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在继承秦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名家辈出，硕果累累，整个画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万千气象，为唐宋绘画**的到来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超迈前代的绘画成就
魏晋南北朝称为乱世，同时却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社会相当开放的新时代，这就为文化艺术的繁盛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儒家经学正统地位的丧失，玄学代之而起，进而成为新时代的思想潮流。玄学在政治观念上崇尚自然，追求通脱；在行为上不拘礼法，**旷达。其发展流布又直接影响到当时艺术园囿的创作风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战乱，给佛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无法跳出人间的苦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幻想来生到达幸福的彼岸；而上层统治者也需要利用宗教“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生活的门票”。于是，佛教很快地弥漫于整个社会，到南北朝时趋于极盛，几乎人持佛号，家燃佛灯。佛教的盛行又必然为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门。自三国时起，大批天竺僧人陆续东来，如康僧会、维祇难、竺律炎、鸠摩罗什、昙无谶、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他们或越葱岭、渡流沙而至中原，或渡海泛舟而抵江南，带来了大批的佛经、佛像，到处立寺建塔，传经布道；中土的法显、慧景、道景、慧应、慧嵬等一批高僧也甘冒风险，历经磨难而西行取经，无不持经携像而归。佛教文化艺术之东渐，并很快与中国传统艺术交相融合，使佛画风靡当世，从而开辟了该时期绘画艺术的新园地。
由于时代的巨变，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自由，加之佛教、玄学的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绘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其一，绘画题材日益广泛，不断开拓。两汉时期以经史、孝子、列女、神话之类为主要内容的题材已降至次要地位，风俗画、肖像画趋于兴盛，山水画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取材于文艺作品的绘画日益增多。
其二，道佛画大盛，中国传统绘画与外来佛教艺术相结合，内容日渐丰富，画技不断提高。其突出表现是佛像人物画和寺观壁画大量涌现，“晕染法”、“没骨法”等画技相继出现。
其三，绘画队伍扩大，一批大师级画家出现。这时，除少数宫廷画师和大量民间画工外，一支颇具规模的文人专业画家队伍形成，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大师级画家，在我国古代画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四，我国最早的一批画论、画评等绘画理论著作相继问世，标志着绘画艺术已上升到较高的理论水平。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绘画取得了超越前代的辉煌成就，是我国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期。此后，我国绘画艺术逐渐进入唐宋高峰期。
二、三国佛教画的兴起与山水画的开端
三国绘画艺术，在内容上开始突破宫廷画的藩篱，在思想上逐渐摆脱了政教的束缚，随着佛教艺术的传入而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三国绘画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佛教画的兴起，二是山水画的开端。曹不兴、孙权赵夫人可作为三国画坛的杰出代表。
1．佛画之祖曹不兴 曹不兴，又名弗兴，三国东吴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以工画名冠当世，善画人物龙虎。据唐代许嵩《建康实录》载，他能在50尺长的绢面上作人像画幅，“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遗尺度”。孙权命他画屏风，“误落笔点，因以为蝇，帝以生蝇，举手弹之”。这就是“误墨成蝇”的故事。尝过青溪，“见青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宋文帝时久旱不雨，乃取不兴所画之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大雨如注。所谓“蓄水成雾”一类的话过于神化，不可信，但不兴画技之高超却是事实。南齐著名书画评论家谢赫曾在秘阁见不兴所画龙头，以为若见真龙，故在其《古画品录》中评述说：“不兴之迹，殆莫复传，惟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擅名不虚，在第一品。”当时在东吴文化艺术领域出了八个大能人：皇象善书法，严武善围棋，宋寿占梦，吴范治历数，刘惇明星变，赵达精算术，郑妪能相人，曹不兴善画，“世皆称妙，谓之八绝”[28]。可见曹不兴在六朝画坛上的崇高地位。
赤乌十年（247年），天竺僧人康僧会渡海东来，远游于吴，居建业（今南京市）。孙权为之建塔立寺，以江南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康僧会在寺中译经、设像传道。曹不兴见到印度传来的佛像，兴致盎然，予以摹写，盛传天下。他因此而成为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故《历代名画记》称：“曹创佛事画。”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两晋南北朝时期，道佛画盛极一时，并给隋唐绘画艺术以重大影响。
2．开山水画之端的赵夫人 孙权赵夫人，东吴著名算学家赵达之妹，河内（今河南洛阳市西）人，六朝时期唯一著名的女画家。
夫人身怀三绝：能在手指间以彩丝织出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析发丝以神胶接续，织为罗縠，裁成帐幔，时人谓之丝绝。孙权常叹息蜀、魏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画江湖、九州、山岳图；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赵夫人所画的江湖、九州、山岳图无疑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幅绝妙的山水画。
赵夫人开后世山水画之端，功不可没，她不愧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女画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赵夫人与曹不兴并列为东吴两大画家，称道她“善书画，巧妙无双”。当代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没有忘记中国这位女画家，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2章中，赞扬赵夫人是一位有经验的画家，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
三、虎头“三绝”与两晋绘画
1．西晋两画圣——卫协与张墨 卫协、张墨同为曹不兴弟子，俱工人物，兼善佛画，并称“画圣”。他们的作品很多，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卫协绘有《上林苑图》《七佛图》《醉客图》《刺虎图》《伍子胥图》《吴王舟师图》《穆天子宴瑶池图》《毛诗北风图》等。传说他的《七佛图》画好后，多年不敢点眼睛，怕点好眼睛佛会飞去。张墨则画有《维摩诘像》《捣练图》等。后世画坛给予卫、张二人以很高评价，东晋顾恺之著《画评》，称卫协之画“伟而有气势”，“密而精思”，“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纱之迹，世所并贵”。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列卫协为第一品，评之曰：“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意思是说，卫协以前，画法古拙，未脱两汉勾勒遗风，至协始加以精致描写，以求形象逼真；他兼善绘画六法，虽形神未能皆备，但气势不凡，称得上超越众多画家而成旷代绝笔。谢赫又称道张墨的画“风范气韵，极参神妙”，“但取精灵，遗其骨法，……可谓微妙也”。与卫协并列第一品。
2．虎头“三绝” 顾恺之（约346—407年），字长康，小名虎头，东晋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历仕大司马桓温参军、荆州刺史参军、散骑常侍等职。恺之“博学有才气”，是晋代第一大画家，又是著名文学家，故《晋书》将其列入《文苑传》。他与南朝画家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三大家而位居其首，后世画坛还有人尊顾、陆、张、吴（道子）为画家四祖，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言而喻。
顾恺之一生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人称“虎头三绝”。三绝之中尤以画绝最为突出，《晋书》本传称他“尤善丹青，图写特妙”。他从小拜“画圣”卫协为师，功底厚实，又深受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境界开阔。其绘画题材广泛，除宗教、风俗画外，旁及山水、花卉、飞禽、走兽、龙鱼等内容，尤以人物画最为擅长。他画人物注重点睛传神和描绘人物的相貌特征，曾为嵇康四言诗作画，对人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雁难。”意思是说，画人物动作容易，点睛传神就难了。他每次将人画好后，常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为清谈名士裴楷画像，特意在其面颊上添加三毛，以突出人物的相貌特征。顾恺之的“阿堵传神”与“颊上三毛”实为中国人物画千古不传之秘。宋代大诗人兼书画家苏轼特著《传神论》说：“传神之难在于目。顾虎头云：传神写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颧颊……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又说：“凡人意思（谓人之相貌特征），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头。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神彩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并作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恺之作画，还能坚持写实态度，他提出要给荆州刺史殷仲堪画像，殷仲堪因一目失明推辞说：“我形恶，不烦耳。”恺之劝说道：“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殷仲堪愉快地接受了建议。顾恺之的画作在当时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宰相谢安大加赞赏，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兴宁二年（364年），建康瓦官寺初建，众僧设会化缘，士大夫们布施都不满十万，恺之素贫，竟认捐百万，众人以为大言。后寺成，众僧请他兑现。恺之命备一壁，遂闭户百余日，在壁上画维摩诘一幅，“谓众僧曰：‘第一日开，见者责施十万；第二日开，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万钱也。”[29]这幅画一直保留到唐代，杜甫观瞻后写诗赞道：“看画会饥渴，追纵恨淼芒。虎头金粟影，神妙最难忘。”[30]虎头乃顾恺之小名，“金粟影”谓维摩诘像。张彦远评价说：“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陆（探微）与张（僧繇）皆效之，终不及矣！”[31]
顾恺之的绘画深受后世推崇，得到极高评价。南陈姚最著《续画品》，称“长康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学之所能窥？荀（勖）、卫（协）、曹（不兴）、张（僧繇）、方之蔑矣。分庭抗礼，未见其人。”南齐谢赫贬恺之画为第三品，姚最严肃批评谢氏“声过于实”、“列于下品，尤所未安”。张彦远谓恺之用笔“紧劲联绵，循环超忽，格调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32]！元朝汤垕著《古今画鉴》，称道“顾恺之画，如春蚕吐丝，初见甚于易，且形似，时或有失；细视之，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曾见《初平起石图》《夏禹治水》《洛神赋》《小身天王》，其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傅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览者不可不察也”。恺之被尊为画家之祖，当之无愧。
顾恺之一生画作甚多，仅被桓玄窃去的绘画珍品便有一大橱，一些名作一直保留到元代。《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古今画鉴》等画籍所载亦不下60余幅，如《雪霁望五老峰图》《女史箴图》《祖二疏图》《洛神赋图》《初平起石图》《夏禹治水图》等皆为不朽之作，可惜大都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有唐人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3卷。
顾恺之《洛神赋图》摹本局部
《女史箴图》为绢本设色，原藏清宫内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英军窃走，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它取材于西晋文学家张华所撰《女史箴》一文，采取绘画与题字相结合的形式而作的长卷。原文列举樊姬、冯媛、班婕妤等古代列女为例，是劝诫妇女的道德箴言，意在讽刺当时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原画共12段，现存9段，第4段绘有两名妇女对镜梳妆，另一妇女对镜端详，画的右边有三竖行题字：“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其意是告诫妇女，道德的修养要比容貌的修饰更重要。整个画面人物逼真传神，用笔生动，线条极为纤细，有如春蚕吐丝。
《洛神赋图》绢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它以三国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又名《感甄赋》）为题材，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原赋中所叙甄氏本袁熙之妻，颜色非凡，曹军攻破邺城后，袁熙败亡，甄氏被掳；曹植非常爱慕她，但甄氏却被曹丕夺去，并立为皇后，不久失意，受馋赐死。曹植无限思念，一次从京师东归封国，途经洛水时，便假托梦见洛水女神，借以抒发自己对甄氏的思念之情。顾恺之根据赋的内容，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连环画的形式进行描绘。画面将人物与写景紧密结合，通过对空中鸿雁、水波游龙、睡莲荷花及朝霞明月的生动描写，以衬托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洛神那衣带飘忽、楚楚动人之姿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赞叹不已，无怪后人评价该画是神采焕发，笔墨千古。
《列女仁智图》则取材于汉代刘向《列女传》，主要描绘一些以母仪、贤明、仁智、节义称著的古代列女，意在说明女子善恶可致兴亡，以劝戒天子而利王政。
四、人才济济的南朝画坛
南朝承魏晋之遗风，封建士大夫又多尚文轻武，醉心于文学艺术，加之各代帝王的大力提倡，故绘画艺术呈现独领**的局面。其时，书画盛行，不仅大小画家迭兴，画法新奇绝妙，而且绘画理论家也崭露头角，相继创作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画评、画论等绘画理论著作，从而使绘画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标志着南朝绘画方面的巨大进步。但由于佛教的盛行和宗教迷信笼罩，佛教人物画和寺院壁画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朝画坛人才济济，成就卓著，见诸史籍者即达70余人。其中较为称著者如刘宋时的顾景秀善画人物、鸟雀，陆探微等皆叹其巧绝，时称画手；袁倩师于陆探微，善画人物士女，绘《维摩诘变》一卷，百有余事，运思高妙，六法皆备，令人叹绝；其子袁质，不坠家风，绘有《庄周木雁图》《卞和抱璞图》等，笔势劲健，堪与其父比肩。江僧宝长于画人，谢灵运工寺院壁画，谢约善画山水。隐士宗炳“妙善琴棋书画”，“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33]。其孙宗测亦善画，曾绘《阮籍遇隐士苏门图》，又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作。刘胤祖妙善蝉雀画，笔迹超群，爽俊不凡；其弟绍祖“善于传写，不闲其思，至于雀鼠，笔迹历落，往往出群，时人谓之语，号曰移画”。胤祖之子璞“少习门风，……体韵精研，亚于其父”[34]。
南齐画坛高手有刘瑱、毛惠远、殷蒨、蘧道愍、姚昙度诸人。刘瑱“少有行业、文藻、篆隶、丹青并为当世所称”[35]。毛惠远师事顾恺之，笔迹颇类恺之风格，擅长人物列女，尤善画马。时刘瑱善画妇人，毛惠远善画马，并为当世第一。惠远之子稜“善于布置，略不烦草”[36]，对画面布局造诣很深；惠远弟惠秀则善画佛像人物故事，“遒劲不及惠远，委曲有过于稜”[37]，殷蒨善写人面，与真无别；蘧道愍善寺院壁画，兼工画扇，所画人马，毫厘不失。姚昙度画有逸才，巧于变化，称为妙绝。
梁世画家亦不乏其人，除张僧繇外，尚有梁元帝萧绎、焦宝愿、解倩、萧贲等人。梁元帝乃梁武帝第7子，字世诚，始封湘东王，工书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精于绘画的君主，曾自图《宣尼像》，并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南陈著名画评家姚最对其画技倍加赞誉，称“湘东殿下，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王于像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斯乃听讼部领之隙，文谈众艺之余。时复遇物援豪，造次惊绝，足使荀、卫阁笔，袁、陆韬翰”[38]。其画迹甚多，《职贡图》堪称代表作，图中绘有各国使者来京朝贡的情景，人物逼真，形态生动，每个使者后面都有简短的题记，记叙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与历来朝贡之事实。此画传至梁元帝曾孙唐监察御史萧翼，后佚失，现藏南京博物院的《职贡图》是宋摹本残卷，仅存12国使者，是了解当时各国与各民族历史、风俗及友好往来的宝贵资料。此外还有《蕃客入朝图》《鹿图》《师利图》《鹣鹤陂泽图》等，并有题记，可惜都未留存下来。萧绎世子萧方等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尤能写真，坐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问儿童皆识之”[39]。后死于战乱，年仅22岁。焦宝愿以画仕女人物见长，“衣文树色，时表新意，点黛施朱，轻重不失”[40]。解倩工人物仕女及鬼神故事，“通变巧捷，寺壁最长”[41]。萧贲，齐竟陵王萧子良之孙，形不满六尺，自幼聪明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上画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之遥”[42]。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一批骚人墨客描写美女艳妇成一时之风气，文坛之变直接影响画坛，故齐梁不少画家垂青于写真，特别注重对美人形象的描绘，梁简文帝有《咏美人看画诗》云：“可怜俱是画，谁能辨写真！”大概就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代除绘画理论继续有所突破外，绘画成就不甚突出，既缺乏名家大师，佳作亦不多见，见诸史籍之画家仅顾野王、杜缅、袁彦数人而已。顾野王善丹青，画草木尤工。梁宣城王于东府起斋，令野王画古贤，王褒作赞，时人称为二绝。梁亡入陈，历仕黄门侍郎、光禄卿等，御府所藏有草虫图一。杜缅、袁彦皆以人物画见长。
在南朝众多画家中，唯陆探微、张僧繇独占鳌头，影响甚巨，堪称巨擘。
1．陆探微的一笔画 陆探微，宋齐间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师事顾恺之，宋明帝时常侍从左右，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善画佛像、人物，参灵酌妙，动与神会，兼善山水草木。宋明帝刘彧曾使探微画嵇康像以赐伏曼容。他绘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笔迹连绵不断，劲利如锥刀，《历代名画记》称其为“一笔画”。其画作不下数十种，至唐代犹存，其中主要有《宋孝武帝像》《巴陵王像》《宋明帝像》《王悦像》《蝉雀图》《五白马图》《阿难维摩图》《蔡姬**舟图》等。南齐谢赫对之推崇备至，在《古画品录》中称他“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将其画列为上上品。唐朝张怀瓘《画断》评之说：“夫像人风骨，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俱为古今独绝。”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则称“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元朝汤垕《古今画鉴》认为：“陆探微与恺之齐名”，观其《文殊降灵真迹》，“行笔紧细，无纤毫遗恨，望之神彩动人，真希世之宝也”。
陆探微一家皆工画，其子陆绥享誉画坛，“体运遒举，风彩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43]。时有画圣之称。绥之弟弘肃受父兄熏陶，犹有名家之法。
2．张僧繇与“张家样” 张僧繇，吴人，梁武帝时历任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右军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是梁代最杰出的绘画大师，与顾恺之、陆探微并称六朝三大家，后世尊他与顾恺之、陆探微及唐代吴道子为画家四祖。
张僧繇善画山水、人物、鸟兽，尤以佛道画著称。梁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曾为金陵安乐寺画四白龙，不点眼睛，每说：“点睛即飞去。”人们不信，以为妄诞，坚持让他点睛，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睛者见在。这些传说近于神话，但张僧繇画技高明乃是事实，故陈代画评家姚最称他“善画塔庙，超越群工”。《历代名画记》称他“点曳砍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
张僧繇绘画颇具创新精神，在画技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他首先突破了顾恺之、陆探微的密体画法，开创疏体画法，但取精神而不注重形理，《历代名画记》评其用笔云：“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盻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如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据传，吴道子初见张僧繇的画不以为然，后察知其精妙而佩服之至，明代杨慎《画品》卷一载：“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他画山水不用轮廓线，直接着色，后世称为“没骨法”。在设色方法上，他又采用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阴影法，利用深浅颜色显出画面的阴阳面，从而成为中国画法参用外国画法的第一人。据《建康实录》载，他曾为建康一乘寺作壁画，“寺门遍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造，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此法亦名晕染法。张僧繇大胆地将中国传统画法与外来绘画艺术有机地融合于一起，开创了中国画法的新园地。这种独特的绘画风格，很受后世推崇，被称为“张家样”。它与北齐曹仲达所创“曹家样”、唐代吴道子所创的“吴家样”，一并成为中国古代寺庙壁画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样式。
张僧繇一生作画异常勤奋，“俾昼作夜，未尝厌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44]。加之“思若涌泉”的天资，因而创作了大量的名作，如《维摩诘像》《梁武帝像》《汉武射蛟图》《吴生格虎图》《横泉斗龙图》《水怪图》《咏梅图》《醉僧图》等，可惜散佚无遗。传张僧繇《雪山江树图》，绢本设色，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张僧繇之子善果、儒童皆以善画知名。唐李嗣真称善果“犹是名家之驹，摽置点拂，殊多佳至；时有合作，乱真于父”[45]。善果弟儒童之画亦在中品上。
五、曹仲达与北朝绘画
北朝承五胡十六国之变乱，前有北魏拓跋氏以武力征服中原，中经北魏分裂，东西魏对峙，后有北齐、北周之相互兼并，战事连绵，朝野不遑宁息；而北朝各代皆系胡族政权，民性强悍，虽受汉文化之影响，但尚武旧习依然，对文学艺术颇为轻视；北朝佛教空前盛行，但统治者热衷于开窟造像，一般艺术家多舍绘画而就雕塑。由于上述原因，故北朝绘画艺术远逊色于南朝。其时，画家既少，画迹亦不多见，而足为后世楷模之名师大家仅北齐曹仲达一人而已。
据《魏书》、《历代名画记》等古籍记载，北魏画家有蒋少游、高遵、杨乞德、祖班等数人，北周有田僧亮、袁子昂、冯提伽等人。北齐因武成帝高谌对绘画的嗜好和提倡，故出现了一些知名画家，绘画成就也较为突出。名画家主要有杨子华、刘杀鬼、曹仲达三人。
木板漆画（北魏）
1966年山西大同出土
杨子华，北齐武成帝时曾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等职，善画龙马、人物。他曾画马于壁上，“夜听啼啮长鸣，如索水草”；画龙于素绢上，“舒卷则云气萦集”；画人物“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踰”。武成帝甚重之，常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其画迹主要有《北齐校书图》《斛律金像》《北齐贵戚游苑图》《邺中百戏图》《狮猛图》等。
刘杀鬼，北齐武成帝时官拜梁州刺史，以善画斗雀知名，曾“画斗雀于壁间，（武成）帝见之以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赏赐巨万。
曹仲达，本曹国（古西域国名，故地在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人，官至朝散大夫，是北齐最著名的大画家。工画梵像，绘龙蛇能致风雨。人物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唐代吴道子画人物，“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吴齐名，故后辈誉之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曹仲达所创的绘画风格被称为“曹家样”，对后世影响甚大。其画作主要有《卢思道像》《慕容绍宗像》《弋猎图》《齐武临轩对武骑名马图》等，惜其作品不传，后人难知其详。
六、画论与画评
我国绘画艺术真正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当始自晋代的顾恺之，经南朝宗炳、王微、谢赫、姚最等人的不断发展和丰富，而逐渐形成较系统的绘画理论。其时，一批画论、画评佳作相继问世，从不同角度对绘画艺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主张和见解，对唐宋绘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顾恺之的绘画理论著作 顾恺之不仅是位大画家，还是我国绘画史上最早的绘画理论家。其绘画理论著作保存在《历代名画记》中尚有《画评》《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在画评、画法、画论等方面均有极精辟的见解。
他在《画评》中首先指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并提出“迁想妙得”之说，是讲绘画要富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这样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认为画女子要“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贵贱之形，觉然易了”。画醉容要先“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幔之”，这样才能“助神醉耳”；画壮士既要“有奔腾大势”，还要有“激扬之态”；画马需“隽骨天奇”，有“腾罩虚空”之势，才算尽善。对此，他总结说：“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
其《画云台山记》一文提出了山水画“三法”：“山有面则背向有影”，是为阴影法；“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有空青竟素上下”，谓画天空与水皆用青色填满，是为画天、水法；“下为涧，物景皆倒”，此为倒影法。此“三法”是对古代山水画理论的最早阐发，对后世颇具启迪作用。
此外，他还详细论述了临摹、绢素、色彩、构图、笔墨等方法，实是对古代画法的极好总结，足资后代借鉴。
2．宗炳《画山水序》与王微《叙画》 宗炳（375—443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人，刘宋时著名隐士。他“妙善琴书，精于言理”，学问渊博；性“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足迹遍及南方的名山大川，“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46]。由于对山水情有独钟，故在山水画及绘画理论方面均有很高造诣。
宗炳的画作有《孔子弟子像》《狮子击象图》《永嘉邑屋图》《秋山图》等。并擅长一笔画，苏轼为之赋诗云：“宛转回纹锦，萦盈连理花，何须郭忠恕（宋朝人，好山水，善画），匹素画缫车。”他撰写的《画山水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水画理论专著，全文虽不足500字，但却阐发了山水画的基本方法与最高原理。其基本方法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画像布色要采取写实主义，所谓“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其二，写生时要“构兹云岭”，描写大自然景物于尺幅之内而不能失其大小比例，“今张绡素以远映，则崑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他强调作画时要“应目会心”、“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理入影迹，诚能妙得”。其具体做法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认为这样才能“万趣融其神思”，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以写胸中之逸气。
王微（415—453年），字景玄，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高门大族，但素无宦情，仅年轻时做过司徒祭酒、主簿、功曹、记室参军、太子中舍人等官。他多才多艺，“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药方、阴阳术数”[47]。其所作《叙画》一文极为简略，仅200余字，却不乏独到见解。他首先认为作画并非为了实用，而是心灵之表现，“灵无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接着指出，作画要注意事物的变化，且不离规矩，才能使画面生动，心灵才得以体现，“横变纵化而动生焉，前矩后方而灵出焉”。他还特别强调，作画不仅是“运诸指掌”，重要的是要有**和富于想象，“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这就称作“画情”。可见，王微的山水画理论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3．谢赫《古画品录》与姚最《续画品》 谢赫，南齐画家和著名画评家，以人物肖像画称著，“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时新”[48]。由于他画技高超，故时人纷纷仿效。《安期先生图》《晋时帝步辇图》是其主要代表作。谢赫的《古画品录》实为中国画品开山之作，全文共分两部分：前为总论，后为评画。总论系统地总结了绘画六法：
（1）气韵生动。画面中的人物要生动形象，富有生命力。
（2）骨法用笔。作画要讲究轮廓、线条。
（3）应物象形。选择题材要合适，描绘形象要精确。
（4）随类赋彩。根据不同题材设色。
（5）经营位置。作画要讲究布局和结构。
（6）传移摹写。要多看多临摹先贤名作，取其所长，不断创新。
谢赫总结的六法是绘画创作最基本的重要方法和原则，极富科学性，其置“气韵生动”于首位，尤具真知灼见。尽管后世画风不断变迁，但无不奉此为万古不移之准绳，其影响远至今日，无疑这是谢赫对中国绘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该文的后半部分将27位画家分为六品进行品评，每人均详加评语，不无精当之处，亦为后世评画所仿效。但其定评和评语也有不当之处，如将顾恺之归为第三品，说他“迹不迨意，声过其实”。未免有失偏颇，因而遭后世画家的严肃批评。
姚最，陈代吴兴（今浙江吴兴）人。其画迹史籍无载，大约是位书画鉴赏家。他继谢赫之后而作《续画品》，因不满谢氏之品目，故文中不给画家划品定等，而仅作评语而已，虽名之曰续，却立意不同。他认为“丹青妙极，未易言尺”，要正确品评，决非易事；如果不是“渊识博见”，就难以究其精粗，因而主张画之优劣只“可以意求”。他给予大画家顾恺之以极高的评价（见前），直斥谢赫之诬，对其他画家之品评也颇为中肯，加之语句简洁、文辞隽永，读后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