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埃洛蒂依然感到奇怪而不安。于是，她利用坐火车上班这段时间把她还记得的母亲讲过的睡前故事都草草地记录下来。伦敦的景象在车窗外一片模糊。车厢里，有一群小学生在盯着手机偷偷地笑着。埃洛蒂把记事本放在膝头，将现实世界隔绝在外。她的笔尖在纸页上划过，可在快到滑铁卢站时，她的热情开始退去，书写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她瞥了一眼自己刚刚写下的文字，故事里讲述的有那栋带日月星辰风向标的房子，有附近那条变幻莫测的蜿蜒的河流，还有在夜晚的森林里发生的那些精彩又可怕的事情。埃洛蒂感到有些尴尬。毕竟，这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可她是个成年人。
火车停在了月台边。埃洛蒂把背包从脚边的地板上拿了起来。她看了眼素描簿——现在它被裹在一条干净的棉质茶巾里——她回想起自己昨天下午的鲁莽行为，想起自己的一时冲动，想起自己越来越笃定这本素描簿预示着某种神秘，一阵不安涌上心头。她甚至怀疑，这本素描簿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等待着她——感谢上帝自己没傻到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听!
在埃洛蒂经过河岸街圣母教堂时，电话响了起来，佩内洛普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埃洛蒂感到心慌，她突然意识到父亲说的也许有些道理。自己之所以这么不安，可能都是因为婚礼，并不是因为那幅画着房子的素描。她没接佩内洛普的电话，而是把电话塞回了口袋里。当天下午，她要先和皮帕碰个面，向她说些具体情况，然后还要到自己未来的婆婆大人那里报到。
埃洛蒂曾想过数千遍，要是自己的母亲还活着就好了，这样就有人和佩内洛普势均力敌了。母亲能做得了主——不仅仅是在她父亲那里——因为劳伦·阿德勒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埃洛蒂在十七岁时就曾疯狂研究过有关母亲的报道，先是上网，后来又跑到大英图书馆申请了借书证，把自己能找到的每篇有关劳伦·阿德勒辉煌职业生涯的文章和访谈都收集了个遍。她晚上在自己的卧室里阅读了所有的文章，并以此拼凑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她有着惊人的天赋，是乐器演奏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让埃洛蒂反复品味的是那些访谈，因为在那些引号之间，她发现了母亲自己的话，发现了她的想法、她的声音、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表达方式。
埃洛蒂曾读过一本书。她在希腊的一间旅馆房间的床底下发现了那本书。书中写了一个女人，在临死前，她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一系列关于生命和如何生活的书信，以便在自己过世之后，仍旧可以给孩子们一些指引。但埃洛蒂的母亲是死于意外，也就没给自己的独生女留下这样的金玉良言。不过，那些访谈虽算不上金玉良言，但总归聊胜于无。十七岁的埃洛蒂把每一篇访谈都研究了一遍，牢牢记在心里，还会对着梳妆台上的椭圆形妆镜，低声念诵一些自己精挑细选的话。这些话就像是受人推崇的诗句一样，成了埃洛蒂给自己列出的人生戒律。因为，十七岁的劳伦·阿德勒可不像埃洛蒂十七岁时那样：后者一直在和糟糕的皮肤以及青少年那种缺乏安全感的无望做斗争，前者则一直光彩照人，纵使天赋非凡，却为人谦虚，还多次在学校毕业舞会上进行过独奏表演，在国民心目中，她作为音乐甜心的地位岿然不动。
就连历来自信满满的佩内洛普在谈到埃洛蒂的母亲时，声音中也因敬畏而透着紧张。要知道，佩内洛普的自信可是如同她颈间那串完美无瑕的珍珠项链一般毫无破绽。她从来不说“你母亲”，她总是说“劳伦·阿德勒”——“劳伦·阿德勒有最喜欢的音乐会曲目吗？”“劳伦·阿德勒是否曾对哪处地方情有独钟？”对于这些问题，埃洛蒂都尽她最大的努力去回答。她并没有说大部分自己所知道的都是从访谈里了解到的，只要知道去哪儿找，这些访谈都是可以免费查到的。佩内洛普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这令埃洛蒂感到荣幸，因此她也不会岔开话题。阿拉斯泰尔家的房子是豪宅，衣着考究的父母不是一身粗花呢，就是一身细纹布，他家墙壁上到处挂着祖先的肖像画，可见家族绵延数代。面对这些，埃洛蒂需要把一切能找到的优势都攥在手里。
和阿拉斯泰尔刚开始谈恋爱时，他就提到过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她小时候也曾演奏过古典音乐，但进入社交圈以后便彻底放弃了。他曾对埃洛蒂讲起自己喜爱的一些往事：他母亲在他小时候领他去听过的音乐会；伦敦交响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登台时，他会感到兴奋无比。在这些往事里，一直都只有他们母子两人，都是他们俩的特别时光。(“恐怕我父亲觉得去听音乐会有点太夸张了。他最喜欢的文化活动是橄榄球。”)如今，母子俩每个月仍旧会去听一场音乐会，然后再共进晚餐。这是他们由来已久的“约会之夜”。
听埃洛蒂说到这一点，尤其是当埃洛蒂说到自己从未被邀请与他们共度“约会之夜”时，皮帕皱起了眉头，但埃洛蒂却不怎么往心里去。她确信自己曾在哪里读到过，男人若是能对母亲好，往往也会是最好的伴侣。再者，别人不觉得她一定是古典音乐爱好者，这样的改变也算是件好事。从小到大，她总得一遍又一遍地和别人谈论同一个话题——陌生人总会问她演奏什么乐器，在她告诉人家她不会演奏乐器时，对方总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并继续问道：“一点儿都不会吗？”
不过，阿拉斯泰尔却能理解她。“这不怪你，”他说，“和完美一争高下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皮帕在听到这种言论时颇为恼火(皮帕觉得“你能完美地做自己”)，但埃洛蒂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并不挑剔罢了。佩内洛普的想法是在婚礼上加入一段劳伦·阿德勒的录像。埃洛蒂说，她父亲保存着劳伦·阿德勒表演时的所有录像，如果佩内洛普想要，她可以让他把这些录像都找出来。对此，上了些年纪的佩内洛普在看着埃洛蒂时流露出实打实的喜爱。她伸手去握了握埃洛蒂的手，这是她第一次这样做，并且说道：“我看过一次她的演奏，绝妙的表演，她特别投入。她的技巧登峰造极，但有了她的投入，她的音乐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那是场可怕的意外，让人感到糟透了，我当时就像丢了魂儿一样。”
埃洛蒂大感意外。阿拉斯泰尔家的人是不会“伸手”触碰你的，在随意的交谈中也不会触及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当然啦，刚刚那一幕，来得快去得也快，佩内洛普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话题：今年春天来得早，这也就意味着切尔西花展也要提早举办。埃洛蒂对这样瞬息万变的话题不太在行。她的手上还留有刚刚被另一个女人触碰后挥之不去的感觉，而谈话让她想起了母亲的离世，这让她在接下来的整个周末时光里都被那段回忆的阴云所笼罩。
车子发生意外时，劳伦·阿德勒和开车的乐团客座美国小提琴演奏家正驾车返回伦敦。他们是结束了在巴斯的演出后和乐团的其他成员分开的。头一天的演出刚一结束，其他成员就返回了伦敦，但埃洛蒂的母亲留下来同当地的音乐家进行了一场研讨会。“她非常慷慨。”埃洛蒂的父亲说过很多次，这话是父亲对亡妻大段溢美之词中的一部分，每每谈及，都有股演练台词的架势。“大家并没有料到像她这样的天之骄女会留下来参加研讨会，但她热爱音乐，会义无反顾地花时间和那些同样喜爱音乐的人相处。不管对方是专家，还是业余爱好者，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从验尸报告上看，意外是由于乡村车道上的砾石松动和司机误判造成的。验尸报告是埃洛蒂为了解母亲而疯狂搜集资料的那年夏天从当地档案馆拿到的。埃洛蒂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开车走高速公路，可验尸官并不会对行程安排进行猜测。因此，报告给出的结果是：司机在急转弯时车速过快，导致汽车失控，滑出车道，结果劳伦·阿德勒被从前挡风玻璃甩出车外，身上多处骨折。即便她能幸免于难，也无法再演奏大提琴了。这是埃洛蒂在守灵那晚躲在沙发后面碰巧听到母亲的几位音乐家朋友说的。这话似乎意味着，对于母亲来说，活下来反倒会是更糟糕的结果。
埃洛蒂可不这么看，她父亲也一样。父亲熬过了意外发生后的种种，熬过了葬礼，但他的镇定是打击太大所致，在埃洛蒂看来，这在某些方面比他后来身陷绝望更令人担忧。他本以为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便能掩饰好自己的悲伤，但房间的旧砖墙并没有那么厚。隔壁的史密斯太太来家里帮忙时也清楚这一点。她的微笑中透着严肃，每顿晚餐都会把鸡蛋煮得软嫩嫩的，还会做些烤面包。她生动地向埃洛蒂讲述二战期间在伦敦发生的故事：史密斯太太童年时代的夜晚是在炸弹的爆炸声和德军对伦敦的空袭中度过的，她还给埃洛蒂讲了收到黑边电报那天，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失踪了。
因此，在埃洛蒂的记忆里，母亲的死是永远同爆炸声和硫黄味纠缠在一起的；在某种深层的感官层面上，无法与这段回忆剥离开的还有小孩子对于听故事的强烈渴望。
“早啊!”埃洛蒂走进办公室时，玛戈正在用水壶烧水。她把埃洛蒂最喜欢的杯子拿了下来，放在自己的杯子旁边，还把一个茶包扔进了埃洛蒂的杯子里。“提醒你一句：他今早发飙了。负责时间管理的那个家伙，发下来一份‘建议’清单。”
“哦，天啊!”
“是啊!”
埃洛蒂端着茶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在经过彭德尔顿先生办公室时，她走得尤其小心，免得自己被他看到。对于那位上了年纪、动不动就发火的顶头上司，她心怀共事之谊，但要是他心情不好，很可能会罚她做这做那。埃洛蒂手头的活儿已经够多了，即便没有那项无端派下来的修订索引的任务，也会让她忙得够呛。
她其实不必担心的。彭德尔顿先生当时完全没有心思管她。他一直脸色阴沉地盯着显示器上的什么内容。
埃洛蒂在办公桌前刚一坐稳，就立马麻利地把素描簿从手提包里拿了出来，除去裹着它的茶巾，把它放进从废弃的衣帽间找到的盒子里。昨天，她一时发了疯，这会儿，疯劲儿都过去了。眼下最好的安排是给这些物品编制目录，然后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它们和档案归置在一起，便一劳永逸了。
她戴上手套，拿出了打孔机、墨水台、可以嵌入写字台的木匣子和眼镜盒。即便最粗略地扫上一眼，也能知道这些都是20世纪中叶的办公室用品。眼镜盒上的首字母缩写意味着这些物品都是属于莱斯利·斯特拉顿-伍德的，对此，她还是把握十足的。要完成一份明确的物品清单不过小事一桩，借此让自己放松下来让埃洛蒂很高兴。她拿来一个新的档案盒，把这些物品一一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物品清单贴在档案盒的一侧。
书包更有趣些。埃洛蒂开始进行仔细地检查。她注意到，皮革的边缘有磨损，书包背面还有一些擦痕，都更靠近右侧；接缝处的针脚齐整，有一个搭扣上刻有一套五个图案的标识，说明它是纯银的，而且是英国制造。埃洛蒂将单片放大镜戴在左眼上，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没错，五个图案中有狮子，代表着纯银，有豹子，代表着伦敦——豹子的头上没有皇冠，说明它是1822年以后的物件；有小写字母“g”，用的是能说明年份的老式字体(她快速查了一下伦敦日期字母印章表，确定了是1862年)；税印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2]；最后是制造商的标识，是一组缩写的首字母，上面写着“W.S.”。
埃洛蒂查阅了目录，目光随着手指一路向下，直到她找到了“威廉·西姆斯”。她微笑着肯定自己的工作。这个书包是由西姆斯品牌店制造的，那是一家高端的银制品和皮革制品店，有皇室御用许可证。如果埃洛蒂没记错的话，那家店就位于邦德街。
还算令人满意，但故事还不完整，因为书包上还有其他的印记、擦痕和磨损形成的图案。在确定书包的历史时，这些信息同等重要。它们说明，不管这个书包被制作得多么高档，它却并非纯粹用于装饰。书包是被使用过的，而且是物尽其用。在埃洛蒂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被磨损得并不均匀的背带时，她注意到书包是被背在右肩上的，经常撞到主人的左腿上。埃洛蒂找来一个书包试着背到肩上，然后本能地意识到，应该是把书包背在另一侧。那么，这个书包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这就将詹姆斯·斯特拉顿排除在外了，即便书包里放着他的文件夹；不过，书包前盖的皮带上有几个镀金的首字母，它们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E.J.R.”。隔着手套，埃洛蒂用一个指尖在花体字母“E”上轻抚它的纹路。素描簿上也有相同的首字母缩写。那么她似乎可以放心地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着画下那幅素描的人的名字，而这个书包是他(或她)的。那么，他(或她)是个画家喽？詹姆斯·斯特拉顿曾与当时许多知名画家有交往，但这个首字母缩写并没有让她立即想起谁。谷歌总是可以拿来一用的，但对于和艺术有关的信息，埃洛蒂却有更快的查询途径。她掏出手机，在发现佩内洛普又给自己留了言时，心中一颤，但平复了心神之后，她给皮帕发了一条短信：
早安!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画家，名字的首字母是EJR，你能想到谁？
她立刻收到了回复：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今天还能约吗？见面时间从十二点改到十一点行吗？我把地址发给你。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虽然在和詹姆斯·斯特拉顿常有书信往来的画家里没有这个人，但这个名字隐约有些熟悉。现在，埃洛蒂把他的名字输入了谷歌，并点击了维基百科的页面。有关他的介绍颇为简短，她快速浏览了前半部分，上面说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生于1840年，这说明他和詹姆斯·斯特拉顿是同龄人，而且相差不了几年；他出生在伦敦，童年的部分时光是在威尔特郡度过的。他们家一共三个孩子，他是长子，也是独子，父亲看起来像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母亲在艺术方面自命不凡。父母赴远东收集日本陶瓷的那几年，他由祖父母拉德克利夫勋爵夫妇抚养。
下面一段描述了他是怎样的年少轻狂、脾气暴躁，还讲了他年纪轻轻便天赋不凡，被一位老画家偶然发现(埃洛蒂对那位老画家并不熟悉，但他显然是有些名气的人物)。他无意间看到了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画作，并将这个年轻人纳入羽翼。从爱德华·拉德克利夫早期的画展来看，他会前途无量。不过，他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关系不和。狄更斯曾在一次评论中说他的画不怎么样，为此，他和狄更斯曾进行了公开的口水战，虽然短暂，但却颇为激烈。然后，伟大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委托他创作了一幅画，这也最终证明了他的实力。从各方面来看，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事业已经开始一片光明，可埃洛蒂却开始琢磨起来，为什么自己对他的作品并不熟悉，然后她读到了最后一段：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与弗朗西斯·布朗小姐订婚。未婚妻是谢菲尔德一位工厂老板的女儿。不过，年仅二十岁的她在一次劫案中不幸身亡，此后，他便退出了公众的视野。据传，拉德克利夫当时正在创作一幅杰作，但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无论是他当时的那幅画作，还是前期准备工作中留下的任何真迹，都从未曝光。1881年，拉德克利夫在葡萄牙南部海岸溺水身亡，尸体被送回英国安葬。虽然拉德克利夫的艺术创作在数量上因其英年早逝并不可观，但作为创建紫红兄弟会的成员，他仍是19世纪中叶艺术领域中一位重要的人物。
紫红兄弟会。这个名字因为工作的关系听起来有一丝丝耳熟。于是，埃洛蒂做了笔记，要拿她做的有关斯特拉顿信件的数据库进行一下对照。她重新阅读了这一段。这一次，对于弗朗西斯·布朗因遭遇暴行猝然辞世的问题，对于拉德克利夫退出公众视野的问题，对于他孤身一人在葡萄牙客死异乡的问题，她思索良久。对于这些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她试图找出些关联性，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这个男人因伤心欲绝断送了大好前程，身体每况愈下，落得了油尽灯枯的下场。
埃洛蒂拿起素描簿，一页一页地翻开来，直到她找到那张散落的纸片，上面潦草地写着**爱意的话：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因为要是没有她在我身旁，我害怕……
真有那种强烈到一旦失去就会使人发疯的爱情吗？人们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吗？她想到了阿拉斯泰尔，这让她的脸红了起来，因为若会失去他，她当然会备受打击。但为此发疯？她真能想象自己在不可救药的绝望中无法自拔吗？
如果被失去的那个人是她的话，又会怎样呢？埃洛蒂想象着她的未婚夫：一身定制的西装，剪裁无可挑剔，出自他父亲信赖的那位裁缝之手；俊美的脸庞，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声音中透着与生俱来的上流社会的人的温度。他总是自信满满，优雅不凡，从容不迫，埃洛蒂根本无法想象，他会因为什么事情被逼疯。事实上，该好好想想的是，若是她自己不在了，那么空下来的位子会多么快速而又无声无息地被填上，就像是把一颗鹅卵石投入池塘那样。
而她母亲的离开则不同。她母亲的死带来的是紧随其后的混乱不安，是难以遏制的强烈情感，是公众的万分悲痛，是报纸刊登的专栏文章——上面配有迷人的劳伦·阿德勒的黑白照片，字里行间都是“悲剧”、“光芒四射”和“陨落的星辰”这样的字眼。
也许弗朗西斯·布朗也是个光芒四射的人？
埃洛蒂想到了这个问题。曾经属于詹姆斯·斯特拉顿的文件夹还放在书包里，现在，她从里面拿出了那张镶嵌在相框中的照片。
这是弗朗西斯·布朗吗？差不多是这个年纪，因为二十多岁的人可不会拥有这样一张脸蛋儿。
埃洛蒂紧紧盯着这张照片，那个年轻女人的目光，还有她直视镜头的表情都让埃洛蒂错不开眼。那女人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她是个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拥有怎样价值的人。她是那种充满**的年轻画家会为之写下“……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的女人。
她在谷歌上输入了“弗朗西斯·布朗”，并找到一条图片搜索的结果，网页上有同一幅肖像画的多个版本：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也是个美人，但她的美并不让人惊艳——她不是照片上的人。
埃洛蒂隐隐有些失望。这种感觉并不陌生。这就是档案管理员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档案管理员都是寻宝的人，为了搞清楚他们研究对象的一生，就要把这些人日常生活中的零零碎碎仔细翻查一遍，要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要做一条一条的记录，并总是希望找到什么难得一见的宝贝。
这一次，成功的希望并不大：素描簿、纸条和装有照片的文件夹是在同一个书包中发现的，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明显的联系了。书包和素描簿属于爱德华·拉德克利夫，文件夹属于詹姆斯·斯特拉顿。可在这一点上，又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两人彼此认识。
埃洛蒂再一次拿起了照片。相框本身就很精致：质地是纯银的，上面的图案复杂精细。詹姆斯·斯特拉顿的文件夹上标注的是1861年，似乎有理由假定，里面那张照片是属于他的，而且照片是1861年以后拍摄的。此外，还可以假定，照片上的女人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定的分量，因此他才会留着她的照片。可她是谁呢？一个不为人知的恋人？埃洛蒂并不觉得在自己已经读过的他的日记或信件中会有迹可循。
她又看了看那张美丽的面孔，想要找到些线索。她越是盯着她的照片，就越是觉得自己被她所吸引。这张照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很可能是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照片上的女人却没有岁月的痕迹。很奇怪，她的脸上有着当代人的气质，仿佛她就是眼下外面那些夏日里伦敦街头的姑娘，和朋友们一起欢声笑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洒在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她自信且风趣，投向摄影师的目光里透着亲密，几乎会让觉察到这股亲密感的人有些不舒服，就好像埃洛蒂是他们在私密互动时的闯入者。
“你是谁？”她轻声说，“对他来说，你又是他的什么人呢？”
照片上还有着某种难以言语的东西。照片上的女人光彩照人：当然，那是因为她的面孔，漂亮的眉眼，生动的表情，但也因为她的造型。她的长发做的是简简单单的样式，衣裙看起来有种浪漫的风情，宽松又朴素，但也不乏诱人的地方：腰部被凸显出来，一只衣袖被推了上去，把手臂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埃洛蒂几乎可以感觉到从河面吹来了温暖的微风，拂过女人的脸庞，吹起她的发丝，把她的白色棉质衣裙弄得暖烘烘的。可是，这不过是她自己脑补出来的，因为画中并没有河。这都是因为照片所营造出的氛围，因为照片所表现出的自由。嗯，这样的裙子才是埃洛蒂想在婚礼上穿的——
她的婚礼!
埃洛蒂瞥了一眼时钟，发现已经十点一刻了。她连皮帕的短信都还没回复呢!要是她想在十一点之前赶到国王十字火车站，她得立马动身。埃洛蒂把她的手机、便签、日记本和太阳镜都装进了包里，又看了看桌面，以防自己可能会落下什么东西。然后，冲动之下，她拿起了那张镶嵌在相框中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的那条裙子着实漂亮。她看了一眼俯身靠在档案柜旁的玛戈，便用茶巾将相框包了起来，塞进了包里。
埃洛蒂走出办公室，来到楼上，步入了夏日的温暖之中。她开始回复短信。
十一点见没问题，她输入着文字，现在就过去——把地址发过来，我很快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