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朝的骈文
骈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这是由汉字为独音体决定的。由于文字为独音体，于是就有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并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因此，骈文的特征就是通篇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调、用典和藻饰。这种骈偶现象由来已久，如《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不过，这些偶句在汉代以前的文章中只是偶尔出现，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主要用在意义紧要之处，以期收到警示动人之效。骈文并不一定要限定每句字数，但南北朝时骈体文逐渐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而辅以三字句和五字句。
东汉时，《汉书》的传赞在句法上已趋向整齐化。后来，蔡邕的散文开了六朝骈体文的先声。魏晋时期，骈体文开始形成，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已有很多骈偶句子，且注意辞采华茂，少量用典。南北朝时期，一般文章，尤其是应用文，都向骈偶化、辞赋化方面发展。日常公文书信用骈文，沈约的《宋书》中有些传论用骈文，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也用骈文。刘宋时，骈文不仅辞藻更绮丽，对仗更工整，而且用典也更频繁，以致“文章殆同书钞”[19]。由于用典太多，文章晦涩难读。到齐梁时期，因受佛经转读影响，声韵研究取得了进展，使骈文更进而注重平仄相对，追求音韵美。这样，骈文在语言形式上的四个基本特征更为显著，即语句对偶、多用典故、辞藻华丽、声调铿锵，使骈文达到了精美成熟的程度。
南北朝骈文的发展虽然有形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有一些内容较为充实、深刻的作品，不能一概否定，应当区别对待。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是南朝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一篇骈文。北山指南京钟山，移文系古代官府的一种文书。作者借钟山神灵之口，斥责为谋取官职而曾在钟山隐居过的周颙，尖锐地讽刺了周颙这类假隐士的虚伪情态。作者用拟人化手法对山水草木作了细致的性格刻画，文句精练而富有新意，特别是结尾一段，写得最为精彩。
梁朝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也是一篇用骈文写成的文章。文中对当时社会上趋炎附势的情态作了深刻的揭露，对偶工整，辞藻华美丰富，充分发挥了骈文形式的长处，可与《北山移文》相提并论。梁代还有一些骈文短札，是精美的山水小品。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用骈文写短信，描绘了浙江富春江的山水景色。文章并不用典，只通过直叙白描，采用各种修辞手法，将山水特点描绘出来，文字明丽洗练，风格素雅清新，是山水文中的精品。此外，丘迟的骈文书信《与陈伯之书》也是为后人传诵的名篇。作者考虑到收信人是位武将，因而用词通俗易懂，骈散兼用，活泼自然，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佳作。
如果说骈文在写景、抒情及议论上尚有一定表达能力的话，那么在叙事上则受到较大约束。因为过分讲究形式，文辞浮艳、晦涩，影响了内容的自由表述，而且所表现的内容也非常狭窄。
二、南北朝的骈赋
南北朝时期，在骈文繁荣的同时，辞赋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时的赋是在魏晋小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骈赋。南朝诗文创作讲究声律，赋也与骈文一样注重骈偶对仗，讲究音韵谐美，运用典故成语，往往通篇四六成句，句句相对，形成俳赋，也叫骈体赋。骈赋内容主要是抒情、咏物，形式短小活泼。与汉赋相比，两者都用韵，但骈赋用典，汉赋不用。骈赋与骈文相比，前者一般要用韵，是押韵的骈体文，后者可以不用韵，但两者都具有骈偶和用典的特征。
刘宋时期，赋的创作以鲍照成就最大。他的赋作现存10篇，代表作是《芜城赋》。芜城即广陵城，在今江苏扬州，自汉而历魏晋，是东南地区一座繁华的城市。作品借用西汉曾在广陵建都的吴王刘濞叛乱失败的故事，讽刺刘宋大明年间竟陵王刘诞的割据叛乱，用夸张的笔法将广陵城昔日的繁荣与它遭到兵祸后的荒凉景象相对照，抒发兴亡感慨，富有现实意义，艺术性很高，但结尾过于消沉。
与鲍氏同时代的谢惠连和谢庄，分别撰有《雪赋》和《月赋》，是写景咏物小赋的名篇。梁代，江淹早年在赋作上很有成就，其著名的抒情小赋《恨赋》和《别赋》都是典型的骈赋，样式与一般骈文相近，区别仅在于用韵以及偶用辞赋中常见的“兮”字。二赋把人生普遍存在的死亡之恨与离别之情，用抒情笔调分别加以集中描述，富有独特性，极易引起封建社会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共鸣，因而特别为人所传诵。即使今天读来，仍觉其概括性强、艺术性高，只是情调伤感，有局限。江淹少孤而家贫，较为坎坷，所以诗赋能较深刻、概括地写出许多贫贱士人的失意与痛苦心情，间接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但他晚年高官厚禄，生活环境起了变化，缺乏创作**，写不出好作品，史云淹“晚年才思微退，时人谓之才尽”[20]。
梁陈之际，一些君主和贵族文人笔下还产生过为数不少的专写贵族男女情思的抒情小赋，如庾信早年的《**子赋》、梁元帝萧绎的《**秋思赋》和《采莲赋》，内容与当时的宫体诗相应，犹如宫体赋。
北朝赋作中，庾信的作品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形式的发展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这一文体的最高成就。其中，《哀江南赋》最为著名，是一篇集中抒写作者怀念故国、自痛身世的鸿篇巨制。文中，庾信以自身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文章头绪纷繁，感情真挚、深沉，叙事和议论、抒情相结合，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废、混乱，对梁元帝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判也很严厉：“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叙述江陵被西魏攻破后百姓惨遭掳掠，尤为感人：“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全文对仗工整，用典繁密，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技巧高超，风格厚重，把丰富而复杂的内容生动地表达出来，是南北朝骈赋的压轴之作。
三、志怪与轶事类的小说
“小说”一词，最初是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汉书·艺文志》中，开始把小说列为一种著作类型，但并非指具有特点的文学形式，而是指那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编造的价值不高的一类作品。后来，人们大都承袭班固对小说的看法，把琐闻、杂说、考订等零星琐碎、无类可归的笔记，一律称为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一方面，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在汉人小说的基础上，演化出写神仙鬼怪的“志怪”故事，如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另一方面，作为史传的支流，广泛受到先秦两汉时期史书和诸子的影响，把写人物言行片断的“杂录”发展成为一种独创的小品体裁，即轶事小说，如裴启的《语林》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一）《博物志》和《搜神记》
《博物志》现存10卷，是一部《山海经》式的夸示博物的志怪书，对山川地理、奇物异境、琐闻杂事等以类相从，无所不记，着重宣扬的却是神仙与方术。大体上说，该书以名山大川、外国奇境作为神所在的假想地，以凤凰、麒麟、琪芝、神草作为仙宫所产珍异之物的代表。张华在《博物志》中，不仅对神仙方术、服药长生之类东西饶有兴味地加以叙述，而且还记录了一些妖异的故事。如记载天门郡有个幽山峻谷，凡经过者都飞到天空而失踪，别人认为这是成了仙，遂名该地为“仙谷”。后来发现山顶上有条巨蟒张口吸气，所谓成仙者，实际上是被巨蟒吸气吞吃了。这部书可取的内容不多，故事也很少。
在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故事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是两晋之际史学名家，著有《晋纪》20卷，时人称为“良史”。宝性好阴阳术数，迷信鬼神，撰《搜神记》20卷，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文字上予以某些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自作者手笔。书中着力宣扬神仙迷信思想，也保留了不少内容较为健康的民间故事。著名的有：第一，《东海孝妇》，介绍一孝妇被官府枉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为关汉卿名作《窦娥冤》蓝本。
第二，《董永》，叙述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办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由此演变而来。
第三，《韩凭夫妇》，描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貌美，夺为己有，夫妇俩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上长出大树，根相绕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
第四，《吴王小女》，记载吴王夫差之女与韩重相恋，因父亲反对而气绝身亡，其鬼魂仍与韩重完成夫妇之礼。
第五，《李寄斩蛇》，记述越闽东部山区有大蛇危害人畜，当地官吏听信巫师胡言，草菅人命，年年索取少女喂蛇。贫家少女李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民斩蛇除害。
第六，《干将莫邪》，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为父亲报仇，构思奇妙，情节曲折，表现出百姓对暴君强烈的复仇精神。
（二）《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403—444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之侄，袭封临川王。爱好文学，著述甚丰，今仅存《世说新语》一种。该书原名《世说》，梁刘孝标为其作注，引书达400余种，以博洽著称。
《世说新语》按类书形式编排，从《德行》至《仇隙》，共计36篇。该书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期间文人名士的旧闻轶事，虽然都是散记，但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反映了士族阶层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情趣。具体地说，其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许多条目表现了魏晋时期的黑暗政治和统治集团的荒**残暴。如《汰侈》：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是晋代著名的豪富，穷奢极欲，妻妾成群。他以杀人劝酒为阔，其残暴令人发指。大将军王敦以冷眼旁观杀人为豪，连杀3人，毫不动心，冷酷灭绝人性至极。这种野蛮的豪奢行为，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
二是《世说新语》有不少条目表现了魏晋黑暗统治下，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现实，以及愤世嫉俗的读书人精神上的苦闷。如《栖逸》篇记翟道渊与周子南共隐于浔阳，后来周子南做了官，翟道渊就不与他说话。《德行》篇谓嵇康立志不与统治集团合作，与人相处了20多年，未尝见其表露出喜愠之色。又记载“晋文王谓阮嗣宗至慎，每与人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和遭遇，间接反映了魏晋之际统治者随意杀戮士人的恐怖局面。
三是《世说新语》用较多篇幅记述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奇异举动和玄言清谈。以下分别从《任诞》和《文学》摘录两则：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宾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世说新语》在记事和语言应用方面，具有明显的艺术特色。它记事长则数行，短则数字，能在很短的篇幅中，抓住最能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片言只语或一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没有铺叙过多的描写，更绝少夸张之处。它记言清俊简约、隽永含蓄，奇行趣语跃然纸上，如《忿狷》：
王兰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辗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纳口中，啮破即吐之。
短短数语，就把王戎因吃不成鸡蛋的性急情态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该书的这些艺术特色及有关内容，因而一向受到古代文士的特别喜爱，历代模仿、续作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