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以上言《史记》于治乱兴衰、典章二者并详，他史则不能观其通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乱兴衰有《通鉴》可稽，而典章经制无书可以会通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备未审之处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较《通典》有同有异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以上言采摭旧说，间附己意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铢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增广缺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谦言，恐有繁芜缺略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核，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于官，民仰给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则井田不可行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以上钱
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时，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为币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扦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问，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后，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于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后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以上言征额日重，则官与商贾豪强皆无利可图
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农民代商受困，如盐课归地丁之类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于齐，则次之；榷酤始于汉，榷茶始于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间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后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寝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摧蓄贾居货待贾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谷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于珍禽奇兽，邪服异味，或荒**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于经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余，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于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后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椿内藏。于是天下之财，其归于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闬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后俾之入备王宫，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于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两汉、魏、晋取才
至于隋，而州郡僚属，皆命于铨曹；搢绅发轫，悉由于科目。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于词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于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后，官人皆出于铨曹科目
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柅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途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举士、举官分为两门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诫之。然后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尊之则为师，钧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吏与师合而为一
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后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与学分，而学日衰
于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于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后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于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于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搢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以上分清浊
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吁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宴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于是非阉竖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搢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以上分内外
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后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于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
至于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驳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后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后为三公，亚于司徒，乃后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后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后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后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后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八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贱。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悬绝如此。以上名实不符，古今互异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于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于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于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以上祭祀仪节久失
汉郑康成深于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于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威灵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常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以上郑氏说不足据
至于禘袷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适折中，其丛杂牴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以上祭礼，并录杜、杨之说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后，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后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以上三宗无沿革者，不之及
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以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以上略序王礼之目
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无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于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后，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于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间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于王莽矣。唐莫盛于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于天圣、景祐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贞矣。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后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后，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后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以上言汉、唐、宋盛时无乐，乐成而政已衰
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人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后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于黍之纵横，求正哇于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槃、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以上言乐有神解，不在简编尺量之末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于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于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练多而调发少
后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于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于平时，而驱用于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以上言后世兵民判然为二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于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以上言议法当依于轻
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髠、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以上言汉、魏、六朝轻重失宜，唐以后五刑乃为不易之典
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后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轻刑惠奸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驳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以上言秦焚书实未尝亡
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哉！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祐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阙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不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究，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盖讥世之学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于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牴牾，故欧阳公复讥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务多闻以为胜。以上言《史记?世表》为欧阳所讥，谱系似不可信
然自三代以后，至于近世，史牒所载，昭然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巨儒，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以上言无谱系，则茫然难考
今仿王溥唐及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于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不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后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毫。周弃至文王亦屡迁，史以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丰。夫汤，七十里之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于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其初不过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其后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国非有截然之疆界
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再传而后，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氏之后，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后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后，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后，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为子孙之忧。于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则六师移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汉之封建凡三变，而猜防益深
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余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亦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人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余习，故不久而遂废。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封建可久，因及汉末之弊
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后，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奖宗藩者亦有弊
今所论著，三皇而后至春秋之前，国名之见于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鄘、樊、桧之类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若诸小国之事迹，见于《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史《年表》。东汉以后，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事，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史记金匮石室之书，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纪录无遗，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堕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与纪时政，合而为一
《天文志》莫详于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中兴史志》采近世诸儒之论，亦多前史所未发。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于篇。作《象纬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数，次天汉起没，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变，次云气，凡十七卷。
《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间，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虽然，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刑之主也。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于此，不得其说，于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罙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说多不可通
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风、水潦、火灾之属，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至如魏、晋时，鱼集武库屋上，前史所谓鱼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鱼入舟，则祥而非孽。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一尔，故均谓之鱼异。秦孝公时，马生人，前史所谓马祸也；若伏羲之龙马负图，则祥而非祸。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亦一耳，故均谓之马异。其余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属，前史谓之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曰诗妖、华孽，今所述皆并载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异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异之意
其豕祸鼠妖，则无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旧名。至于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为妖，如桑谷共生之类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气胁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刘向以雨木冰为木不曲直。华孽者，花失其常性而为妖，如冬桃李华之类是也。若冰花，乃冰有异而结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为华孽。二者俱失其伦类，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门，附雨雹之后。又前志以鼠妖为青眚、青祥，物自动为木沴金，物自坏为金沴木，其说俱后学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为一门，而自动、自坏直以其事名之，庶览者易晓云。作《物异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厘正诸名目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后，为州弥多，所统弥狭。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后，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弥不复可考矣！以上言九州无定，禹迹不可考
而于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图。先以春秋时诸国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则及秦、汉、晋、隋、唐、宋所分郡县，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汉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领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舆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则荆舒之属也，夷则莱夷之属也，戎则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属也，狄则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于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至于沙碛之滨，瘴海之外，固未尝穷兵黩武，绝大漠，逾悬度，必欲郡县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当时，而夸示后世也。以上言三代时，四裔皆在中华之地
秦始皇既并六国，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粤。至汉武帝时，东并朝鲜，西牧甘凉，南辟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属，俱遣信使，赍重贿，招来而羁置之，俾得通于上国，窥其广大，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自是之后，世谨梯航历代载记所叙，其风气之差殊，习俗之诡异，可考而索。至其世代传授之详，则固不能以备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