻本（据尤贞起抄本刊行）
（五）重订曲苑本
（六）王忠悫公遗书本没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样的一项记载的。在许多不同本子的录鬼簿里，只有这样的一条：
王实甫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至在关汉卿名下，则更无所谓“张君瑞庆团圆”的一个名目。照常理而论，一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决不会分成五个名目而著录着的。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其篇幅较西厢记更长（凡六卷），却也不曾巧立名目，分别记载。且在元剧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写成二本者不在少数：
李文蔚
谢安东山高卧（赵公辅次本。盐咸韵）
赵公辅
晋谢安东山高卧（汴本）
武汉臣
虎牢关三战吕布（郑德辉次本）
郑德辉
虎牢关三战吕布（末旦头折。次本）
这是依据暖红室本的录鬼簿所举出的两个例，他们都不曾因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点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怀疑其真实性的。我相信，像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点鬼簿”，世间是不会有的。
这样，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现出他的作伪的痕迹来了。
凌氏的周宪王本西厢记云云，其为伪托，大约是无可致疑的。不过凌氏对于恢复西厢记本来面目的努力，却是我们所应该致敬意的。他的这部努力要恢复西厢记原状的本子，在后来曾发生了很不少的影响。金圣叹本便是大体依据了凌本而分为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于凌本而分为五本的（毛本是对于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态度，故分为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复的西厢记本来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种种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将历来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变成了五本，五本之后，各有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西厢记，当然要较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的诸本更近于原来的面目。我们看吴昌龄西厢记之六卷，刘东生娇红记之有上下二卷，则原本西厢记当也有分为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载的每本题目正名，也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分为二十折的徐文长本、王伯良本里亦有之。（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等则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厢记里本来是不需要这种题目正名的。然而徐、王本竟有之，则可知他们的来历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后（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这种络丝娘煞尾，王伯良本虽削去，他本则往往有之。雍熙乐府也有之。
不过诸本皆无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雍熙乐府本亦如此）。故我很疑心，第一本的络丝娘煞尾，难保不是凌氏补撰出来，俾可得到整齐划一的格局的。
四
就上文看来，我们已约略的可以知道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了。总括起来说：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分为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连写到底；第二，假如分为五卷，每卷也当连写到底，并不分为若干折；第三，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题目正名；第四，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当是很重要的正文的一部分（因为在王伯良、凌初成诸本里，其第二段的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生杀心一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决非“楔子”。
第六，更有一点，为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厢记的“宾白”的问题。是元剧的宾白，久成为一个讨论的中心。究竟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选等等里记载的元剧，其“宾白”是否为元人的原作呢？我们观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各剧之绝少“宾白”，颇致怀于元曲选宾白的真确性。特别在细读了其宾白之后，我们往往觉得“曲”“白”太不相称（曲太好，白太庸腐）。
故时时有了“宾白”不出元人手笔之疑——周宪王刊诚斋乐府，每剧标题之下，皆注出“全宾”。此可见当时刊剧，大约皆只刊出曲文，同时并刊“宾白”者实为绝罕见之事。故诚斋乐府不得不特为注出“全宾”二字，以示异于众。（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另有一文。）西厢记的宾白，也与曲文很不相称。有的地方，简直是幼稚浅陋得可笑。（例不胜举，细读自知）——故我以为西厢记的宾白，大部分也当是后人的补撰。
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大约是这样。
五
至于曲白的文字上的异同，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更非一时所能讨论得尽，且在没有得到比较“古”的一个本子之前，也没法进行比勘。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雍熙乐府刊于嘉靖辛卯（十年）。比现在所得任何种本子的西厢记，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现在所见各本，大都刊于万历中叶以后）。最可靠的书本乃是最早的本子。这个原则，虽未必皆然，却也不甚与真理相远。我们如果不取这个本子和后来的诸本相对读，当可见出其优长之处，且也可以解决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争执之点。
雍熙乐府的编者是武定侯郭勋，他是编刊英烈传、水浒传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笔削者。即在雍熙乐府里也曾发现过不少乱改的痕迹。（例如，关汉卿的一首咏杭州景的南吕一枝花，雍熙乐府将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为“明”字，硬生生把这首很有关系的元初人之作。夺来作为明朝人的文字）故这部西厢记我们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与原本的面目无殊。
不过我们在没有得到更早的一个本子之前，这一个本子总可算是最近于“古”的一部罢了。
这个本子有好几个很显著的好处。姑举其一。凌濛初本的第五本第四折（他本大率皆然），张生到崔府，见了红娘时，便唱出（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枝……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云云，底下便紧接着红娘唱：（乔木查）“妾前来拜覆……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
这有点不合情理。雍熙乐府本，则（庆东原）在（乔木查）之后，先叙红娘见张生埋怨了一顿，然后再提张生之怨愤，正是事理上情节所心然的步骤。
这恰是“古本”胜于“近本”的一例。
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
在雍熙乐府①未刊行之前，选录南北曲最富的曲集，要算是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了。杨朝英阳春白雪②十卷，载套数五十余章，小令四百余阕；他的太平乐府③九卷，载套数一百三十余章，小令若干阕。其他像乐府群玉④（五卷），乐府新声⑤（三卷）等等，则所录更少了。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⑥著录无名氏南北宫词十八卷，中州元气十册，似卷帙较多，却绝不可得见，不知所载元人曲究有若干篇。
第一次著录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的书，当为明高儒的百川书志：⑦
盛世新声九宫曲九卷
盛世新声南曲一卷
盛世新声万花集一卷
大明武宗正德年人编，三集总大曲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
词林摘艳南北小令一卷
词林摘艳南九宫一卷
词林摘艳北八宫八卷
嘉靖乙酉吴江张禄校集；以盛世新声博取欠精，速成多误，复正鲁鱼，损益新旧小令，百九南调，百七十有七北调，南九宫五十三，北八宫兼别调二百七十八。词林之精备者。①高儒编辑此书目的时代，在嘉靖间，盖和词林摘艳的编者张禄同时；离开正德——盛世新声的编辑时代——也不过二十余年。崇祯间，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②也著录：
盛世新声九宫曲九卷，又南曲一卷，又万花集一卷，正德中人所编，不知名氏。
张禄词林摘艳北八宫八卷，又南九宫一卷，又南北小令一卷，吴江人。
钱遵王也是园书目④亦著录：
词林摘艳十卷
盛世新声十二卷
高儒和黄虞稷都以为盛世新声是十一卷，独钱遵王作十二卷，正和今日所见诸本合。
①雍熙乐府十二卷，郭勋辑，明嘉靖四十五年刊。
②阳春白雪有徐氏刊本，散曲丛刊本。
③太平乐府有四部丛刊本。
④乐府群玉有传抄本，散曲丛刊本。
⑤乐府新声有四部丛刊本。
⑥补元史艺文志，有原刊本，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本。
⑦百川书志二十卷，有叶氏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①见百川书志卷十八，页十至十一。
②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有张氏适园丛书本。
③见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页十七至十八。
④也是园书目见玉简斋丛书。
清初，庭臣们纂修明史，其艺文志全据千顷堂书目，①而独削新声、摘艳诸书不载，自此以后，新声、摘艳便不复为人所知。诸清代藏书家书目，也无复有著录之的。不料消声匿迹二百五六十年后，忽复先后出现于人间。使我们有机会对于元、明间的散曲作一番更精密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幸运！
词林摘艳的出现，似先于盛世新声。吴瞿安先生最着急于曲集的收藏。
我很早便知道他藏有此书。后来他将所藏交涵芬楼刊为奢摩他室曲丛，摘艳亦收入曲丛中，始得为我所读到。我到北平，曾恳诸主藏者将摘艳及沈璟的南词韵选二书见假。幸获假得，置之案上者近一年，均得录副（北平图书馆也由我那里录一副本而去）。一二·八之役，涵芬楼及其所藏，胥化为灰烬，吴氏藏曲也多半失去，致瞿安先生有“曲者不祥之物也”②之叹。然此二书独以伴我北去而获全。吴氏所藏摘艳，为张禄原刊本（刊于嘉靖乙酉）③，最为罕见，闻他又藏有他本，为万历间（？）徽藩所刊。惜未获读，不知有无歧异处。
我最初见到的一本盛世新声为周越然先生得之中国书店者；凡十二卷，有南北小令二卷，而无万花集的名目④。曾向越然先生假得，穷二月之力，将其与词林摘艳及雍熙乐府不同处，一一录出。用力至劬，而自觉不为无益。
后来，在北平故宫博物馆图书馆又见到万历二十四年内府重刊的盛世词调（即盛世新声）及万历二十五年重刊的词林摘艳二书。前年，内府重刊本的词林摘艳曾出现一部，为琉璃厂邃雅斋所得。颇思获得之，而终归北平图书馆，心里殊为耿耿！而同时刘氏嘉业堂所藏重刊增益词林摘艳①也影印了出来。去年春天，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藏书室里，获睹福州龚氏大通楼所藏残本盛世新声②，后竟附有万花集二卷，为之大喜欲狂！虽在上海仅有数日留，而不惜费一个整天的工夫，将万花集全部录目而去。至是，关于新声、摘艳二书，乃有充分的材料，足以供我们作比勘的研究了。
二
新声、摘艳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们都知道摘艳是增删新声而编成的。
但其间，有多少的歧异呢？且此二书，坊间每多伪本，往往张冠李戴，将摘艳数卷混入新声，或名为新声而实则仍为摘艳③。这种种都有待于仔细的比勘与精密的研讨的。
先讲盛世新声。
高儒和黄虞稷都以为盛世新声为正德间人所编，不知名氏。周氏藏本，①张均衡跋千顷堂书目云：“后本朝修明史，艺文一志，以儿书作根柢而润色之。”
②见吴氏叙卢前选曲（？）。
③嘉靖四年，即公元一五二五年。
④周氏藏本盛世新声首页有孔昭灿之藏印，盖系由山东孔氏藏书散出的。
①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印出。仅印百部，印工很坏。
②此残本分订二十册，存南曲二册，正宫二册，仙吕二册，中吕三册，南吕二册，双调二册，越调二册，商调二册，万花集三册。
③北平图书馆藏盛世新声十二卷，题作张禄辑；实则不过混入摘艳数卷而已；又周氏所藏新声疑亦混入摘艳数卷。
有新声引：
夫乐府之行，其来远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传自汉、唐，北曲由辽、金、元至我朝大备焉。皆出诗人之口，非桑间濮上之音，与风雅比兴相表里，至于村歌里唱，无过劝善惩恶，寄怀写怨。予尝留意词曲，间有文鄙句俗，甚伤风雅，使人厌观而恶听。予于暇日，逐一检阅，删繁去冗，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题曰：盛世新声，命工锓梓，以广其传。庶使人歌而善反和之际，无声律之病焉。时正德十二年岁在疆圉赤奋若上元日书①。
在这“引”里，编者自己不署名。张禄序词林摘艳云：“正德间，裒而辑之为卷，名之曰盛世新声”，也不说是什么人编的。刘楫为摘艳作序，则云：“顷年，梨园中人，搜辑自元以及我朝，凡辞人骚客所作长篇短章，并传奇中奇特者，宫分调析，萃为一书，名曰盛世新声，版行已久。”这里只断定了是梨园中人所辑，也没有说出主名来。龚氏大通楼书目著录此书，作：盛世新声二十卷②，明戴贤刊本，白绵纸。
但原书题的是：
樵仙、戴贤、愚之校正刊行。
则刊行者仍不知其名氏；戴贤乃是为之“校正”的。高儒离新声的编成，不过二十余年；张禄序摘艳时，离新声的刊行，只有八九年。在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编刊者的名氏，现在更是“文献无征”。但我们若将“校正”者的戴贤即作为编者，当不会是很冒昧的。
盛世新声的版本，今知者有：（一）有“正德十二年序”本；此本十二卷全，今藏周越然先生处；初以为必是正德间原刊本。但有二可疑处：（1）通体卷帙不一律，或作“子集”、“寅集”、“亥集”，或作“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十一”；（2）全部本无各曲作者名氏及剧曲原名，但到了末后数卷，忽增入作者名氏及杂剧名目。故疑是明代翻刻者将盛世新声原书卷帙阙缺处，补以摘艳作为全书刻出。更有一旁证：凡增入作者名氏及剧名的数卷，其内容文句也和摘艳竟无两样。刊工草率。
（二）正德间戴贤校正本；此本今藏福建龚氏大通楼，残存南曲一卷；正宫、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商调各一卷；万花集二卷；阙黄钟一卷；大石调一卷。此本疑为原刊本，正符百川书志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九宫曲九卷，南曲一卷”之数，且万花集自成一部分，别立名目，也正相合（惟卷数是二卷，非一卷；疑百川、千顷堂诸目误）。刊工至精。
（三）重刊盛世词调本；①正德丁丑，即公元一五一七年。
②按此实践本；应作二十册。非原书有二十卷也。
此为万历二十四年，内府所刊，刊工甚精，今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凡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
（四）张禄辑盛世新声本；今藏北平图书馆，凡十二卷，嘉靖刻本；中杂词林摘艳若干卷，而将中缝挖改重印，故将新声竟作为“张禄辑”的了。此是伪本，最不可据。
除了第四本不必注意之外，其余三本都可加以仔细的比勘。
（1）“子集”正宫，周氏藏本凡录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以下套数三十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2）“丑集”黄钟宫，周氏藏本凡录醉花阴“国祚风和太平了”以下套数二十五章。
戴贤校本阙此卷。
“词调”本同周藏本。
（3）“寅集”大石调周氏藏本凡录“空外六花番”以下套数十四章。戴贤校本阙此卷。“词调”本同周藏本。
（4）“卯集”仙吕，周氏藏本凡录“花遮翠拥”以下套数二十七章。
戴贤校本同上。“词调”本同上。
（5）“辰集”中吕，周氏藏本，凡录“裹帽穿衫”以下套数三十—章。
戴贤校本同上。“词调”本同上。
（6）“巳集”南吕，周氏藏本，凡录“皇都锦绣城”以下套数五十三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7）“午集”双调，周氏藏本，凡录“碧夭边一朵瑞云飘”以下套数三十三章。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8）“未集”越调，周氏藏本，凡录“四海安然”以下三十二章。戴贤校本凡录三十四套。
“词调”本同戴本。这一集，周本最可怪，每套下皆注明作者及题目，且全同摘艳所注者。疑系“盛世”原版阙失，故以摘艳版拼合补足之。
（9）“申集”商调，周氏藏本，凡录“黄梅细丝江上雨”以下套数三十二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10）“西集”南曲，周氏藏本，凡录“喜逢吉日”以下套数四十六套。
戴贤校本仅有三十六套，疑此本阙失了一部分。“词调”本亦为四十六章。
（11）“戌集”，周氏藏本，凡录“南吕一枝花”“丝丝杨柳风”以下套数十二章，普天乐“洛阳花梁圆月”以下小令一百四十九阕（周氏藏本南北小令名目，亦不另立其他名目）。
戴贤校本，此集为“万花集”前卷，当是原本的面目。
“词调”本（作亥集）凡录曲牌五十一个，小令数目当时未及记下（原书在北平，未能查考）。
（12）“亥集”，周氏藏本（南北小令不分，亦不另立其他名目），凡录折桂令：“想多情恨杀薄情”以下南北小令三百五十九阕。
戴贤校本，此集作“万花集后”。
“词调”本（作戌集）凡录曲牌五十三个，小令数目未详（当时未及录下）。
“词调”本“戌”、“亥”二集，当系将万成集前后卷里的南北小令，清理出来，将南小令及北小令分别各列一集；当时翻刻此书时，必受到摘艳影响很大。
把上面各本的异同比勘了一下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新声十二卷的面目，是各本大致相同的。周氏藏本及“词调”本虽无万花集的名目，但万花集全部实已包含于其中。我们尝憾不得一见所谓万花集者，今则，此谜可以释然了。假如我们不发见了戴贤本新声，这个结论是永远不会得到的。综上三本盛世新声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凡包括：九宫曲九卷，计套数二百七十八章；南曲一卷，计套数四十六章；以上共套数三百二十四章；万花集二卷，计套数十二章，小令五百零八阕，和原序所谓：“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及百川书志所谓：“三集总大曲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者略有不符。今本小令固有“五百余阕”，而套数（大曲）则各本皆仅“三百二十四章”，和所谓“四百余章”者，相差甚远。或系编者所谓“四百余章”，乃是举其“成数”，夸大的言之欤？
万花集内容最为复杂，录小令，也录套数，疑原系独立的一书，被新声编者采来附录于后的。
三
盛世新声编刊于正德十二年，但过了九年（嘉靖四年），张禄的词林摘艳便也刊行了。
词林摘艳只有十卷，但在实际上其篇幅是不比盛世新声少的；新声里万花集分前后二集，摘艳却把它合并为“南北小令”一卷了。
编摘艳的张禄，其名氏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百川书志以他为吴江人，他自己也自署为“东吴张禄”，自序末，又有一块图章，字为“吴江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