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觉得这话有几分对。人生虽然有限，但常常觉得无用、无聊、无奈，如果不搞点小爱好，做点看似没有什么用的无益之事，岂不枯燥得要命。于是，有人打牌，有人钓鱼，有人搞收藏，乃至拍曲、写字、画画，我认为都无可厚非。
这当中甚至可以算上吟诗、写文章。要知道并非所有文章都是“经国之大业”。
我也喜欢偶尔写点文章。因为要写，所以要读，搜罗图籍便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其实也是一种“无益之事”。
这似乎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只要听说周边有什么好的书店，我是想方设法都要去看看的，仿佛只有去了，才得安心。
我还远在安徽乡下的时候，就耳闻北京琉璃厂大名。
我知道，琉璃厂是明清以来北京城著名的图书、字画交易场所，是住在北京、往来北京的文人学士必至之处。那里有一家家古籍书店，可谓缥缃满架，书画琳琅，更兼文房四宝，古雅芬芳，极是诱人。甚至听说，一些大文人把约会的地点都定在“厂甸”，几位知己或相熟的老友把臂书摊，一同披沙拣金，互相指点推荐，是何等的风雅、快慰！
一来二往，他们与店伙都认识了，店伙会为他们留心搜集图册，孤本珍本不用说了，即便零本残本也是极为难得的。
有的还直接把书（当然也包括字画）送上门去。远的不说，近代以来如梁启超、刘半农、陈垣、阿英、邓拓都是琉璃厂的熟客，他们的万卷藏书有多少都来自这里。鲁迅先生的日记里也频频提到去琉璃厂觅书。这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所在，简直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去不去琉璃厂已成为是不是一个文化人的标志。因此，我不知何时，大约从很早起就对琉璃厂充满热羡和向往。
可是，我究竟是何时第一次去琉璃厂的，却记不得了。
1990 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被录取，因此在北京只有短暂逗留。在这短短的四五天里，我的两位在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尤其是北师大的那一位，也带我逛了几家书店，买了几本书，但去过琉璃厂没有，却毫无印象了。我只记得在一家书店那一长溜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套《义门读书记》，才知古人读书是如此下功夫，而又以这么朴实的字眼给自己的著作命名，但我只翻了翻，怕自己看不懂，又因为价昂，踌躇再三而放下了。这是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吗？有点像，但绝不敢肯定。
而记得比较确切的是第二年再来京复试，这次我确实到了琉璃厂。因为我不仅自己想去看看琉璃厂的风光，而且受我的一位酷爱古典文学的同事之托，在京代买一些古典文学图籍。我跑到琉璃厂一看，似乎与我过去读到的那些名人笔下的琉璃厂不一样，除了街道两边的房子似乎是仿古建筑的，那种到处可见图书摊位、觅书的人熙来攘往的景象一点也没有看到。当时我也想不到太多，就走进几家书店，按我那位同事的口味为他挑了二十来本，其中有《庾子山集》《陶渊明集》《近体诗钞》等，我自己买了没有呢？不记得了，要买也只买了一两本，因为我知道自己即将来京读书，机会还多。这二十来本书由店员用绳子扎好，提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步行至和平门路口，看见一家邮局，心想何不将它邮寄回去得了，于是便走了进去，打包付邮。
这年下半年，我就来京读书了。按照我的性格，当年应该就会重游琉璃厂的。这时，我在心里对琉璃厂的大致方位似乎已有了一点印象，就是从和平门地铁下来往南走一段路，前面即是一东西向的街巷，初看上去与普通商业街也没有什么两样。我到了一十字路口往右（西）拐，就会看到沿街的确是开了一些书店，具体有多少，没有数过。有的确实是在书架上摆放着一部部蓝面牙签的线装书，到底是古代（民国以前）还是今人刻印的呢？看那崭新雪白的切口，我觉得大多是今人翻印，再上前一看，价钱都高得令人咋舌，我自是不敢问津。我只好转到卖现代印刷品也就是由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店里看了看，大约都是由出版社设在这里的“专卖店”经销，整个店里几乎都只卖他们自家出的书。有一次，大约已快到傍晚，我匆匆忙忙在“商务”店里翻检图书，看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汉译名著”，有红色、蓝色书脊的两种，都是西方大学者的著作，如雷贯耳的名头，我当然是目迷神夺，爱不释手，可怜自己只是个穷学生，只选择了几种几年前就已出版的书，如黑格尔《美学》、孔狄亚克《人的思维是哪里来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论》等。又在中国书店或古籍书店，买了几本唐人诗集，如《杨炯集》《王维集》等。在读书期间大约还去过几次。也买过外国文学，如漓江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太阳石》《狮子与宝石》等，以及商务版罗素《西方哲学史》，这几种书都深得我心，抱回来读得很认真。
再次走上工作岗位，上班在宣武门，距和平门倒是很近。可是我这个人对地理位置向来懵懂，所以虽然知道琉璃厂“近在咫尺”，但仍不记得具体在什么地方，每次骑自行车前往，仍要向路人打问。很快，我记住了附近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好像鲁迅先生在此演讲过。仍如学生时代一样，每次也只匆匆来逛一下，买三五本自己喜欢的而定价又不贵的现代印刷品，线装古籍照例是不敢问津。
大约买过《菊与刀》《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阿拉伯通史》《论法的精神》《美国的民主》等商务版名著，都通读了，感觉颇有收获。偶尔也到卖字画的店里张望一下，看那下面标注价格都是数千、几万，当然是极感“震撼”。后来读到张中行老人的《我的琉璃厂今昔》，说见荣宝斋里卖启功先生的字，20 世纪80 年代初一幅售价二百元，“不想又过了几年，连续有人告诉我，原来二百那样的，已经涨到六千。”我就曾在这家店里见过一幅启功的字在那里出售，标价是七千。不过那字写得真好，一改我过去读印刷品启功字给我的呆板印象，只觉得那笔画鲜颖、浏亮得不得了，就像姑娘亮晶晶的眸子，又像春雨过后一竿竿翠竹，简直就会说话似的，心里不禁大为佩服，想大家就是大家，如果我是一个富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幅。
新世纪到来，我当然仍偶尔去逛琉璃厂。最初几年，以前各出版社的“门市部”似乎只剩下三四家，我曾陪一位女同事去那里访书，还买过几本。我记得那位女士因喜欢纳兰性德，便买了一本《饮水词》送给了她。再过一两年去，那些门市部一一消失了踪影，而店面都换成堂皇、现代气派的画店。街道两边也常看到闲散人等两个一伙、三个一堆地趷蹴着或倚立在那里，每见一个来逛琉璃厂的人便有人扬起脸，望着你，甚至凑过来问你：“要画吗？
高仿的。”或直接就两个字：“高仿！”这些人一看就知是从外地农村来的，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做起这个生意。所谓高仿，就是可以乱真的名画仿作。而图书只有中国书店仍在经营。这家书店分成两爿，一爿是在海王村的南新华街，一长溜，有几间卖新书，有一大间专门卖收上来的旧书，但没一本是线装的；另一爿就在琉璃厂街上，上下两层，一层多卖绘画类书籍，大型画册等，最里边也有一间卖旧书，而二层一大间卖线装书，另一间卖旧书。我照例是只在卖旧书的地方浏览。有一次陪家乡一家报纸的老总看了琉璃厂那边的旧书，在卖旧杂志（一般都是合订本）的架子上还发现了刊有我旧作的杂志，同时在旧书架上买了中华书局出的《安南志略·海外纪事》和《岭外代答校注》。靠近海王村的中国书店旧书部我浏览得更细致。但这两处（是同一家单位）旧书其实都不便宜。我捡便宜的挑了一些，去年买了几册台湾远景版精装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三十元一册，最近去又买了两本，一本是《乐章集校注》，一本是叶灵凤《读书随笔》第三册，正好配上此前搜罗到的两册成为一套，其实这书我在80 年代就有过一套，只是没有带来北京。
很想一提的是，前年我还曾带女儿来逛过一次琉璃厂，我心里当然祈愿她能热爱书籍，但她才七岁，未来如何，也难预测，不过她倒是吵着要这本或那本图书、杂志，我虽没有都答应，其实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我还在琉璃厂那边的中国书店买了一套京剧脸谱小泥人送给她，是放在一长条形小纸盒里的，一共六个，稚拙可爱，只是那纸盒已经旧了，价倒不贵，十二元。另外，我们还踱进一卖字画的商店兼私人工作室，观赏一中年书家在那里挥毫作书，我和他还略为交谈了几句，并得到他的一张名片。
今日的琉璃厂与昔日的琉璃厂相去甚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时间在改变一切，现在专心于搜罗并阅读、研究线装书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像我这样的，也可算得半个读书人了，也基本上没有关注过线装书籍，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当然也没有那个“学力”了，所以，我逛琉璃厂从来没有体验过如古人，甚至我们的前辈淘选到孤本、珍本乃至丛残零本古籍的喜悦与快乐，也不了解这里面的经营流通等情况，因此，我逛琉璃厂当然只能像一尾小鱼，从不敢往深水里去，而只能在岸边上“浅游”
了。即便如此，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