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福兮祸所伏（1）
六
日头还不在头顶，离收工还有个把时辰，高音喇叭突然唱响，有经验的农民知道，此时不是例行广播，而是“文山公社搞不站”播通知。
不是“搞不站”，而是“广播站”，笑话人家播音员普通话不准。
还真是“搞不站”，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郁的文山方言――“文山公社搞不（广播）站，现在搞不（广播）通知。”是公社广播员童允玉的声音，“通知，通知，请熊文斗到公社开会……熊文斗听到通知后立即赶到公社，不得有误；其他同志听到通知后请转告熊文斗本人。”
没有新意，不是通知开会就是找人，没有第三件事。
只有这个条件，大队、生产队没有电话，广播就成了最省钱、最便捷的通讯工具。
不是每个大队都有高音喇叭设备，文山公社只有跃进大队享有这种待遇。不是跃进大队有钱，而是有“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昌州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黎明保。之所以对跃进大队情有独钟，是因为跃进大队是地区广播电视局支农联系点，黎明保是联系点负责人。地委号召每个驻点单位每年必须为点上办1～3件大事、实事，黎明保积极响应地委号召，依托职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不到，喇叭成了哑巴，小偷把广播线当着废铁丝卖到邻近公社废品收购站。没办法，广播局工程队又来补线，怎奈补线速度跟不上盗线速度，黎明保气得咬牙切齿，找不到小偷就找大队支书出气，把童方军骂得狗血淋头。黎明保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跃进大队再不能保证广播线路安全畅通，广播局不再补线。童方军组织民兵昼夜巡逻，守住了君子守不住小人，还是剩饭一碗。失望的不仅仅是黎明保，社员群众也不例外，如其好识小偷，倒不如好识自己；不用号召，各家自“剪”门前“线”，一夜之间，广播系统崩溃，广播线成了农户家中箍桶、晾晒衣服的铁丝线。如此素质让人心灰意冷，黎明保发誓再也不办“1～3件大事、实事”。说归说，不办不行，除了不好向地委交差外，还没有脸面见人，广播局的联系点没有广播说不过去，于是寻找替代办法，在大队小学的后背山上架起了高高的铁架，高高的铁架上架设三个不同朝向的高音喇叭；三个顶一千个，方圆三公里都能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小偷也无可奈何。
“会不会是我们队的熊文斗？”有人议论。
“他还能上广播？”
很难说，熊家大湾的的确确有一个叫熊文斗的人，但是这个熊文斗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高中毕业生，既不是大队、生产队干部，也不是党员、专业户，凭什么通知一个“白板”开会？
对了，可能是熊文斗在外犯了案，开会是假，抓他是真。
顿时炸开锅。有人说看到熊文斗与一个女生一起走路，由此引发“强奸”话题；有人曾看到熊文斗在邮局“鬼鬼祟祟”，由此引出“投寄反动信件”话题……充分发挥想象力，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一句话――不是好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潘大婶听得心惊肉跳。她是熊文斗没有出五服的婶娘，俗话说得好，不是亲不关心，她不“通风报信”谁通风报信？
“琼意大嫂，不好了，出大事了。”潘大婶老远开始叫。
谢琼意没有抬头，仍然猫着腰干自己的事。这年头跟她沾边的事不多，大事小事都不关她的事，于是练就了两耳不闻窗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