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写出一本本精彩的小说，当然是颇为诱人的胜业。因为可以在小说里塑造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再造一个世界，令人神往。
可惜我不是，虽然我也有近四十年的从文经历，但所写的不过是散文、诗歌；虽然那里也有一个世界，但到底没有小说堂庑的廓大、恢宏。我这么说，一点没有轻视散文、诗歌的意思，散文、诗歌自有它们的魅力，那就是情感与思想。
如果要搞文学创作，最好还是写小说，即便以诗歌写作为主，也不妨写一两部小说，我时常这样想。但我并没有这样做，也许因为我算不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我也曾有几次尝试去写小说，可是当我打开笔记本——我习惯于在笔记本上写东西，试图写一篇小说，总觉得身上聚集不起力量，心里也很散乱，这样当然只能放弃。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写作是不能有一点勉强的，所以最近十余年，我再也没有尝试了。
但是，写小说在我心里曾是一个朦胧的向往。这或许是来自早年的美好愿望。我早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准备写小说了，甚至已经浅尝过一次，但确实是“浅尝辄止”，不然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也说不定哩。记得写的是一篇“革命题材”的小说，因为那时候颇流行红色小说，里面充满了英雄与硝烟，使我从小对革命战争充满了遐想。我多么也想写出一群革命者尤其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于是，我在小说的开首就安排了一场“暴动”，十几个农会的成员扛着土枪、大刀围攻一座小镇的堡垒，几次冲锋，遍地弹痕，牺牲甚多，却久攻不下，人们决定放弃，这时忽然来了一位革命者，是组织上派来的党代表，他亲临指挥，鼓舞士气，终于打垮了敌人，占领了小镇，成立革命组织……我只写到接近胜利的一刹那，便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搜索枯肠，不知道怎样拓展情节，甚至觉得没有多少语言可供驱遣，只得戛然而止，就这样成了一篇只开了个头就煞了尾的不成样子的东西，连再看它一遍的兴趣都没有了，亦可谓“意尽矣”。
我不记得这篇“小说”后来拿给我的同学看过没有。
我这么说是因为在邻村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作文也写得很好，和我一样喜爱读课外书，我们俩常在一起讨论读过的书刊，也交流一些读后感。我写小说，很可能事先跟他说过“构思”，甚至是他先萌发写小说的念头，而我也跟着想来那么一下子。在他的那个村庄，还有一位高我们好几个年级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亲口对我讲过他准备写一部小说，写的也是革命题材，或许我正是受他的启发而“捷足先登”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小说终究也没能写出来。
由此可见，写小说是多少少年人“昙花一现”的梦想，尤其是那些作文写得不错，被老师赞赏过有想象力的学生，很容易产生作家梦。但真正尝试的恐怕没有几人，如果抓住梦想，坚持探索并不断努力下去，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小说家亦未可知哩。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知名作家就是这样走上创作道路的。
幸抑或不幸，我从小学时代就写起了诗歌，不管写得像不像、好不好，我确实是从那时起，几乎一直都在写诗（中间因考学等原因中断了几次），从此再无写小说的冲动。但我一直在读小说，尤其是一些外国的现代小说——奇妙的构思，深邃的意蕴，诗一般的语言，常常让我叹服不已；读得多了，仍然不时有“心摹手追”的“技痒”之感，虽然我是一点“技”也谈不上。于是，写小说只能在心中保留一个朦胧的愿望。我多次想，假如我在人生的路上没有别的念头，那么我一定还会写小说！比如，如果我没有考取研究生来到北京的话，我在当初教书的那间斗室，当会把那些考研资料从书架上撤下，立即把一些中外名著摆上去，而且一心一意写小说，不信不能从纸上以笔为刀“杀出一条血路来”！幸抑或不幸，我还是来到了京城，写小说，做小说家，终于成了人生“一条未选择的路”。
其实到了北京，写小说的念头未曾断绝，尤其是刚来读书的那几年。我甚至多次将几部小说的“构思”对同窗好友叙述了一遍。其中我最想写的一篇是虚构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地处群山深处，人们要走过几条河流才能进得去。因为封闭，谁能坐上村长的宝座，谁就可以一言九鼎颐指气使，只手遮天。但坐老大的宝座需要非凡的“功绩”或者贡献，其中有一个“老大”是通过打捞河流中沉没的一尊宝鼎而上位的，但他的对手揭露那只宝鼎不过是赝品，“老大”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位，他使用了种种极端手段，让对手们接连神秘死去。一时间村子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结果却是老大自家后院起火，他本人惨遭毒手。争权夺利，仿佛是这个村人们唯一的追求，但煊赫权势下，却是生活的极度贫困与艰难，同时，到处充满了迷信气息。其中还安排了一个舞着龙灯游行来求雨的情节，木柴成堆燔烧，而“老大”的一个对手被当作祭品置于柴堆顶；结果如何呢？迎来的是一场叛乱……当初的构思是比较细致丰满的，二十余年过去，几忘大半。我将这个构思对我的一位女同学讲述一遍之后，她说与张炜的小说《古船》比较类似，我写作的兴味顿时大减。实际上我并没有读过《古船》，后来买了一本，也一直搁置在书橱里，不知是否受我同学那句话影响，至今没有读它。
不必否认，我有几篇小说的构思确实受到我所读过的名著影响。比如我想写篇《红草莓，黑草莓》的念头，就是在读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时萌发出来的。艾氏的小说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去参战了，许多人牺牲在前线，“我”的一个哥哥也同样上了前线，而嫂子查密莉雅在家乡搞生产，却与一位受伤返乡的军人相恋了，但他们的感情却是真挚而热烈的。
“我”目睹了这一过程，一方面是觉得值得同情，一方面因为哥哥而难以接受，遂陷于矛盾之中。我之所以要写与之近似的小说是因为心中有一位原型，那就是贫穷的堂哥从山里娶来的一位姑娘，她在新婚之日看到丈夫孑然一身且家徒四壁，便不愿和他成亲，当天就想逃走，结果叫村里人剥光衣服，关进屋里，被强行留了下来。不久，有一个走南闯北的放蜂人来到我们那里放蜂，我的堂嫂与他相识，后又相恋。这个放蜂人离开时约她一起远走他乡，但她拒绝了，因为这时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不想孩子从小同她一起背井离乡，漂泊四方。我想在中间插入“我”
随堂嫂一起采野草莓的情节：在炎热的中午，在山野，我们来到一条河边，看到清粼粼的河水，她忽然想洗涤一下身上的污垢，便嘱我为她望风。时年十一二岁的我却偷窥了一眼她在河中的光洁的身体，觉得她是那么美；而结尾则是堂嫂与放蜂人话别，却被丈夫带人“捉奸”，捉回来后，再一次将她衣服剥光了，以此来羞辱她，而经过一场纯洁爱情的洗礼，她的灵魂早已苏醒，她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而选择了投水自尽……我至今觉得这一构思尚有可取之处，何况还有原型，写起来应该有一定的底气，可惜我并没有把它化为文字落在纸上，而是一直留在心底。
我在人生的低谷期，一度又想到写点小说，期待它能改变一下自己屡屡被动的处境，乃至可以“别开生面”。
我买来一个新笔记本，准备开工，大干一番，但写了几千字的开头了，仍然找不到感觉，只得仍然让它“胎死腹中”。
这一篇已经不是“红草莓，黑草莓”式的浪漫田园故事，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几乎完全以我的一位中学老师为原型。这个老师爱好文学，做过很长时间的“文学梦”，在“文革”时期就喜欢读文学书籍，不知不觉受书中主人公的影响，从此在生活中过得像个小说中的人物，与周围格格不入，言谈举止在别人看来都似不食人间烟火一般，成了一个耽于幻想到了走火入魔地步的诗人。他在教书时，与从小失怙的学生同病相怜而渐渐发展到同性恋，但这个学生性取向是正常的，他考入高校后便与这位老师断绝了畸型关系，结果这位老师受不了了，赶去挽回，又哭又闹，寻死觅活，但仍无结果；回来后，他遂陷入崩溃与半疯癫状态……好不容易痊愈了，经人介绍与一位很好的姑娘结婚，很快生了一个儿子，但他还是不喜欢女性，且猜疑心很重，便用种种借口逼得妻子与他离婚……中间生出许多风波，直到老（退休后）还喜欢到处流浪，辗转在过去的学生间，又与许多学生产生各种矛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我甚至想好了书名：《晕陆》——有人在海上晕船，“他”在陆地上也像在海上一样，经常晕眩，意在揭示文学让他不适应现实生活。可惜我仍不愿下一番苦功，广泛搜集资料，再现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一位“逸出常轨”的知识分子可悲的一生。
总之，我屡屡动念写几篇小说，从来都懒得付诸实施，即使有一两篇开了头，也鼓不起勇气和干劲把它续写下去，主要原因还在于自己写小说的意愿并不那么强烈吧，所以定力不够，也不愿下那样的苦功——有小说家跟我说，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个体力活，其劳作是非常辛苦的；或许，也正如我的一位写作的朋友说：你写诗歌、散文、散文诗，甚至还写点评论，也足够表达你自己了，你生活底蕴也不是那么丰富，不写小说也罢。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但多少心犹不甘。来日方长，我会不会有一天也拿起笔来，写一篇两篇小说而且将它们发表出来给朋友们看看呢，这当然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