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训子之举，得以消灾免祸。
到了晚年，曾国藩的“恐高症”越来越厉害。天京平定后不久，朝廷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节制三省，权势不可谓不大，但他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他这样恳请的理由，开始只一般地说自己才菲而体弱：“今则精力衰颓，公事废弛，心神则无故惊怖，多言则舌端蹇涩，自问蒲柳之姿，万难再膺巨任”；“不特微臣难胜任，即才力十倍于臣者筹办此贼，似亦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接着便大谈名实相副的问题：“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懦懦，深抱不安。”这些，都是实话，但是，他只有到了两次恳请而不允的时候，才真正剖白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臣博观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而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他是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的；同时，经过自咸丰二年底开始的风风雨雨，他位已高，权已大，希望从此过着安稳、舒心的日子。因而他亟想将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离开政治漩涡远一些。他在接到四月二十九日谕令他以钦差大臣督师北上的前几天，受到加封。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少泉伯之上加‘肃毅’二字。日内正以时事日非，志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适以为忧”四字，强烈地反映着他退让避祸的意思。
他所指的“时事日非”，包括恭亲王奕讠斤被贬一事。奕讠斤主持总理衙门二十年（咸丰十年、光绪十年）是清廷中枢发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决策者，便遭到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断非议与挟制。
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西太后突然以“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为由，革去了他的议政王和其它差事。曾国藩在三月十八日的家书中写道：“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无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亲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又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是，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懂得“功高震主”一语的内涵。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他是深刻的懂得这一点的。
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之强，和他的老成练达。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同治四、五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受到严旨诘责七次，被御史参劾五次。这样的急风骤雨，不能不使他胆颤心惊，“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于是，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终老林泉，却被戚友所劝阻。他哀叹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阶升降需人扶持”，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心态。曾国藩正是抱着这种焦灼、忧郁、惧祸，在夹缝中讨生活，“向平实处用功”的打算去处理天津教案的。
§§第二篇 变作战为心战：靠霹雳术去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