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修斯”可谓是中文翻译界的一个十分经典的错误，因为译名极不规范而且广为人知，在未来甚至都成为了一个典故，专门用来指代错误的译名。

当然还有其他千奇百怪的被错误翻译的译名，比如说把“孙子”的英文名“Sun Tzu”翻译成为“桑卒”等等。

只不过这些错误的翻译当中，能够和“门修斯”并举的，似乎也就只有“指蒋为常”的那个例子了。

值得一提的是，把孟子“Mencius”翻译成“门修斯”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而把“蒋某某”翻译成“常某某”的，则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

清华和北大不愧是相互之间始终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国两所顶级大学，就连在经典的翻译错误上面也要争上一争，不能让对方把自己比过去。

造成这种人名翻译错误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外国人在晚清民国时期，试图把方块汉字拉丁化而创造出来的威妥玛拼音，与中国常使用的汉语拼音之间的冲突。

学了注音符号和汉语拼音那几代人，对之前所使用的威妥玛拼音不太清楚和熟悉，所以才频频闹笑话。

当然，威妥玛拼音本身也不完备和自洽，经常出现一些同音不同字或者同字不同音的错误。

比如说“Chu”既可以代表姓氏“朱”，也可能是其他的姓氏，比如“瞿”或者“储”。

而享誉世界的青岛啤酒，前面那个地名按照威妥玛拼音规则转写之后是“Tsingtao”，正如同清华大学不是“QHU（QingHua University）”而是“THU（TsingHua University）”，青和清在此处都被转写成为了“Tsing”。

但是在另一个地名“青海”的翻译上，所使用的却不是“Tsinghai”，而是“Chinghai”。

不过就算是威妥玛拼音可能会造成上述错误，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翻译，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所找的借口。

之所以说“门修斯”的翻译错误，要比“指蒋为常”更加经典，是因为英文原著中本身就有一个错误。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

这里所引用的这句话对应的文言文，应该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而且确实曾经出现在《孟子·万章章句上》当中。

只不过北大的教授，连“Mencius”是孟子都不知道，又怎么会去考证这句话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更为关键的是，在《孟子》当中，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三个字，那就是“孔子曰：”。

也就是说，这句话根本就不是孟子所说，而是《孟子》当中所转述的孔子的话。

这倒不是译者的过错，而是全文作者在引用参考资料的时候，把资料当中的“Mencius quoted Confucius as saying”，错误地简写成为了“Mencius’s aphorism”，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才会将错就错。

可惜不管是译者还是校对人员，连“Mencius”是孟子都不知道，更遑论他们能改成原文作者的引用错误了。

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译家，这位翻译者所在的北京大学的老校长严复，曾经提出来翻译时需要讲究“信、达、雅”。

然而现在看来，他的这些个徒子徒孙们，并没能很好的坚持自己的前辈提出来的要求。

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基本上只有孔子（孔夫子）和孟子的英文名字，是以“－cius”为后缀结尾的。

至于其他人，则多是以音译直接命名，除了上面提到的孙子（Sun Tzu），还有老子（Lao Tzu）、庄子（Chuang Tzu）和（Mo Tzu、Mo Tse）等等。

之所以孔子和孟子没有直接音译，有人说是因为第一个把他们二位的名字翻译成英语的人，知道孔子和孟子在中国的地位，是类似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的地位。

所以为了表示尊敬，这位翻译者才把孔子和孟子的名字，通过在后面加“－ius”的方式翻译成了古希腊风格，并且通过流传而变得约定俗成。

因而才导致那个书籍的译者，会想当然地把两个英文名字翻译成“门修斯”这种颇具古希腊风格的名字。

这种解释，有些太想当然了一些，犯了和陈慕武在揭幕时同样的错误。

陈慕武看到最后的四个字母“……cius”，心中先是翻译成了汉语“……修斯”，然后才以为这个雕像是一位古希腊时期的先贤。

可实际上，古希腊人名当中的修斯，其真实对应的字母是“seus”，和“cius”满不挨着。

“Confucius”和“Mencius”这两个外文名称的真正来源，得名于明清时期的传教士。

自从汉武帝后，基本上中国几千年来都讲究以儒治天下，所以孔子和孟子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有名气的古代思家。

那个时候来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们，都是来自欧洲不同的国家，每个人嘴里所讲的母语也都不一样。

这些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彼此之间不论是面对面交谈，还是写信交流，或者是向远在罗马的教廷报告自己在这边的传教情况，肯定不能用自己本国的语言。

就像在二十世纪初，陈慕武刚来到欧洲那会儿，欧洲当地通用的贵族语言是法语一样，在传教士的那个年代，他们彼此之间沟通也有专属于自己的通用语言。

只不过这种语言不是法语，而是更为古老的拉丁语。

时至今日，拉丁语依然能算是梵蒂冈的通用语言，就算不会说意大利语，到了教廷说拉丁语依然能够畅通无阻。

孔夫子和孟子这两个中国名字，其对应的拉丁字母音译，应该分别是“Confuci”和“Menci”。

——因为明清时期，离威妥玛拼音出现还早得远，故而这里和威妥玛拼音的注音规则有着很大差异。

和英语不一样的是，拉丁语的名词是分词性的，有“阳性”、“中性”和“阴性”这三种。

因为孔子和孟子当然毫无疑问地是男性，所以他们的名字，才会在后面加上“－us”这个拉丁文中表示阳性的后缀。

之前提到的荷马史诗当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Odysseus，其命名规则基本上和“门修斯”也差不多。

“－us”是表示阳性的后缀，而前面的“Odysse”，再加上一个字母“y”，就变成了荷马史诗当中第二部的名字，《奥德赛》。

只不过因为“－cius”和“－seus”的读音相仿，翻译成中文之后才全都被称作是“修斯”。

明末清初的这段时间，刚好对应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

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倒数第二位皇帝朱由校，其在欧洲文献里所使用的名字是“Thienkius”（天启＋－us），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则是“Zungchinius”（崇祯＋－us）。

而清朝在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则被翻译成为“Sungteius”（顺治＋－us）。

这些个人名的翻译风格，全都和孔夫子还有孟子的风格类似。

至于为什么老子、庄子和墨子等先贤的英文名字，没有被翻译成为以“－us”结尾的名字，则纯粹是因为他们走出国门的时间比较晚，都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威妥玛拼音法发明的前后。

那个时候因为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英语也就随之成为了世界各地通用的语言，而传教士也早就不是沟通东西方的唯一职业，拉丁语在中国范围内所占的比例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在名词后面加上表示词性的词根了。

陈慕武在心中嘲笑了一下自己所犯的这个乌龙之后，并没有收敛掉脸上的笑意。

他转过头去，对身边把这座孔子塑像捐赠给王子学院的瑞典王储表示感谢。

“王储殿下，没想到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颇有研究，连万世师表孔夫子他老人家都给请到了。”

听到陈教授嘴上的夸奖之后，瑞典王储也不自觉地自吹自擂了起来：“陈，恐怕你说的这一点，只要是略微知晓中国文化的欧洲人，都能知道孔子在中国有多受人尊敬……”

听到瑞典王储话语里的说法，陈慕武脸上带着笑，心里却是另外一种想法。

他在国内的那个“好朋友”胡适，可是第一个在十几年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个说法。

现在来到欧洲的这批老师，有很多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学生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得亏这里是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地盘儿。

倘若王子学院建设在中国的土地上，学校校园里还树立起来一座孔子的塑像，恐怕这件事情多少有些不太妙。

他并没有把心中所想同这位王子学院的校监讲出来，而是笑眯眯地听瑞典王储继续说道：“我一开始想要在欧洲聘请工匠，可是当我提出要求之后，不管是哪个工匠都很委婉地表示了拒绝。

“这是因为孔夫子毕竟是中国的先贤，在欧洲不太知名，因而工匠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雕刻。

“所以我就拜托瑞典驻中国的外交官们……”

听到这里，陈慕武心下一惊。

这瑞典王储可真下血本，难不成这座孔子雕像，是从中国雕刻好之后，再送过来的吗？

那别说是雕刻花了多少钱，就这一路上的运费，便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陈慕武想要表达自己的惊叹，可惜瑞典王储没有给他插嘴的机会，依旧滔滔不绝地说道：“……请他们在中国国内寻找孔子雕像，然后从各个角度各种拍成照片寄回到瑞典，再请工匠按照照片上的形象进行雕刻。

“本来是想要去仙东曲阜，孔子家乡的孔庙，可是因为当时正赶上贵国国内南北内战，为了安全起见，没能成行。

“这个雕像是参考了我曾经去过的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还有临近上海的嘉定文庙里的雕像雕刻的。

“陈博士，您这位中国人点评一下，这尊由欧洲工匠雕刻出来的中国雕像怎么样？”

瑞典王储给出来的解释，要比陈慕武想象当中的合理的多。

他刚刚的那个想法也确实有些天真，又不是像自由女神像那样，是一个国家赠送给另一个国家的礼物，只不过是在开学的时候送了一个雕塑而已，有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吗？

虽然瑞典王储说自己是学校的校监，有义务让学校发展的更好。

但陈慕武知道，这尊孔子雕像，主要还是奔着自己而来，他必须要表示感谢。

两个人客套了几句，才在学校门口出分手。

虽然王子学院里有瑞典王储的一间办公室，但总不能真指望这位校监大人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吧？

1929年2月4号的这张日历，已经从台历上揭了过去。

先是斯德哥尔摩本地的报纸，然后又是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全文或选择性地刊载、转载了王子学院开学典礼的情况，以及众人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演讲。

那些等着看陈慕武说了些什么话的人恐怕要失望了，因为报纸上虽然标注着全文刊载，陈慕武的讲话也不过短短数行，其中还夹杂着一个括号——（此处是一首中文歌曲，略）。

新闻从斯德哥尔摩顺着电报线或者无线电报信号传往了世界各地，而同时也有许多封电报，顺着电报线或者无线电报信号传回了斯德哥尔摩。

来自欧洲、美洲、东亚等各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电报，都不约而同地祝贺王子学院正式开学。

这些电报里面除了客套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信息。

——除了一封从美国纽约发来的电报，发信人却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

接到奥本海默电报的陈慕武，稍微有点吃惊。

让他吃惊的倒不是奥本海默给自己发送庆祝王子学院开学的电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也不是奥本海默没有在电报上写下“Love from New York City”。

陈慕武只是不理解，现在正是开学的时间，为什么奥本海默他不在芝加哥大学所在的伊利诺伊州，而是从纽约给自己发来了这封电报。

难不成他辞职不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