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并非纯粹的“金钱”两个字可以说的清楚的。若人们之间失去了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这一点更是显得不容置疑。假定这是一条公理，我们去注意一系列的现象来证实这条公理，是毫不过分的，尽管这些现象可能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甚至完全相违背，但对于那些熟悉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但关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许多情况，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并不少见，相反，这是他们与所有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中国人是一个注重信用与怀疑猜忌心重双重体现的民族。毫无疑问，在现今中国存在的制度的本质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章与业已讨论过的中国人相互信任程度密切相关。一个人不小心知道了一些与他本人全然无关的事情，其结果可能十分严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危险更能引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各民族的猜疑。人们总是对周围的一切怀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根据一些本身就不太确定的证据去怀疑别人。
而当我们说起这个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国，总是不免会提到这种互相猜疑的第一个见证——吸引人注意的、高耸于这个国家各地的城墙。“城”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这与拉丁文里“军队”一词就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中国的律法中，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规定把城区围起来，但是这同其他法律一样，这并没有形诸文字，因为在不少城市，人们听凭城墙坍塌损毁，也不见任何保护措施。我们得知，在清朝，有一座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并占领好几个月的城市，在长期的战争中城墙完全遭到摧毁，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再修起来。其他还有不少城市也只有薄薄的泥墙，就连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事情总是从完美状态趋于衰败，破壁残垣在历史的轮廓中老去，却不会有任何的人想着去维护，这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贫弱。而一旦有了其他紧急的事情，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修城墙。实施维修时，可以方便地对官员以及其他暴发户进行罚款，而苦难的农民也逃不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朝廷对人民的不信任，这是中国所有城墙赖以建筑的坚实基础。尽管皇帝在理论上是其臣民之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官员又称作“父母官”，但不论哪一方都清楚，这些都是纯粹的专业术语，就像“加”和“减”一样，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而人民同其统治者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孩子同一个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其中有大部分的起义，只要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就可以避免。难道是政府有为难之处，而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还是是政府根本就不想那样做。与此同时，老百姓慢慢地起事，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此时大多数政府中的官员们却迅速撤入准备好的防御区里，躲在厚厚的城墙后面，如同缩到硬壳里的乌龟，或者更像是躲在刺球里的刺猬，却把这场骚乱留待军队去慢慢收拾。
走进中国老百姓的民居，就会发现这里如同别的东方人的城镇一样，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这又是猜疑的例证。让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谈到类似伦敦或者纽约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们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如果这一点让外国人感到困窘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民何以能够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尽管缺乏足够依据，中国人也会立刻加以推断：这样的国家肯定没有什么坏人。
中国大部分的乡村，几乎都是人口众多，它们看上去就好象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无疑又一次证明了相互猜疑，人们不仅防犯外族入侵，就连对他们自己人也多一个新眼，用他们的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据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例外的不这样聚居的便是山区，那里土地的非常贫瘠，以至于只能养活一二户人家，因此那里的人又是如此贫穷，穷得以致不怕贼偷。比如贝德禄先生提到的四川省：“农民及其雇工，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住在田边的农舍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挤作一堆。”这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这个偏僻省份的人比别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历经许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尽管在此之前有过长期的和平——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
女子无才便是德
东方人的猜疑，在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种不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例证，就是实际生活中以及口头上对妇女的态度。关于这类的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整整一章都谈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众所周知地成为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而一旦她们订了婚以后，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比从前更少了，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被看作是“红杏出墙”而引来恶毒的闲言碎语。有一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中国妇女的自由比她们在印度或是土耳其的姐妹要多得无法相提并论，但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不太够。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通俗的说法，来说明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妇女的一般的看法，这些说法可以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她们经常会被被说成生性见识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妇人善妒。这里，“妒”让人想起，或者故意让人想起它的同音词：“毒”。
然而，判断这种自由不能看表面现象。一位在印度城市德里住过几年后来又住在山西省会的女士评论说，中国大街上的妇女要比印度少。不过，这个事实与此处正文陈述的事实并不矛盾。
中国的妇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因为这个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时期的妇女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家中的地位甚至不不上她们的儿子，丈夫就更不用说了，这里存在着不成文的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妇女，而尊重妇女恰恰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
法国是一个以讲礼仪而著称的国家，他们的礼仪大都与其它欧美国家相近或相同。但究其根源，今日欧美的许多礼仪又是出自法国。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尊重妇女的风尚，即所谓“骑士风度”，便是中世纪法国的最有成效、历时最久的创造。 这种“骑士风度”最初只局限于对宫廷中的贵妇们，以后扩大到绅士和资产阶级的太太。这种尊重妇女的风尚已成为整个欧洲社会（当然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在对待妇女态度上有别于其它一切社会的突出的特点，并将长期地保留下来。
鉴于“骑士风度”的影响， 对妇女谦恭礼貌是法国人引以自豪的传统。长期以来，法国人皆以恭敬妇女，崇尚妇女而自豪。他们一向以“殷情的法国人”而著称于世。历史沿革到今天，所有有教养的男人仍旧恪守这些礼仪，否则便会被耻为没有教养的粗人。
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它在文字结构恰当而无意的公正性，随带地例证了这些观点。一位汉语方面的杰出学者，为回答笔者的请教，仔细考查了一百三十五个女字部首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其余的则是三十五个贬义，八十六个中性。但那些打油贬义的字中，却包含了整个汉语中最另人所不齿的的含义。许多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而三个女字在一起，则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他们互相了解，其二，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一方面的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尽管中国人生来就有凝聚在一起的能力，这时常令人想起化学上原子的结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可以很容易地确知，中国人其实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点表面工作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就算是同处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时常会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儿媳们经常是这些猜疑的导火线，她们煽起家庭之间的争斗，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妯娌们经常使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嫉妒。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关于家庭生活，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们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多次的仆人。这些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他们与主人之间只是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但是仆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这个要复杂的多了，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介绍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的中立”。一旦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恶昭彰，但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认为其他仆人怀恨于他，而在背地里告了他的黑状。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仆人听到院子里有人在低声地交谈，脸色立刻变了，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因为她以为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只不过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协商的价格而已。
如果某一天一个仆人突然遭到解雇，这种猜疑就会发展到白热化的状态。他会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进而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何遭到解雇，尽管他明知自己其实平常有许多地方做的不对，而且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得通。但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只是程度不同，因为一个中国仆人知道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利用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摆弄的。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解雇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他们知道，只要一提解雇这两个字，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受到指责的“不光彩”的仆人——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这样引起的后果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中国仆人也就得以继续在他们的家庭不断猜疑。
有一个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而且马上就要沦陷了。在危急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家中存有许多蜂箱，于是就立刻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眼看已经快爬到墙顶了。但是，在蜜蜂鼎立帮助，上耳其人迅速败退，城市也保住了，这位奥地利的姑娘功不可没。中国人的计谋经常是如同这位奥地利姑娘，而中国人的成功时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人们宁愿“相信别的什么”，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这样一个说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办法就是干脆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但这个办法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能轻易做到了。
在我们抚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记住，当他们自己在世上独立生活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国人即使在小时候也不需要这种告诫，因为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了，甚至可以夸张一点的说，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谨慎。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惊奇地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走进庙里？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庙里的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一个欠另一个债，或者有另一个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如同我们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若是受不了婆家的压力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都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提倡自由、民主而没有压制，而在中国则正相反。对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的最为简单、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就得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其他因素，一环套一环的思考，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钱与粮这两种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经纬的东西时，这种感觉最为明显。一笔原本可以交给别人来分给大家的钱，却已经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因为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别人实在是很难信服，虽然这种分配他没经历过，但在他所经历的许多次分配，总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总是免不了被扣除了不少钱。同样，中国人很难接受安排去负责别人的食物分配，在我们的仔细询问下，接受食品的人也并不认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但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可能完全被压制了，但没有理由认为表面上看不出来，人们内心就没有在互相猜疑。的确，事实上也只有外国人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中国人早就料想会那样，正如他们有同样理由去肯定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中国酒家的店小二大都有个习惯，在客人付完钱即将起身之际，大声报出帐单上的数目，这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阔绰——外国人以为是这样——而是有更实用的目的：让别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偷偷地拿客人给的小费或者说“酒钱”，虽然他们一直希望客人能给一点。
在西方要办一件需要商量和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当，大这事在中国却行不通。主管人员必须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主管人员。如果对方不在家，那就下次再去，直到见到为止。否则的话，没有人能担保通过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总是在茶余饭后谈论中国人的社会团结。经常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家庭的权威人员或者是家族的所有成员似乎都去干预某个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对于一个异姓人来说，如果他聪明点的话，就不会插手这样的事情，以免和整个家族爆发矛盾。有一句实在是很管用的话：不同姓，难相劝。讲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一般人都会想，一个外姓的家伙来瞎掺和我的事情，算什么意思？肯定别有居心，理所当然，就是居心叵测。如果终生为邻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没有特别关系的人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在中国，“外”这个字，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范围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来自何处，他本人又不想让人知道，那么，情况就更受重视了。人人都在猜测这个外乡人，“谁知道这个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位谨慎的中国人心里总不免这样嘀咕。
如果一个出门人不巧走错了路，到达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暗，特别是时辰已晚，他会经常发现没有人肯走出房子给他指一指路。笔者就有一次就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想出钱请人带路，问了不少人，可他们甚至连我的这个小小的请求都不愿意听一听。
中国私塾里的所有学童，都要大声诵读课文，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发音器官。这就是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陈规旧习”，但如果有人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话，就会知道，假如听不到读书声，教书先生就会怀疑学童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能肯定学童没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书！
并不是每一种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有责任款待陌生人。所罗门的许多有关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与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中国人谨慎简直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于外国人专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着一支没什么意义的儿歌，恰好这位先生以前没听到过，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赶紧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小男孩是中国环境的曲型产物。如果有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处找他，希望听到一点他的线索，他们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踪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经在某个地方呆过，却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问，你怎么着了他？这就可能带来麻烦。所以，面对陌生人的问话，人们肯定会采用的最为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中国人的谨慎态度，就连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试图到某个村庄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也会碰到同样情况。有件这样的事情：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打听到了去他要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却不约而同地否认有这样一个人，还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非事先有意编造，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全村人同时采用此种对策，这是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一只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东西，就会缩进洞里一样。
在诸多这类事情中，中国人已经熟练到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陌生人来到当地，别人总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揭穿，事实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留心的陌生人会发现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自己都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因为这些做法都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
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能找到的没几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全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还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这么一个人，以至于连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在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不到十杆的地方。而这位收信人也对信客找了他很久还没有找到感到十分困惑，而这并不是因为信客的能力有限。
有一位有十分富有邻居的一位老人，以前跟他一样，是中国一个极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被告知，两人住的房子离得很近，而且是一起长大的玩伴，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四十年光阴，现在却不常来往了。问这位老者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老人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那儿，人家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
中国人也毫不掩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的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尊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情形。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说明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说话做事都是小心翼翼，就连走路都是轻轻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何一句不经意的话语，都有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信任”与“猜疑”的能力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应该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而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互不信任。在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在说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每一位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包罗万象，马可·波罗告诉我们，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这对于钱的流通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中国的投机家所发放的高利率，可以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是给提供贷款的资本家减少心理负担的报酬。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用来防止朝廷中的侍女和男仆可能发生的不良关系，这在中国很早就有，历朝历代都把这个制度传承下去。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这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令人惧怕。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
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国家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如著名的在理教这样的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显，我们所论述的互相猜疑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无法得到采用。在中国实行的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以至于产生了恐惧感，怕是政府要压榨老百姓的又一手段。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某一家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就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杀以逃脱了长途跋涉之苦，这样一来就使政府的计划受了挫。
猜疑与保守主义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国外先进事物的必然引进。而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将会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革，因此，中国过的许多仁人志士不得不为此放弃许多辉煌的计划。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这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就连在开采矿藏上也是障碍重重。如果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地下的蚯蚓，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进步都举步维艰。不管好处有多大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皱眉之时，引进新事物便几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维思博士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与这种猜疑作斗争。换一个不够耐心、不够善良的人，早就厌恶地放弃这个计划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这种状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何以相信，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的收益。谁听说过？谁又会相信？中国人对这种计划在心里所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猜疑和俱畏的态度，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干最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人们会据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人们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处，看出有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参加赈济饥荒，人们不用仔细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国外。正是由于对“风水”的这些看法，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国家的边界线一般。
中国人看来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因为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他同样事情，并将不知道煤的生长速率来作为反对煤矿开采过快的理由。
外国人来中国求学旅游，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到李希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以及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场惨重战斗之后的逃命者。许多中国人，尽管在事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个子很高，他们都会暗自吃惊，因为外国人在形态上和他们是多么的不一致。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劝告，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魔。如果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做就会性命不保。
就在不久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到笔者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人学习汉语，由于他们那儿对外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因此他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难。他呆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需要他去照料，就离开了。他许诺说好某天会回来，但再也没有出现。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的时候，这位精明的儒学家从没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去的茶水，也没吃一顿饭，以免麻醉药下肚。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自己写给母亲的平安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即可封口时，他的心情立刻紧张，转而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因为他自己实在不会。
这种心理定势，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书籍有了一种顽冥不化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书上有毒，而油墨的气味就是小说中的“蒙汗药”。人们有时还会听说，这种书谁要是读上一本，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与之略有不同，他在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诉朋友说，如果谁读了这本书并且说谎，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会发现，这些书送不掉，却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敌视书的内容，其实书中内容既不为人所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是因为人们担心它是以赠书为肇始而进行敲诈，中国人太熟悉这种方法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试图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据悉这个简单的程序显然成功地弄垮过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记名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测，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最初阶段肯定碰到过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家里朋友读不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认为：多少辈人都认为汉字够完美了，对他的孩子也就够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多了。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明显的理由是，那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柔顺固执”这个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十分令人赞赏，也十分荒谬。
讽刺在外国人手里是一种武器，但这绝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没有他要求的那样多，对于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曾在厌恶之中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个仆人一有机会就问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是什么意思，才知道这个字眼是说他的，“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读过《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他们的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不禁悟出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竟查禁了这本书。
时至今日，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在中国一方是猜疑和推诿，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不少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回想起来令人厌倦，而那些负责那种出力不讨好的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段历史教训。在中国，个人自己常常就得充当外交家，中国人应该明白该怎么办。我们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是：有位外国人想在某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各种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会见时，这个外国人一副中国装束，带着不少书写用品。初步交谈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极有兴致并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个过程。他饶有兴趣地问外国人在干什么，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理一理书写用品——仅此而已。这位官员立刻神色大变：“书写用品！用来作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赶紧向这个外国人保证说，没必要记了，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官员又怎么能保证，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内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会在哪里再听到？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最为顽固的，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如今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已经遍布中华大地。在广大的病人之中，的确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好心和技术，表现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动。还有其他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甚少，除非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还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谬的传言，比如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或是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制药，甚至还有谣传说外国人在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一二年之后，外国人救人治病的事实广泛传扬，于是这样外国人的医疗机构在中国遍地开花，云开雾散，这类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些谣言还在数以万计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间的霉菌繁茂地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一样。
中国是一个谣传四起的国家，人们生性怕事，因为“人言可畏”。在前几年，旅居新加坡的华人中，就有这样一种谣传，使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之后去走某一条路，因为据传那条路上会有突然砍掉脑袋的危险。这个国家也许永远不能从这种恐怖的时代里走出来，这种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所感到的一样真切。无限的轻信和互相猜疑，是这些可怕谣传诞生和滋养的土壤。当这些谣传与外国人有关时，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表明，绝对不能轻视，而应该刚传出来就赶紧辟谣。如果当地官员能认真制止这些谣传，也就没什么大碍了。如果不加制止，任其传播，结果就会导致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暴行。中国处处都适宜迅速传播此类谣传，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这样那样地传播过。为了彻底制止那种事件的爆发，极有必要抓紧时间着手于此，这如同地质学的结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种事件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议的实例教学，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种简单的命题一旦牢固地确立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才会第一次成真。
听话要听话中话，听音要听弦外音
误解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当他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而且他选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完全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不断地以礼貌的姿态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也忍不住会发火：“你真的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则毫不迟疑地口答说：“是的，我听不懂！”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误解能力的另一层经历是，尽管他们把每个单词都听懂了，但往往由于忽视了细节，这使得他们即使没有完全失去你所表达的意思，但却领会得不够明确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词语，用来表达很多意思，比如：“在这种条件之下”、“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的确，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既没有这些短语，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外国人不是这样。时态标志也是这样，中国人不在乎这些，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当一回事。
中国人经常与人赌气，这样的结果却是害了自己，人们都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太高而不太注意了。船夫或者车夫要把他的外国主顾送去目的地，但有时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车夫的固执同他的骡子差不多，它跑到路边一个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里，非要洗个泥土澡不可。车夫拼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来，对于鞭抽就好像苍蝇给自己挠痒痒一样，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一而足，使我们时常想起德·昆西那句过于绝对的尖刻评论，认为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固执”。中国人并不是像骡子一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脾气，而同样不听话的车夫，一路上公然反抗，尽管特别警告过他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到达目的地，他又会跪倒在地上老半天，恳求他在路上蔑视的那个恩惠——酒钱。因此，旅行者出发前同车夫或船夫等人立个字据，是应有的谨慎之举，千万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
在中国，人们关心的一切事情中，大家最注重也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是一种“军需物资”。“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则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念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他希望马上拿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在中国，为了避免在钱上产生误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何时拿钱，拿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要素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过于确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事先把具体要求精确地解释清楚，定好价钱，才是妥当的。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证明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他们总是把事情想的很周到，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
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学会了两种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也是一个以真诚著称的民族，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诚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同样公正。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可以利用，犹太人每隔七天就进行一次军事活动，全然不顾战事紧张，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提图斯①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进攻，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则有利于中国人。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对外交往仍在中国人误解天性的长期发挥之中。在1860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不移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有了一个支点，藉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中国总是能以惊人的耐力坚持到最后，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大都可以成功地拿到了钱。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大雁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假想中，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笨苦力拿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弄得寸草不生，就更别提那些花大价钱买来的草皮了，他还说这样才太平。他没有“理解”你。或是派一个厨师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叫他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他没有买回来鱼，却买来三只大鹅，还说是你让买的。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送信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了。他不“理解”你。误解终究是误解，使用一定的方法还是可以消除的，但是这又事关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又显得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不幸的外国人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来充分说明。他去一家中国的银行，老板是他认识的，银行附近前不久刚发生一场毁灭性火灾。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上一脸尴尬，然后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自己错在暗示火势太逼近，银行会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庆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他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有趣的。”过了好一会儿，同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经过了慢慢酝酿，这个车夫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必死无疑！”
有一次布道者讲乃缦出席一次中国的礼拜仪式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亚兰元帅到达以利沙的门口，重现乃馒的随从为他叫门的情形。这位布道者竭力使这个画面尽可能生动形象，便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戏剧性地叫了起来：“看门的，开门，亚兰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像一粒子弹一样穿了出去，后来才明白这个人产生了误解。他是教堂的看门人，没有注意听前面的内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便用令人赞叹的速度去给乃馒开门！
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听众对他的理解也同样错误。他希望听众有一个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好比埃及鳄鱼似地横卧在帆布上时，有一位听众敬畏而小声地说出了他刚刚获得的新发现：“看，这就是外国的大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