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角度看，曾国藩是一个读通经史之人，他素抱“花未全开月未圆”主义，万事不要做到尽头，适可而止。曾国藩决心裁兵，实际是由其忠君的根本思想所导致的。
历代的儒家，很少推重庄子的，可是曾国藩把庄子捧为圣哲，列入圣哲三十二人之林。他九弟生日时，曾国藩作诗赠之：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知道人间随时随地，有得有失；他敬佩屠羊说是一个功高而不争功的人，可谓读庄子有得。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也指时机，是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凡人要想成就事业，建立功勋，必须认清时务，因机而变，相时而动。曾国藩知道逆天行事的结果，退而求其次，至少获得忠心的美誉。
§§§48.总想冒险而进，则会断了后路
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这符合曾国藩“有时须委曲以行之”的处世观点。
《孙子兵法》认为进退功夫是为了以退求进，以稳求胜。很多人由于急于求成，总想冒险而进，则会断了后路。曾国藩的进退功夫可谓精深，非一般人不能比也。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
沅弟进退的决定，我以前的信中多次提到，说是腊月底的信才是确切的信息。近来深思熟虑，劝弟出山的意思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劝老弟潜藏不出的意思竟占到十分之六七呢。
部中新立规矩很多。像我这里遇到的金陵续保一案和皖南肃清保案全被驳斥，其余小事也动不动就遭驳回。言官等对于负责官民、有功之臣，责备极为苛刻，措辞极为严厉，让人感到寒心。军务方面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头绪极多。
……与我等共事的诸位，容易发生矛盾，稍微言辞脸色上有所表示，众人就批评为倚仗有功、傲慢不驯。如果考虑出山，实在恐怕会呕气的时候多，舒心的时候少。如果考虑潜藏不出，也有要仔细筹画的。大约才气高超的人，一般都不甘于寂寞，如同孔雀开屏，喜好自己炫耀文采。林则徐晚年家居，好与方面大臣谈论时事，因此与刘制军玉坡合不来，又想出山。近年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再次出山。这两位都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又受到在其老家的官员所排挤，所以不愿意长时间在家隐居。沅弟虽然积久劳顿，而实际上并没有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华，恐怕是很难久甘寂寞的。眼下李筱泉中丞待他很好，将来假设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无事，难保不会静极思动的。
依我的观察世事变化的丰富经验，默默地分析时局，所以劝沅弟出山的占四分，劝沅弟隐居的竟占六分。因为长期隐居不易做到，所以这事要由沅弟心中自行做主。为兄与澄弟不能完全代替他拿主意。我以前所说的腊月再定确切消息的大致就是这样。
可是不多日，朝廷下旨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曾国藩又表示“大慰群望”，劝其弟速赴任。
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被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
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这符合曾国藩“有时须委曲以行之”的处世观点：
五月廿九、六月初一连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发之信，并四书文二首，笔仗实实可爱。