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隆冬了，成天寒雨纷飞。每日凌晨，城里人多半还在睡梦里，就会听见街上的鞭炮声、哭号声和唢呐声。今年很奇怪，人老得很多，天天都有出丧的。陶陶见不得死人的事，心里害怕。只要听见街上有哭声，陶陶就钻进关隐达的怀里，浑身发抖。关隐达哄着她，说她还是个孩子。
县委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老地委书记陈永栋去世了，要求各县市敬献花圈，并派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关隐达同陈永栋熟识，就同县委书记商量说：“我跑趟西州吧。”
陶陶正好想回去看看父母，就一同去了。两人回到西州城，在街上买好花圈，直接奔灵堂去。理事的都是地委办老同事，见了关隐达，免不了客气。可毕竟在办着丧事，不便热乎，就握握手，脸上露出说不清的表情。陈永栋两儿一女，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不怎么懂礼数，倒是躲在一边。等地委办的人叫他们，才过来同关隐达握手。关隐达见了他们那漠然的样子，说不出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只说陈老书记是个好人。围观的人很多，都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追悼会得下午举行，关隐达同陶陶就先回爸爸家看看。关隐达打发司机去宾馆休息，自己同陶陶步行上山。桃岭的风更猛，吹得人不能张嘴呼吸。陶陶背着风，说：“有人说陈老留下了很多钱。”
“你怎么知道？”关隐达迎着风，大声问。
陶陶退着走，说：“你在同人打招呼，我听别人议论。”
只有妈妈在家，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见两人冻得脸都红了，忙开了空调。
“真是个怪老头！”妈妈说起了陈永栋。
陶陶问：“别人都说，陈老存下了很多钱。”
妈妈说：“你爸爸同我说过，是真的，有四十多万。陈老留下遗嘱，这些钱全部交党费。”
陶陶说：“老人家境界倒蛮高啊。”
妈妈摇摇头，说起事情原委。陈永栋好可怜的，死了几天，才有人知道。他平时独来独往，儿女又不在身边。有位老同志突然想起，好久没见陈老清早舞剑了。他觉得不对劲，就报告了地委办。地委办派人撬开门，发现老人家安详地睡着了。幸好是冬天，不然尸体都不行了。陶凡听说了，马上带着吴明贤赶了去。地委办的同志正在清理陈老的遗物。有人从床头搜出张纸条，皱巴巴的。打开一看，竟是陈老的遗嘱。字歪斜而粗大。
我的遗嘱
一、我终身积累的钱共四十五万元交党费。
二、我的辫子要剪掉，理光头，干干净净去见马克思。
三、我的儿女肯定要争我的钱，不能听他们的。
陈永栋
陶凡接过遗嘱看了看，嘱咐在场的人说：“这份遗嘱，请同志们务必保密。”
陶凡马上约见了张兆林等几位在家的领导。陶凡说：“陈永栋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心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说：“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
半个小时以后，吴明贤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到了陶凡案头。陶凡过目后，说：“老吴，你秘书长都当几年了，怎么连起码常识都不懂？治丧委员会名单，不等于地委、行署领导名单。退下去的老领导，都得进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职务排列，其他委员就得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明贤说：“有些老领导，长年不住在西州。”
陶凡来火了：“你糊涂！他们就是长年住美国，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几经反复，治丧委员会名单才定了下来。陶凡批示道：着速印发各县市党委、政府，地直部门各单位，并送地委、行署、人大联工委、政协联工委领导，以及副地级以上离退休老同志。
吴明贤尽管挨了骂，但是看着陶凡的批示，心里还是佩服。他见陶凡用的词是“着速”，而不是“立即”、“马上”之类，似乎比别的领导墨水就是多些。
一会儿就到中午了。陶陶听得汽车声，说：“爸爸回来了。”
陶陶忙出门去看。关隐达也跟了出去。陶凡下了车，见关隐达夫妇来了，微微笑了一下。进屋后，陶凡坐下，忍不住叹了声。陶陶问：“爸爸怎么了？”
陶凡摇头说：“有人嘴巴不紧，把陈老的遗嘱泄露出去了。一位记者多事，竟让这消息见了报。”
关隐达问：“那么只好全部交党费？我看没有必要。”
陶凡没说怎么办，只道：“造这种新闻，没意义！”
见陶凡不想再说这事，大家都不提了。吃过中饭，一家人聊聊天，就到下午上班时间。陶凡还得去给陈老致悼词。轿车来了，陶凡夹着包出门。关隐达也要去参加追悼会，却并不随陶凡的车去。陶凡也没有请他同去的意思。两人再不是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倒不能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老向人家提醒他们的翁婿关系，对关隐达并不太好。
陶凡走后两分钟，关隐达下山去。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陈永栋老人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陈老干瘪的脸颊化了妆，就像涂了蜡的核桃壳。稍等几分钟，追悼会正式开始。场面安静下来，陶凡低沉着声音，回顾陈永栋同志光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听得有人悄悄议论，说陈老运气真好，碰上地厅级干部可以覆盖党旗了。
晚上，陶凡独自待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关隐达和陶陶没有马上回县里去，原想陪陪爸爸。妈妈说：“让你爸爸自己静静吧。从陈老去世那天起，他心情就不太好。”
电视一直开着，谁也没去看一眼。到了晚间新闻时间，竟然播了条有关陈老的消息，说一位老共产党员临终时，将终生积蓄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记者采访了陈老的儿女们，三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然地望着地上出神，说不出一句话。电视里便是沉重的新闻腔：是啊，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有的只是对老人无尽的哀思。
睡觉前，陶陶说：“爸爸心情好像很不好。”
关隐达说：“爸爸的心思我琢磨不透。如果是我处在爸爸位置上，我会想陈老这辈子值不值得？我自己这辈子该怎么评价？”
“都说陈老是个怪老头。”陶陶说。
关隐达叹道：“任何事情，只要超越情理了，违背人性了，就有问题。陈老越到晚年越有些像走火入魔。爸爸也许看破了这点，才不理会他的遗嘱。不知爸爸到底怎么看？我觉得陈老的结局有些荒谬。”
夜已很深了，陶凡书房的门缝里还透着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