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2000年1月，美国方言学会曾举行过一次有趣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获得提名的“世纪之字”有“自由”、“正义”、“科学”、“自然”、“OK”、“书”和“她”等，而进入决赛的只有“科学”和“她”字（science ＆ she ）。最后，“她”竟然以35票对27票战胜了“科学”，夺取了桂冠，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有论者因此推断，这一推选结果“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似乎意味着女人在21世纪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这一推断是否有理可据，笔者不敢妄判。但它却可激发今人对于中西女性代词的文化联想，增加我们探讨历史上有关“她”字问题的学术兴味。

在中国近代史上，“她”字被认为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语词之一”。 ［6］它的创生、争论及其此后的认同和流行，既是东西文化接触后出现的一个典型的语言现象，又是新的性别文化现象，同时还是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批评史变迁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换言之，它曾历史地参与并且影响了语言、性别文化、文学和思想观念等在近代中国的变迁过程。因此，它的出现、认同、流行及其功能本身，在不同程度上也可成为近代中国的性别史、文学书写史，乃至观念史和中外文化互动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的独特考察对象。不妨设想，这类研究或可为今人反思跨文化接触和现代性问题本身，提供生动而别致的历史资源。

英国著名史家彼得·伯克在回答文化史研究者何以要特别关注语言问题时，曾明确指出：“文化史学家为什么要涉及语言？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主题留给语言学家去讨论呢？这里的理由之一是，在任何时候，语言都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能表明文化的变迁，虽然并不只是个简单的反映。”［7］这也是笔者乐意围绕“她”字展开研究的原因之一。

最近，有学者对“思想史事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8］受其启发，笔者认定也存在一种“文化史事件”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史事件”，大体应由两类事件组成：一类自然是那些具有重要的、明显的文化史影响的大事件，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类则是具有文化反思意义的事件，它的影响和意义不一定特别显著，尤其是当它刚发生的时候。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内涵则逐渐被人们所感知，并引诱着人们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品味、阐释与反思。“她”字的创生、认同、文化实践与渗透，大体就属于这后一类“文化史事件”。［9］

关于“她”字，前人的研究并非一片空白。旅美学者刘禾曾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简略但别具慧心地谈到过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字发明的文化意义，并在有关注释里，特别提到了1920年《时事新报》和《新人》杂志上讨论“她”字的几篇文章之名。［10］刘禾之前和之后，也曾有其他学者从语言学和人物传记研究等角度，不同程度地涉猎过这一问题。［11］不过，与“她”字丰富的历史内涵相比，目前的有关研究大多还太嫌简略，尤其是该字发明之后所出现的一些争论及其相关流通和书写实践情形，人们对它的认同以及它进入汉语之后所产生的文化效应等问题，至今学界仍然缺乏较为专门深入的考察和论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她”字的早期历史再做进一步全面、细致而深入的追踪和探索，希望能尽可能多地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史内容。

20世纪30年代中期，语言学家沈兼士发表过一篇题为《“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的论文，曾得到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陈寅恪在致作者沈氏的信中表示：“大著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12］这里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也正是本书研究“她”字的方法论追求。虽不能至，然心实向往之。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本人却是“她”字进入汉语的一个著名的反对者。今时空错落，笔者只能取其赞同之方法，而逆其具体之意见。不知先生地下有知，做何评判？

既然笔者把“她”字视为“文化史事件”，那么对于这类事件究竟该如何进行恰当的“叙事”，也不能不有所回答。本书初版后两年，笔者曾在《文化史的追寻》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对于“文化史事件”究竟如何进行叙事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的问题。我以为有两个“结合”原则，或许应该得到重视：一是史家应借助多种类型的文化史料，力求逼真再现事件的主要实相，与调动自己知识储备，主动而有节制地诠释其内外“意义”相结合；一是史家应自觉呈现事件中的多种竞争性势力、观念乃至声音彼此博弈的动态过程，并将其与对该事件最终结局的社会成因分析和文化反思相结合。如果“文化史事件”的叙事，总是“胜利者”喇叭的传声筒，或仅是其胜方所持逻辑之单向推演，那将势必在丧失历史复杂性的同时，也失却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反思性。［13］

本书对“她”字历史的考索、揭示、叙述和论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上述自觉认识，只好敬请方家批评。

参考文献

［1］陈耀明：《她：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载《黄金时代》，2000（4）。同名和相近文章，还有肖杨、葛洛夫等人的转述之作，分别载《南方日报》，2001-01-10日；《语文天地》，2002（7）。

［2］可参见《韦伯斯特20世纪新英语辞典》第2版（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Unabridged，Second Edition）和《牛津英语辞典》第2版（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ume XV，1989.）中的“she”词条。后者对“she”一词的历史变化，特别是对其从“sēo”到“she”，而非直接从“hēo”到“she”的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相当详细。《剑桥英语百科全书》中的“中世纪英语”部分，则列有“The SHE Puzzle”一章，专门介绍了学术界对于“she”一词来源的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 “hēo” 通过一系列的声音变化，逐渐变成“she”；二是认为，它来源于古英语中定冠词的阴性形式“sēo”；第三种意见虽也认为它起源于“sēo”，但却强调它采取了不同的语音路径（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Edited by David Crys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3.）。

［3］现在保留的最早的俄语经典《往年纪事》、《罗斯法典》和《伊戈尔远征记》就是这段时期的作品，其中都有阳性和阴性之分。可参见Шахматов А.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морф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1957，с.，162～164.（А.А.沙赫玛托夫《俄语历史词法》，莫斯科，1957年，第162～164页）。另可见Иванов В.В.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1964.（В.В.伊万诺夫《俄语历史语法》，莫斯科，1964年）；Якубинский Л.П.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1953.（Л.П.雅库宾斯基：《古俄语历史》，莫斯科，1953年）。有关俄语资料的查考和解读，专门求助并得到同事叶柏川博士的帮助，特申谢意。

［4］据飞田良文先生的权威考证，在日本，现代读音的“彼女”一词，1876年出版的《修订插图小学读本》中已经出现，明确就是对译“she”字。1885—1886年，坪内逍遥的《当世书生气质》对此加以继承。大约从1888年前后开始，作为“she”字意思的“彼女”在日本逐渐流行开来。见飞田良文：《明治时期新造的日语》（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淡交社2002年5月版，第80～88页。另，柳父章先生的《翻译词“彼”和“彼女”的历史》（翻訳語“彼”“彼女”の歷史）一文［见《翻译语成立事情》（翻訳語成立事情）一书，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195～212页。］也研究了这一问题。笔者在收集和解读有关日文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朱京伟先生、土屋洋、山本卓也等的帮助，特此致谢。

［6］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52页。

［7］［英］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绪论”，第1页。

［8］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1）。

［9］关于“文化史事件”，笔者在此书2009年初版后又有过一点阐发。我认为：“‘文化史事件’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的存在不局限在语言、思想、学术、文艺、教育、宗教等个别具体的文化门类之内，而是具有多门类的跨越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史事件’，或者‘文学史事件’，‘艺术史事件’而已。与此相关，它的影响和作用也能体现出某种文化的综合性、持续性，蕴藏着值得深究回味的独特的‘文化史意义’。二是它的发生，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常常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文化史意义，有的甚至还需要经过后来人文学者的反思性参与，才能得到彰显。”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第4页。

［10］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

［11］如，蒙树宏：《说“她”》［载《辞书研究》，1981（4）］；凌远征：《“她”字的创造历史》［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4）］；贡树铭：《刘半农和“她”》［载《咬文嚼字》，2002（4）］；朱金顺：《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38）］；杨建民：《刘半农与“她”字的故事》（载《中华读书报》，2002-02-06）等。此外，一些有关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传记，对此问题也有零星涉及。

［12］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173页。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最早刊载于1935年《国学季刊》第5卷第3期。

［13］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