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保 密
从西苑国家安全部大院出来时，周局长也象其他民警一样，下车和门卫打了声招呼，然后骑上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蹬起来。小路上小车、自行车和行人共使用的道路，周局长特别小心。只骑了大约四分钟左右就进入了连接北京大学的大学路，路面豁然开阔，并且汽车、自行车、行人各行其道。周局长很快汇进一条自行车的河流里，蹬自行车的脚步也轻快起来。实际上就算你不想轻快也是不可能的，一辆接一辆，一辆挨一辆的下班自行车基本上有统一的速度，如果不是达到一定的技术，最好不要随便卷进这自行车的急流里，否则你稍微不小心刹了一下车，后面就会有几十辆自行车撞上来。周局长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技术自然是一流。六十年代那时自行车还是高档货时，作为国家安全战士的周局长就有了一辆，后来这几十年，无论是科长、副处长、处长还是副局长，他都坚持上下班骑自行车。当了一局之长后，他仍然骑自行车上下班，结果被门卫“告”到部办公厅，部长都知道了，于是他只好装模作样地坐了两次小车上下班，之后马上声称身体不好了，腰酸背痛，于是又我行我素地推出了自己的宝贝自行车。好在住家离西苑不远，办公厅保卫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只是办公厅的领导私下交代那些上下班同路的年青人，尽量安排和局长一起上下班，骑着自行车远远跟着老局长就行了。
周局长把这上下班的几十分钟作为锻炼，也作为换环境思考问题的大好良机。他知道，置身西苑已经是和现实世界象隔了太平洋那么远，如果上下班再坐进小汽车里，那无异是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叫什么来着，“自绝于现实”！骑了大约十分钟，已经出了一身大汗，不服老不行啊，年青时骑车走那么点路的感觉就象才刚刚起步，周局长微微笑了起来。这时，突然感觉到肩膀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大概是哪个技术不行的小年青骑车不稳伸手过来扶一下吧，周局长这样想时，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说话：“周局长，是我，杨文峰！”
周局长想笑，却忍住了。这时那个声音又说：“前面两个路口拐出去吧。”
两个路口出去，现在来得及吗？要知道进入自行车流和离开自行车流都是要技术非常好的，有时得提前十分钟做准备，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直线行驶，不是说离开就离开的。这时，那个声音突然转到周局长的右后侧，那个骑车人使用特殊的手势，让后面的骑车人注意刹车，就在这个时候，杨文峰左手伸过来抓住周局长的自行车把，两辆自行车合二为一迅速转入岔路。
周局长出了一身冷汗，想停下来，可是车把被杨文峰抓住，于是两辆自行车继续在岔路上滑行，不一会已经把大路留在视线之外了。在一间小咖啡馆前，他们停下来，杨文峰把两辆自行车锁在一起，然后两人走入咖啡厅。
周局长脸上一直带着滑稽的表情，刚刚坐下就开口了：“我说杨文峰，你又不是真的死了，搞得那么神秘干吗？简直象个特务！哈哈。”
杨文峰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打了个手势，把服务员叫过来，先点了周局长喜欢的咖啡和自己喜欢喝的珍珠奶茶，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本来就是特务，所以就要象特务呀，这叫进入状态。”
周局长乐呵呵地看着杨文峰，笑着说：“呵呵，我还不知道当特务还得进入状态呀，好你个杨——”
“因为你从来不想进入状态！”杨文峰一本正经地说。
周局长愣了一下，这时杨文峰又开口了：“周局长，你作为一局之长，主管着大概上百成千的特工，可是你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别瞎发挥了，这和我骑自行车有什么关系？”周局长说。
“大有关系。如果我是你主管的海外特工，回来看到你如此随随便便从办公大楼出来后骑自行车回家，那么我至少会产生是否值得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你手里的想法，因为在这条路上，至少有六个拐弯或者较偏僻的地点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绑架你，并在任何救援赶到之前让你消失在旁边任何一个四合院里！”
“别胡说了，小杨，有那么严重吗？！”
“对！不过，你大概不知道，你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时，在你身后不远的地方总有你们局里的两三个小伙子跟着你，他们在暗中保护你。”
“真的？”周局长差点把口里的咖啡喷出来。由于杨文峰本人以前也是局里的“小伙子”,周局长显然知道这话不假，他叹口气说：“看起来，只好坐小车上下班了，免得让这些小伙子受累。唉！”
“小杨，”过了一会，周局长开口时，声音里透出深情。“你父亲去世的事你都知道了，我派人安排好了，你父亲知道你干大事，离开时非常平静，甚至是幸福的——”
杨文峰默默地听着，不时点头，眼圈红红的，好象随时都会哭出来。
“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自从你母亲两年前去世后，你父亲虽然有些孤独，但想到你为自己的理想干大事，也就很宽慰——”
杨文峰的眼泪终于掉出来，落在珍珠奶茶里，杨文峰低下头，默默地喝着。周局长一边讲，一边安慰他。过了一会，他抬起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父母年纪大了，始终是要走的，只是这几年没能够在他们身边伺候他们，唉，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有万般的后悔和痛苦。周局长，您知道，我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他们而活的。”
“我理解，我一早就知道。小杨，希望有一天你会原谅我。”周局长说完，两人都默默无言。杨文峰当时并不知道周局长说希望有一天原谅自己的话是针对什么。过了一会，还是周局长先开口，转入了今天见面的正题。
“小杨，事情调查进展如何？”
杨文峰擦干眼角的泪水，很快恢复了常态，他说：“一切都有眉目了，只需要你最后给我一些证实，我就可以告诉你结果了。”
“哦，证实？什么样的证实？”周局长诧异地看着杨文峰。
“这个——”杨文峰停了一下，尽量压低声音，“你必须明确告诉我，我们班同学除了公开分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同学除外，哪些还是你们的人？你们是否派遣我的同学去美国？”
周局长听罢轻轻叹了口气，摇摇头，好了一会才轻声说：“那不可能，不可能。再说，我已经把你们同学中所有可以接近机密的都暗中隔离开了，到现在为止，你们的同学也没有再出事的，所以，你也可以暂时把你的调查停下来，把你的工作重点转移一下。而且你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任何绝密的，保密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原则！”
周局长后面的话稍微加重了语气，杨文峰听后脸色慢慢变了，口气强硬地说：“那好，我结束调查，马上撤回田海鹏，并迫使他们释放李建国！”
“等等，小杨，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必须让他们再坚持一段时间。奥运会就要召开了，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那些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周局长，不要忘记，他们不是你们国家安全部派遣的，我也不是国家安全部的干部！我们为了还自己清白，为了找出出卖同学的叛徒而冒险，现在既然同学已经不出事，郭青青也获得平反，我没有理由再让同学留在虎穴。你如果讲原则，那我也讲原则！何况我刚刚看美国报纸，他们不是声称你们国家安全部在美国开了三千多家公司吗？该不会都是打着国家安全部的幌子去做生意的太子党公司吧？”
周局长苦笑起来，摇摇手，“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现在真是需要你们做贡献的时候，小杨，你使用极端手段派遣你的同学直接打入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实有一手，我都自叹不如，可是你知道你为什么成功吗？”
杨文峰生气地摇摇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转过头打量起咖啡馆里的其他客人。
“你们之所以做到国家安全部都无法做到的事情，真正的原因正是因为你们不是国家安全部的人。你知道如果让我们国家安全部做你当时做的大胆的派遣工作，打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要经过多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准吗？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虽然象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家一样，有情报和反情报机构，但是对于派遣打入到人家国家的政府机关，或者以金钱收买人家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为我所用，一直是极其小心谨慎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慎重的国家。有时确实象你讽刺的那样，我们部是世界上唯一把‘不被人家抓到’作为情报工作的‘首要任务’的。这样的指导思想无疑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国家也赢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信任，不是吗？
“你当时大胆地做出那样的派遣决定，我能说什么？如果通过我，现在可能还在某个领导办公室里等开会商量呢。就算我当时如果稍微表现热心点，你们现在可能都已经失败了。我表现冷漠，正是想让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不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你们的行动和国家安全部没有关系。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做了，因为只有让你们知道你们和国家安全部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工作起来才可以大胆放开手脚，才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随机应变，不必事事想着国家形象从而总是要请示来请示去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们心里正因为明白自己不是国家安全部的，所以你们并不十分害怕，因为就算抓到了，你们只是个人行为，美国很难以间谍罪判你们的刑。你们到时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揭露美国情报机构利用美国籍华人回去做同学的工作——这样你们会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他们就无能为力了。正因为这样，你们才放心大胆，没有畏首畏尾。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国家安全部目前无法克服的困难。”
周局长停了下，问：“你知道为什么田海鹏每次都可以通过联邦调查局每年一次的测谎考察吗？”
“因为他根本不是海外情报机关派遣的，当然就可以通过！”杨文峰被周局长的话吸引住了，回过头来认真听周局长讲话。
“对了！”周局长用手轻轻敲着桌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部门的职员每年要定期接受测谎考察，这个测谎器以及调查时的题目我们都有，目前他们不断改进，这个机器准确度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虽然还有不准确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机器可能会冤枉受测人员，但却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这个测谎器目前是我们最难克服的。我们已经对机器和他们的测谎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可是仍然没有信心打败它。就是说，如果你们当初哪怕得到我稍微一点点暗示，说是得到我支持的，那么田海鹏早就被联邦调查局从测谎器上发现了，被踢出来甚至被捕了，你以为还可以等这么久吗？”
“这就是你们至今无法成功打入美国敏感部门的原因？”杨文峰嘴角带点讥笑，随后他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这样说，我原来一直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是在利用我们了？”
周局长只是笑笑，和蔼地说：“你的话真难听，我只是一直在关心你们嘛。”
“天啊，”杨文峰故意喊道，“您其实一早就知道郭青青是无辜的，您也一早知道我们是被冤枉了，可是您却故意不说，还让警察去抓我们。您知道我的性格，您算准了我会采取非法行动对抗警察放走郭青青，你大概也交代警察不要当场击毙我吧。原来这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你的目的就是要激发我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且是个人的行动。”
“小杨，”周局长慈祥地看着杨问峰，“你知道现在要找一个你这样的人才有多难吗？我怎么舍得你——”
“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义务和你合作呀，我的同学没有再出事，当然被你们隔离接触机密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生涯玩完了。可是田海鹏是持美国护照的，我现在只要一封信，他就会变成一名真正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而不再是我个人派遣过去的卧底。”杨文峰故意强调“个人”两个字，带着恶作剧的表情看着周局长。
周局长仍然是笑，好象有什么好笑似的，等杨文峰说完，才指指他说道：“小杨，可惜我太了解你了，哈哈哈哈。”
“阿，你了解我？”杨文峰激动地站起来，“那么你可以告诉我，我真不知道你的诡计，不知道你在利用我吗？”
“哈哈，”周局长忍不住笑出来，“我当然知道你了解我的诡计，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们两个都象舞台上的演员，都知道对方在演戏。所以你自己无法打入美国，因为你心里明白。可是，你派遣进入美国的人一点都不象你一样明白。哈哈。”
杨文峰颓丧地坐下，看着眼前可以用老奸巨猾来形容的超级特务，强力压下心中的敬佩，狠狠心说：
“不行，我需要你拿机密和我交换，我必须明确知道我在华盛顿的老同学刘明伟是否是你们派遣出去的，还是后来发展的，又或者是他自愿上门的？”
“保密是我们的第一原则！我不想再重复。你现在不是国家安全战士，并且就算你现在回到国家安全部，你的级别也不够知道这些派遣的机密。原则是不以个人而改变的。”周局长停止了笑容，斩钉截铁地说。
“周局长，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到这个时候怎么还不知道变通？”杨文峰虽然知道自己今天怎么说都无法改变周局长了，但却在口头上仍然不肯放弃。
“不错，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脑袋做主观判断把原则变成活的，那么人就可能是是死的了！！！”周局长声音中透出威严。
杨文峰本来已经决定放弃了，但想到这些年行动执行后的辛苦和痛苦，想到郭青青一直担惊受怕东躲西藏，想到小江西现在还不知道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心中不觉生出焦躁不耐和无力感。当他接触到周局长平静中透出威严的眼睛时，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抓住周局长这最后一句话，突然想起了部里的传说，于是故意漫不经心地嘀咕着：“周局长，你在文革时不是因为坚持保密原则，害死了——”
杨文峰不得不停下来，周局长的脸色突然苍白如纸，手里的杯子“碰”的一声掉在地上。
杨文峰坚持要送医院，但周局长摇摇头，用微弱，透着无力的声音说：“老毛病，回家躺一会就好了。”
出租车把两人送到周局长家，杨文峰半背半扶地把周局长弄上了二楼。周局长的爱人开门乍一看见站在门口的杨文峰，表情好象活见了鬼，杨文峰知道周局长也对爱人保密了，于是三言两语的解释了一下。周局长爱人对周局长倒没有那么紧张，熟练地拿湿毛巾敷在他头上，然后用白开水冲泡了一包白糖让周局长喝下。
“老毛病了，医生说是血糖偏低。”周局长爱人也姓周，杨文峰叫她周阿姨，周阿姨把周局长安顿在寝室里躺下后回到客厅时说。
三房两厅的房子布置简单，儿子结婚后就有了自己的家，周阿姨前几年就退休了，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躺一下就好了，不用担心。”周阿姨大概看到杨文峰脸上有焦急的表情，就安慰他说。“老周都已经62岁了，前两年就应该退下来的，可上面领导死活不肯，说部门特殊，关键时刻可以放宽年纪限制。我想老周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超过60岁的在职局长吧。”
“奥运会后周局长会退下来的，在**后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止，结果造成了现在的接班有些青黄不接，目前各个业务局都加紧培养三四十岁这一代的人接班。”杨文峰说到最后声音小下去了，他想起部党委培养的准备接替周局长班的副局长几乎和自己一样的年纪，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后来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杨文峰心里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这病就是不能挨饿，加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周阿姨说。
“哦。”杨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过来。
周阿姨的晚饭已经做好，就留下杨文峰吃饭。吃饭时，杨文峰说起当时周局长发病的情况，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对杨文峰是无所不谈的，但这么多年关于周局长在文革中因为坚持“保密原则”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却只字不提。杨文峰今天却失去了旁敲侧击的耐心，说完后，单刀直入地直接问周阿姨部里的传言是怎么回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坐回来后，已经没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看着眼前就象自己儿子一样的杨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吧。”
**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于是整个**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从特科设立到**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和“拉出”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伴一起偷渡台湾，“投奔自由”了。这下子造反派们象寻得了宝藏，母子俩人的苦难也由此开始。三天两头的批斗把俊俏的少妇折磨得几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着只有三岁的儿子，少妇早就自杀了。在批斗中，少妇经受不住折磨，交代了更多的历史问题。原来那少妇的丈夫的父亲本来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时匆匆撤退到台湾，没有把儿子一起带出去，后来儿子才在**开始后不久乘着混乱成功偷渡到台湾，与自己的父亲相会，并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受到了重视。那位丈夫确实曾经来过信，深情地说等大陆情况稍微安定就想办法通过香港接母子俩人出去一家团圆。不过每次台湾来信都是通过一位叫周玉书的政府官员转过来的。
疯狂的造反派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少妇，有一天少妇实在是无法再忍受，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丈夫，是否可以证明他不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周玉书当时木然地站在审判台旁边，一会看看台下的几百个鱼目混杂的群众，一会把视线转移到凶神恶煞的造反派那里，但就始终回避少妇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过了好一会，造反派催了好几次，周玉书才咬了咬牙，说：“我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说罢仍然不敢看那绝望的少妇一眼。造反派一听就来劲了，觉得受了少妇的作弄，当时就一顿拳打脚踢。可怜那少妇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绝望到忘记了呼痛。造反派一看，以为打得不够狠，就更加凶残地折磨少妇。
周玉书几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调查部总部的，他马上写报告请示领导，可是领导在农场，哪里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复的？就在当天晚上，肆无忌惮的造反派**了那位少妇。少妇是早上六点钟上吊自杀的，死的时候凄惨地起祈求老天爷和造反派放过她那只有三岁的孩子。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杨文峰心情沉重地问。他想起来自己那时也是和少妇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父亲也是在受到批斗。
周阿姨眼里的泪水只打转，神情悲伤地说：“那孩子母亲家的亲戚都在四川，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台湾，孩子没有亲戚收养，寄托在街坊邻居家，据说不久就找不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大概死了吧，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
周阿姨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出来，象断线的珍珠一样，杨文峰急忙递过纸巾。
“这就是你周伯伯保密把人害死的故事！”周阿姨说周伯伯，而不说周局长，也许是想让杨文峰感觉到周局长人性的一面。杨文峰并没有注意到，急切地问：“后来呢？”
“后来，”周阿姨瞄了一眼卧室的门，显然是怕周局长听见，然后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说：“八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成立后，你周伯伯才有机会在海外同那位少妇的丈夫见面，见面后，大家还没有开口说话，那位丈夫突然愤怒地伸出手使劲地抽你周伯伯耳刮子，你周伯伯嘴角都被抽流血了，可你周伯伯不但没有吭声，而且当场跪在那丈夫面前，那位丈夫打完后伤心地痛哭起来，这一哭就是三个小时，你周伯伯就这样跪在那里整整三个小时——”
“其实从那天少妇自杀开始，你周伯伯就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外面的人不管怎么说，也传不到我们的耳里，可是当时连部里的同志都有看不起你周伯伯的，说他为了保护自己，划清和那少妇丈夫的关系，人格低下——当然，好在部里的领导都理解，当时那少妇的丈夫边哭边喊道‘周玉书，你你你——，在我和我的妻子儿子之间你不懂得要保护谁吗？柔弱的妇女和天真的三岁幼儿呀，难道你是铁石心肠？难道你除了保密都没有人性了？难道——’”
“周阿姨，”杨文峰怕周阿姨太激动，吵醒了寝室里的周局长，声音柔和地轻轻喊了声周阿姨，等周阿姨回过神来，杨文峰接着说：“那丈夫真是好男儿一个，他责怪当时周伯伯为什么不干脆承认自己是中央调查部秘密派遣到台湾去的情报员，如果当初周伯伯说穿了这个绝密，那么那少妇当时不但保住了清白和性命，而且按照我党的规定，她当时就可享受烈士家属应该享受的所有待遇。当然如果在那种场合承认少妇的丈夫是调查部的情报员，以当时台湾的政治状况，那少妇的丈夫就算不经过任何审判都可以以‘共匪’或‘共谍’处死的。周伯伯当时选择了保护作为情报员的丈夫，而牺牲了情报员的妻子和孩子？”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周阿姨打断说，“你周伯伯当时并不只是保护少妇丈夫一人，当时和他一起派遣过去的有六位同志，可是如果仅仅是这六位同志的话，你周伯伯仍然不一定会选择牺牲少妇，那少妇和孩子毕竟可怜啊，男人们做事应该有胆有识，义无反顾的。你周伯伯年青时和你的性格有些相象，侠骨丹心，锄强扶弱——可是当时选择完全不是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或者是在弱女幼儿和六个情报员之间呀。
“小杨，你可能也知道一些，我们国家从建国到**前经济建设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当时调查部正在策划极积派遣情报干部到海外和国外。**开始后，在周恩来总理等一批老将军的支持下，这一工作并没有停下来，物色派遣干部是个长期的工作，**开始的时候，要派遣的干部基本上都物色好了，也经过了必要的培训。**一开始，中国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但是调查部的一批优秀的老干部老领导包括凌云同志、熊向辉副部长都是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他们有一套在混乱中看清方向的本能，在他们的坚持下，调查部决定利用文革造成的混乱，利用当时很多人偷渡台湾，偷渡香港的机会，把物色好的优秀情报员乘机派遣出去。那时偷渡出去的人往往被台湾和西方誉为‘反共义士’，一出去就可以得到重用，到台湾的很快就可以加入国军甚至军事情报局这些敏感部门，到达香港的也很受西方国家的欢迎，在港英当局的安排下，他们很快可以得到护照和签证，进入西方国家。就是那些留在香港的，也可以得到港英当局和这边秘密资助这双重好处，有很多人很快就成为了香港的富翁，目前也在香港发挥作用。”
杨文峰越听越信服，连连点头。
“小杨，如果当时让你周伯伯是选择保护少妇和孩子，或者是保护那和少妇丈夫一起派遣出去的几位同志，我都觉得你周伯伯会保护少妇和孩子。可是当时调查部是用和派遣那少妇丈夫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手法，在短时间内派遣了一百多位优秀的情报员到台湾和香港的呀！如果那位少妇的丈夫一旦被捕，我们国家当时整个海外情报员布网操作就很可能全部暴露，那不但涉及到几十个也许上百名优秀情报员的生命，而且整个党和国家情报工作将陷入无法弥补的底谷。”
“我明白了，周阿姨。”杨文峰声音微微有些颤动地小声说。
“你呀，小杨，今后别在你周伯伯面前提什么保密不保密了，你想气死他吗？”周阿姨边擦眼泪边笑着说，“过几个月奥运会结束后我就要强迫他退休啦。”
“对了，”杨文峰心情也开朗起来，突然想起来，不经意地问：“那位少妇的丈夫原谅周伯伯没有？”
周阿姨又小心地看了眼寝室门，小声笑着说：“早原谅了。你想当时那丈夫已经是国民党中校军官了，如果不原谅根本不会冒险到海外与你周伯伯秘密接头呀。可是人家失去了妻子和没有见过一面的儿子，那痛苦有多深也只有那中校和你周伯伯体会得到。那位中校是作为将军退休的，他后来一生未娶，目前由他打下基础的台湾军情系统情报网仍然是我们依赖的主要情报来源，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的斗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阿姨突然停下来，他们两个都会心的笑笑。周局长这时已经轻轻打开房门，慢慢走出来，脸色已经好多了，只是有些疲倦的样子。
“我有些饿了。”周局长慈祥地看着老伴和杨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